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冷战后墨西哥的发展与对美外交
墨西哥是拉美的大国之一，由于与美国相邻的独特地理位置，使得墨西哥与美国之间的关系，较之其他拉美国家更为特殊。“二战”前的被侵略、干涉与暂时性合作的波动性关系，在冷战后基本定型为天然“相互依赖”的伙伴时代。其实，墨西哥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怎么会与美国这样一个发达国家“相互依赖”呢，无非是“新帝国主义”的一种遁词而已。另外，从墨西哥本身来讲，80年代的债务危机使社会贫困问题更加严重。1989年12月，刚刚就任的萨利纳斯总统就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在社会福利方面，发展医疗卫生、营养、教育、住房和制定土地所有权的立法；二是在生产方面，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开发社会资源，大力支持农业、畜牧业、乡镇企业、渔业、木材业、矿产和小型工业的发展；三是在地区发展方面，建立有地区影响的基础设施。然而，仍然存在社会不公现象，社会两极分化加剧。1994年底墨西哥爆发金融危机，国家陷入困境状态。
自1994年NAFTA生效之后，墨西哥进入与美在多领域进行合作的时代。同年12月，塞迪略执政后，经济仍然困难，直至1997年。进入2000年7月，墨西哥人迎来了新一届总统——维森特·福克斯·克萨达（国家行动党），国际舆论界对福克斯当选的政治意义给予很高的评价。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的观点能够代表美国学界和政界的基本看法。他指出：“事实证明，NAFTA的影响不只在经济上体现为实际收入的增加，在政治上它体现得更为成功，他给墨西哥的改革者一种成就感，可以寄希望于将来的成就感。福克斯的成功证明了一个向世界开放的国家，其商业的运作更少依赖政府的庇护，公民对政治有了更理性的认识。其结果实现了向民主的和平过渡。”
墨西哥的发展已与NAFTA不可脱节地联系到一起。在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美国学者来看，NAFTA将墨西哥纳入到北美，确切地讲是美国所设定的发展轨道中，在其实施的11年间，促进墨美经贸关系的不断发展，而且实现了墨西哥政治开放的目的。在他们看来，似乎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在NAFTA尚处于谈判阶段，美国的西半球事务委员会主席、国会议员罗伯特·托里塞利就明确提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而且必须是民主国家俱乐部，我们有权相信，墨西哥能够且一定会建立一种民主制度。”显然，通过NAFTA的执行，以自由贸易推动墨西哥的政治改革是美国政府追求的一项长期目标。
墨西哥的劳工问题是NAFTA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同样也是影响墨美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1995年和1996年墨西哥政府向美国提出进行关于季节工人计划的谈判。但是美方认为，边界地区的拦截行动在抑制非法移民进入美国方面证明是成功的。在NAFTA的谈判中，美国国内反对自由贸易的一派对墨西哥执行的劳工政策和劳工标准大加指责，其用意是担心在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中，墨西哥的低工资生产具有价格优势，一旦放开价格限制，将对美国国内的同类产品造成冲击。因此，在NAFTA谈判中劳工问题成为谈判的焦点。另外，上世纪60年代，墨西哥政府实行的边界地区工业化计划推动该地区进入现代发展的新阶段。三十多年来，墨美边境地区的发展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进入90年代，NAFTA的执行使得美墨经贸联系更加密切。现在，美墨贸易往来的90％以上需经过边境地区。边界地区的经贸往来日益繁忙。然而，边界地区的基础设施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更新，道路、桥梁、公共供水、学校等公共服务设施严重老化，不堪重负。同时，伴随着经济发展，边界地区的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基础设施老化、环境质量下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环境保护成为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和基础，已被提上了议程。因此，最后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之外，增加了两个平行协议——北美劳工合作协议和北美环境合作协议。
总之，冷战以后，墨美关系有了较大幅度的改善。小布什二度当选总统后，十分重视美墨关系，他表示，在外债、双边贸易、反毒品走私、非法移民和环境等问题上将同墨西哥密切合作。小布什政府认识到，墨西哥对美国的重要性正在日益增加。美国由于拉美移民，特别是墨西哥移民的增加，也将成为西班牙语第二大国。墨西哥既是廉价劳动力和原料的供应地，又是美国商品的销售地和美国的投资场所。作为拉美大国，墨西哥在拉美影响较大。80年代初以来，墨西哥经济困难，债台高筑。美国意识到，若墨西哥因经济危机而引起政治动乱和社会不安，必将危及美国的安全。而改善墨美关系，加强同墨西哥的双边合作，则可以利用墨西哥的影响，淡化拉美国家的反美情绪，为改善美拉关系创造有利条件。
