1926年5月，在五卅运动周年之际，上海人民又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五卅周年纪念活动。这次活动发表了《告全国同胞书》、《告全世界被压迫民众书》和通电，宣传反帝反军阀的斗争。之后举行全市游行，游行群众冲进租界，在南京路上发传单，发表演说，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在行驶的电车上也贴上了“收回租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标语。帝国主义的武装巡捕出来干涉和阻挠，游行的群众用砖头、木棍与他们英勇搏斗，帝国主义分子慑于一年前“五卅”运动中群众斗争的威力，始终未敢开枪镇压，可以说，这是80年来帝国主义者第一次对中国民众的退让。
很快纪念活动转化为罢工斗争，并且由单独工厂罢工发展到同盟罢工，从经济斗争上升到政治斗争，形成了罢工高潮。6月，上海米价暴涨，工人生活愈加艰难，群众情绪激愤，上海总工会利用这一时机，发动了经济大罢工。军阀孙传芳和帝国主义、反动资本家加紧勾结起来，对上海罢工工人采取高压手段，6月27日，反动势力再次查封了上海总工会，不少基层工会也遭到破坏。
针对这种严峻局面，上海总工会派出了骨干力量协助各区工会开展工作，在罢工斗争中整顿和新建了一批基层工会，各级工会加强对罢工工人的教育与引导。经过总工会的努力，不仅提高了罢工工人干部的思想和工作能力，还解除了许多工人思想顾虑，使他们积极投入到罢工斗争中来。因此，在这次持续的罢工浪潮中，上海工人运动的声势不仅没有削弱，反而更加高涨。据统计，仅1926年6月至8月间，就发生罢工120次，参加罢工的人数达20万之众。6月份，罢工的次数有107次，参加的工人约7万。7月份罢工工人又增加1万多人。参加罢工的不仅有轻工业和手工业工人，而且有重工业、市政工人和码头工人。8月份，罢工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由经济罢工发展为政治罢工。对此，当时上海区委负责人赵世炎曾这样评价：经过两个半月的经济罢工以后，上海工人又走到民族的政治的战斗场上来了。
在党的领导下，经过持续几个月的罢工斗争，上海工人阶级的组织性、纪律性、政治觉悟都有了显著的提高，工会组织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工会会员由原来的20万人增加到30万人。许多工厂的工会相继建立了工人纠察队，工人开始有了自己的武装，他们密切注视着北伐战争的胜利消息，随时准备以武装起义迎接北伐军的到来。
（三）反动势力分崩离析
1926年初，在英、日帝国主义的劝说下，直系军阀吴佩孚和奉系军阀张作霖同流合污，实行反革命的“联盟”，打出“南北讨伐”的旗号，打算向北进攻倾向革命的国民军冯玉祥，向南进攻广东革命根据地，一举消灭广东革命政府。此时，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促进下，全国形成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1926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力促与帮助下，加上全国爱国力量的响应，广州国民政府毅然决定挥师北伐，把革命推向全国，彻底埋葬北洋军阀统治。
从当时革命与反革命力量对比来看，广东革命阵营的北伐条件已基本具备。广东革命根据地已经扩大到广西和湖南南部，正在蓬勃兴起的工农运动为北伐提供了群众基础，国民革命军已拥有8个军10万余人。再加上大批共产党员参加了军队的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使广东革命队伍显得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威力四射。与此相反，盘踞着大半个中国的北洋军阀尽管号称百万大军，还有帝国主义给撑腰，表面上气势汹汹，但官兵腐化，士气不振，暮气沉沉，俨然一副败军之相。正义与邪恶之间的决战一触即发。
1926年5月下旬，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军的先锋，为援助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唐生智部，提前出征，攻入湖南，迅速地为北伐军打开了前进的道路，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紧接着6月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出师北伐案，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战争正式开始。
北伐战争初期，由于广大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北伐军中发挥了骨干作用，再加上蓬勃发展起来的工农运动配合和支援，北伐军在湖南战场上攻无不克，所向披靡，敌人闻风丧胆，溃不成军。7月11日，北伐军占领长沙，8月22日攻占岳州，迅速荡平了湖南境内的军阀势力，随即北上进军湖北。
当湖南溃败的消息传来，吴佩孚急得团团转，犹如热锅上的蚂蚁。在求救于孙传芳而不得援助后，他便急忙亲自带领主力南下，企图扼守粤汉路的军事要塞汀泗桥、贺胜桥，阻止北伐军的强大攻势。可是，北伐军进攻之势锐不可当，迅速击败了吴佩孚的主力，并一举拿下了战略要地汀泗桥、贺胜桥，打通了向武汉进军的大门。9月5日，北伐军兵临武昌城下，并立即分兵渡江攻占了汉阳和汉口，继续追击残敌于武胜关，湖北战场上只剩一座孤城武昌。至此，吴佩孚赖以维持其军阀统治的反动军队几乎被全部歼灭，北伐取得了两湖战场上的决定性胜利。
军阀吴佩孚的惨败，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各地的革命工农群众，沉重地打击了整个反革命阵营，尤其是对盘踞东南一隅的孙传芳来说，是一次致命的打击和直接的威胁。孙传芳心知肚明，一旦北伐军挥师东进，他在东南五省的势力被歼的日子也就不远了。在这一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坚决支持北伐军乘敌军调动未定之时，乘势向江西发动进攻，消灭孙传芳，以巩固和发展北伐战争的胜利果实。此后，北伐的主要战场便从两湖转移到了江西。革命势力的迅猛发展，动摇了孙传芳的军心，原本貌合神离的地方军阀，也纷纷暗中与北伐军取得联系，寻找新的出路。同时，北洋军阀的溃败和北伐军的胜利，使东南各省人民的反孙情绪日益增长。为了应付江西战场北伐军的进攻，孙传芳把主要兵力都调到了南昌、九江一线，后方兵力空虚，统治力量削弱。这种形势，给上海工人的武装起义造成一个有利的契机。
全国各地革命形势的不断高涨和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不仅从根本上动摇了北洋军阀及其主子在中国的反动统治，而且还加剧了反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和斗争，加速了北洋军阀统治的崩溃。而与之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西方列强并不甘心失败，更不愿意放弃它们在中国的殖民利益。但是，帝国主义各国在华的殖民利益各不相同，采取的策略也各自为是。它们有时相互联合、沆瀣一气，共同镇压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有时则互相拆台，勾心斗角，为保住本国的利益而到处钻营。帝国主义各国虽然经常变换反革命策略，但也无法从根本上调和它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在迅猛发展的革命形势面前，帝国主义也要重新考虑自己在各国的地位和策略。
1924年，当广东出现了一个革命的政权时，帝国主义把它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尤其是英帝国主义，依靠它在南方的经济、政治势力，曾想方设法颠覆和破坏广东革命政府，但都遭到了失败。1926年，西方列强再也不能容忍广东革命势力的发展，它们企图使各派军阀联合起来，共同向革命势力进攻。它还特别把希望寄托在刚愎自用的吴佩孚身上，用大批的贷款和武器支持他，妄图一举消灭广东革命根据地。可是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开始不久，吴佩孚就一败涂地，孙传芳也出师不利，西方列强感到利用北洋军阀消灭革命力量的阴谋可能难以得逞。于是，正当北洋军阀腐朽统治分崩离析之际，西方殖民统治者开始制定新的策略，企图继续保住他们在华的殖民利益。由于各怀鬼胎，在对华政策问题上，帝国主义之间又陷入了无休止的争吵之中，那种暂时的联合很快又被它们相互之间的争斗所替代。
老牌的英帝国主义殖民者抛出联合武装干涉北伐的策略。英国一向视长江流域为它的势力范围，其豢养的走狗吴佩孚、孙传芳就是控制这个地区的傀儡军阀。当北伐军讨伐吴佩孚直接打击了英国在华利益时，英国便阴谋策划和极力鼓动日、美、法、意等国联合出兵，企图以武力阻止北伐军向长江流域进攻的步伐。
就在英国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之时，狼子野心的日本帝国主义则在暗中积极准备取代英国，夺取其在长江流域的殖民利益。其实，日本对英帝国主义在中国长江流域的特权和利益早就垂涎已久，并三番五次地寻找机会向南扩张，甚至企图要挟张作霖用武力统一中国，但都没有成功。吴佩孚被北伐军击败后，日本殖民者则是半喜半忧。因为吴佩孚一垮台，军阀张作霖就可乘机向南扩张，而如果英国在长江流域的特权受到打击，日本则可乘隙而入。但是北伐军势如破竹，它的狼子野心能否实现，实在是虚无缥缈。而日益强大的美国则采取改弦易辙策略，着手物色其在中国的新的代理人，以获取最大殖民利益。美国入侵中国以来，一直没有扶植忠诚于己的军阀势力，而是依仗自己强大的经济实力，对中国各派军阀进行渗透，并施加影响。但是，随着旧军阀日益走向没落，行将就木之时，美国不得不改变其长期以来的策略，扬言只有美国能够凭借其资本实力帮助中国实现实业发展与和平。经过精心策划，美国最终选择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右派势力，并运用其日益强大的经济实力，逐步实现对中国的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的控制。因而，对于英国极力鼓吹的联合干涉北伐军的建议，美国表现出毫无兴趣和漠不关心。