目前，福克斯政府在坚持国家主权、民族独立的前提下，为改善同北方邻国的关系作了很大努力。福克斯政府进一步加强前届政府同美国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合作的立场，同时通过各种途径同美国共同探讨解决两国间存在主要问题的办法，包括克服分歧、消除摩擦、加强合作的措施。通过同美国积极对话，谋求建立一种互相尊重、相互协作的外交关系。
第二节墨美政府对双边关系发展的态度
冷战后，国际经济和政治格局发生了变化，以意识形态对立为主要内容的冷战格局结束，经济因素在国际竞争中的作用凸现出来，各个国家都在进行战略调整。刚刚上台的老布什政府适时地推出了美国对墨西哥及整个拉美国家的新政策——“美洲事业倡议”，其主要的目的是建立西半球自由贸易区，将自由贸易的理念付诸实施。这个宏伟计划的第一步是与墨西哥进行自由贸易。发展的需求促成了墨西哥萨利纳斯政府最终抛弃了历史成见，作出了与美国进行合作的务实选择。1989年，萨利纳斯明确提出与美国进行自由贸易，老布什政府随即给予积极的回应。两国政府的这一重大举措预示着两国关系即将发生深刻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带给墨西哥的不只是希望还有许多潜在的问题。
随着墨美边境客户工业越来越集中在技术水平高的产业如汽车、电子等部类，客户工业对职工的技术要求在不断提高。客户工业中工人平均受教育的时间从6年提高到7年，在管理阶层中，经过高级培训的管理人员的人数从1979年的20％提高到了1989年的40％，这一比例还在不断增长。在一般情况下，新成立的客户工业要比老客户工业的技术水平高，对熟练工人的需求性较高。技术水平高的客户工业中，人事变动频繁，主要是技术熟练工人对非熟练工人的替代频繁，劳工关系也更为灵活。因为墨西哥贸易自由化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吸引外国投资，政府也在竭尽全力地为投资者提供政策优惠。
为此，政府对客户工厂中的劳资纠纷不再进行干涉，即使劳资纠纷演化到出面调停的地步，政府在很多时候也倾向于支持跨国公司的资本家，并以此作为吸引外资的一项让步。NAFTA生效后，一些国际关系评论倾向于以某种特定的方式来理解这种区域化合作，按照约瑟夫·熊彼得的观点（1976），民主制度变成了一种间接的机制。这样一个基于经济发展的南北合作组织通常被认为是不可能或是无法持续存在的。区域合作的民主在这个意义上是间接的，倾向立足于少数人主动对多数人的影响。区域的平等合作成为一种尝试性的间接平等。这样一来，它势必只能包含有限的参与、义务和政治合作。尽管冷战结束以来的墨美关系的发展面临着种种障碍，但面对两国现存诸如移民、环境、贸易等问题两国政府仿佛既非漠然，亦非消极。而事实上，墨西哥已逐渐努力去实现独立应对生产和发展的循环，以尽快消除对区域社会提供的安全感的依赖性。尤其是在一个全球性的政治、经济环境中，人口高度密集的墨美边境地带发展引起的墨美关系问题成为墨西哥正在积极寻求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不过即使如此，冷战后墨西哥政府的规模与范围依然是非常有限的。冷战后，问题已经逐渐清晰显露，几届墨西哥总统统治下政府不约而同地开始了缩减政府规模、收缩政府范围的变革。开始了市场化的变革，不管是渐进的还是激进的。除了极个别初级资源型产品外，所有计划都开始了亲市场化的策略。墨西哥也开始了以国有企业私有化、公共服务市场化为内容的新公共管理变革运动。而80年代末期，墨西哥政府开始采取亲美的务实政策。以市场化为基础的发展战略，成了墨美双方的共同行动。到90年代，多届墨西哥政府都走上亲市场的发展道路。这样，在保护性措施缺乏的情况下，墨美边境工业以不同的方式对劳动力问题作出反应。在美国境内或墨、美各自的边境地区，资本密集型的企业为吸引和保留高技术工人，提供了良好的福利举措，还对工人组织采取一种相对宽容的政策。而在劳动密集的工业当中，劳动费用支出占总费用支出量较小，结果，工人得到了较为微薄的收入和一种不合理的工作安全保障。
墨西哥政府本身在墨美关系的操控能力上相比美国，不具备太多优势，但是这并不是说，墨西哥政府在墨美双边问题的解决上所作出的努力是不重要的，是不起作用的。实际上，墨美两国政府在对待发展双边贸易的目标上是一致的。美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政府财政虽然也非常紧张，但其规模要比墨西哥大得多。因此，美国政府的控制范围也要广泛得多，政府不仅为美国市场经济提供了广泛的自由发展空间，提供了充分的法律、秩序和产权保障，而且还在商品的供给、边境纠纷、完善保险市场、解决贫困等方面提供了非常有效的服务。然而，对于墨西哥政府来讲，国家实力的相对弱小、发展资金的缺乏以及对美经济上的长期依赖使得墨西哥始终处于一种较被动的地位。特别体现在目前的墨美关系中重要而始终悬而未决的边境非法移民处理和环境保护问题上。
美国是战后主要国际制度的发起者和倡导者，推动了以经济和政治自由主义理念为基础的多边主义国际制度的建立及其在全球各个领域的扩展。至今，尤其在经贸领域，美国仍然大力推动北美自由贸易区为代表的墨美自由贸易体制；但是另一方面，后冷战时期美国表现出日益严重的“单边行动”的偏好。后冷战时期以来（除了克林顿政府第一任期前半段），美国在墨美贸易合作中存在的边境问题所采取的实质性行动还十分有限。“9·11”恐怖袭击之后，美国政府对全球安全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在处理与双边问题方面，美国几乎完全从自身的利益和价值取向出发，变得格外谨慎。因此，对当前影响墨美关系的双边问题解决来讲，仍然有很大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