无论各国殖民侵略者采取什么策略，在对付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上，它们的手段是一致的，总是以武力威肋作为后盾。所以，北伐战争开始以来，英、美、日、法各国都以保护其在华的“侨民安全”为由，不断向中国增派武装力量，对中国人民进行威吓。英帝国主义有恃无恐，制造了一系列挑衅事件。1926年9月3日，停泊在武汉江面的英国军舰，开炮轰击北伐军，公开以武力援助吴佩孚；9月4日，英国军舰驶入珠江，派海军陆战队骚扰省港罢工委员会，强行绑架工人纠察队，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器；9月5日，英舰又炮轰四川万县，造成几千平民伤亡，制造震惊中外的“万县惨案”，9月9月，英舰又在汕头扣留中国商船，殴打中国的水手和司机。
西方殖民列强的武力威胁和恐吓当然无法阻止北伐军进攻的步伐，更无法挽救吴佩孚大溃败的命运。相反，殖民者的武力挑衅更加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全国各大中城市先后爆发了反英大示威。中国人民的正义抗争也得到英国国内工人阶级和人民的声援，英国人民严厉指斥英国在华残暴政策，以及英国炮舰在中国内地水路沿岸巡游之行动。所有这一切，使英帝国主义陷于极其孤立的境地。英国武装干涉政策的受挫使西方殖民列强越来越感到，必须重新寻找新的代理人，以保护它们在华殖民利益。
与此同时，在北伐军沉重打击之下，西方殖民侵略者在华利益代理人北洋军阀更加矛盾重重，相互讹诈和窥视。1926年8月，当吴佩孚亲率主力南下应付战局之际，张作霖和孙传芳都在密切注视着形势的发展。他们既希望能借用吴佩孚的力量，消灭广东革命势力，又打算乘吴佩孚危难之际，将自己的势力伸进吴的地盘。于是三派军阀之间上演了一场勾心斗角的表演，给北伐军造成了极好的各个击破的机会。
当吴佩孚在湖南兵败，北伐军占领长沙之时，吴佩孚急忙调集主力南下，要与北伐军决一胜负，同时，他曾指望孙传芳助他一臂之力，催促孙传芳从福建、江西两路分兵进攻广东和湖南，南北夹击北伐军。
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正当他火烧火燎地催促孙传芳出兵相助时，孙传芳却在南京悠然地休养，做着黄粱美梦。他还假惺惺地致电吴佩孚说，目前赣闽局势吃紧，对湖南这边的战事实在无力顾及，婉言拒绝了出兵援助的请求。与此同时，他又打出了“保境息民”的旗号，伪装中立，声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以稳定内部的矛盾，笼络人心。孙传芳一方面拒绝吴佩的求援要求，对湖南战事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另一方面却暗中调动部队入江西。其目的当然不是援助吴佩孚，而是算计着乘北伐军与吴佩孚两败俱伤之际，调其主力部队从侧翼进犯北伐军，图谋收取湘鄂两省，且收容吴佩孚的残余势力，取代吴而成为直系之首。吴佩孚求援不到，心急如焚。此时，奉系军阀张作霖却早已做好了“接吴”的准备，他调兵遣将，跃跃欲试，并一再向吴佩孚表示，愿意给予大力援助，共同“讨伐”北伐军。可是吴佩孚心中明白，张作霖异乎寻常的热情，是想乘己之危，夺取地盘。所以，尽管他处境危难，仍一口拒绝奉军南下，把张作霖拒之门外。直到吴佩孚败退河南，残兵败将一筹莫展之时，仍然一再向张作霖声明，只求接济军饷和枪支，不需要军队相助。正因为各派军阀之间矛盾重重，不可调和，所以当北伐军击败吴佩孚，开始向东南进军时，号称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孙传芳也同样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在北伐胜利进军和革命形势不断高涨的形势下，不仅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等大军阀之间勾心斗角，各怀鬼胎，无法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北伐军。就是那些依附于各大军阀的地方军阀，眼看北洋军阀统治大势已去，也“身在曹营心在汉”，各自盘算保存实力，另寻出路。当吴佩孚在两湖战败之时，直系军阀的许多将领便纷纷倒戈投城，归附北伐军。孙传芳的五省联军中各省地方军阀也在瞄准时机，暗中向北伐军试探改旗易帜的条件。
西方殖民侵略者之间与北洋军阀内部的矛盾与斗争，使反动势力的阵营处于四分五裂、分崩离析的境地，这对当时正在进行的北伐战争和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