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美国贸易政策中的地区主义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主导作用。而冷战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也呈现出多极化的发展趋势，美国在国际经济中的领导地位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对美国的影响首先在其对外贸易中展示出来。面对变化的国际经济形势，美国也在不断地对其对外贸易政策进行调整。在当今的国际经济关系中，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变化对全球贸易体制和地区贸易格局的建立均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经济区域集团化是一种具有双重属性的复杂经济现象。一方面，它是生产力高度发展、国际分工不断深化、经济国际化程度日益提高的结果，是世界经济走向全球一体化的一个阶梯；另一方面，它又是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剧、国际竞争日益尖锐的产物，他被看做是“贸易壁垒的国际联合”。因此，推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产生的因素也是多方面的，总体来说：
其一，经济国际化趋势快速发展和美、加、墨三国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日益加深。
其二，美、日、欧经济竞争的加剧和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
其三，南北经济关系的新发展和美拉经济关系的新变化。
其四，美墨与美拉关系中体现的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的交织蕴涵着：（1）全球主义中的理想主义，即国际关系学中的理想主义。由于理想主义的超国家倾向和世界和平主张，所以又被看做全球主义。（2）全球主义的自由主义，这会导致经济、政治领域，特别是国际关系领域的全球主义主张。（3）全球主义的经济自由主义，主张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从而对经济的全球化和世界的相互依存表示关注与认同，立足于经济的全球化和相互依存。（4）全球主义既是一种思维方式，也是一种付之行动的主张和构建现实的规范。它指向社会实践，并积极介入社会现实的整合，而无论是指导思想还是行为规范，要求摆脱国家中心论的束缚，代之以人类中心论、世界整体论。
美国致力于推动多边贸易自由化进程的根本目的是根据美国的利益需求和国际贸易领域的规则，为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商业扩张清除各种障碍。在一直坚持的多边、无条件的自由贸易政策转向单边的贸易保护主义的背景下，美国政府开始考虑实施地区主义的可行性。在历史上，美国对地区主义一直持比较谨慎的态度。1979年，美国的贸易法明确要求考虑美国与北美国家在能源及其他相应领域的竞争情况。根据这一规定，美国的贸易代表于1981年7月，提出了一份题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研究》的报告，详细讨论了美国与加拿大和墨西哥展开自由贸易合作的可能性和合理性。里根在竞选总统时也明确提出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计划。1986年美国发起乌拉圭回合的多边贸易谈判，但1990年乌拉圭中期评审会遭到挫折，促使美国转而与加拿大开始进行自由贸易谈判，1989年美国与加拿大正式建立自由贸易区。1992年将墨西哥纳入到北美自由贸易区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中。
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标志美国的贸易政策中对地区主义的态度发生了重大的转变。90年代，布什上台后，除了继续实施具有贸易制裁性质的《综合贸易和竞争法》之外，贸易政策开始强调推动出口的重要性。到了克林顿时期，尽管对地区主义的热衷引发了美国“是否放弃多边贸易体制”的争论，但从根本上讲，地区主义是对多边主义在整体上的补充而非替代。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则在他1973年出版的《没有国界的世界》一书中阐述了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各国间的冲突将被合作与共同体意识所取代，从而传统的国界已不复存在的思想。跨国公司问题专家雷蒙德·弗浓提出了“民族国家已成为时代的错误，跨国公司的挑战使国家主权的作用日渐减弱”的观点。世界秩序学会主席罗伯特·约翰逊呼吁“以人类利益克服狭隘的国家利益”。[总之，不少西方学者认为：“在民族国家的决策中，对狭隘国家利益的忠诚越来越松弛，而且正在被对全球利益的忠诚取而代之。”
NAFTA是美国签署的第一个南北贸易协定，也是世界范围内南北合作的一个范例。它的生效成为美国贸易政策向地区主义倾斜的主要标志。美国和墨西哥进行自由贸易固然有处理和规范美墨双边关系的考虑。但从美国的全球战略高度审视NAFTA，其意义就不只如此。NAFTA既是一个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议，也是在冷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工具。在西半球，NAFTA为美国处理与拉美国家的经贸关系确立了标准和规范。在全球范围内，NAFTA实际上是一套规范南北贸易的新的规则体系。在美国与加拿大签署美加自由贸易协定时，就有意将墨西哥包括进来。甚至在更早时期提出北美自由贸易区方案时，就已将墨西哥考虑在内。美国对墨西哥的重视除了有双边的因素外，还有更深的考虑。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前身是美加自由贸易协定。美国在美加自由贸易协定的基础上将墨西哥包括进来，从制度和规则的角度看，旨在加强美加自由贸易协定的旧规则，另外，针对墨西哥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制定一些新的规则以规范商品进入美国市场的条件。NAFTA对墨西哥政府行为制定规则的目的是对将来进入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国家树立一个先例，通过地区的力量加快成员国的自由化进程，并随之以制度的形式将这种成果确定下来。在此，NAFTA发挥的是一种示范效应和锁定效应。NAFTA确立的新的规则体系将对南北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第三节NAFTA对墨西哥自由贸易的促进
德拉马德里总统作出的重要贡献是在墨西哥经济发展步入低谷的危机中启动了经济改革的进程。1989年萨利纳斯上台执政，大大推进了墨西哥的改革进程，墨西哥的经济发生了更为深刻的变革。萨利纳斯在任期间作出的最有胆识的决定是与美国进行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在他上任之初，正值美国和加拿大签署美加自由贸易协定，当时美国有意让墨西哥也加入进来，但遭到墨西哥的拒绝，萨利纳斯在执政期间进行的改革计划的中心任务是以贸易自由化改革来推动墨西哥经济快速融入国际经济社会，在国际竞争中提高经济效率，实现经济的转变。墨西哥从80年代开始的经济改革为美墨之间的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启动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和基础。墨西哥政府希望实现从经济调整到经济增长的转变是推动政府抛弃成见、积极追求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内在动力。而在此之前，实行的控制价格、削减工资和私有化等其他改革尚不足以完成这个重大转变。
自由贸易能够创造投资机会、锁定国内的改革、降低墨西哥政策发生变化的不确定性因素和进入墨西哥市场的不确定性，提高外国投资者的信心和投资回报率。而促使萨利纳斯抛弃成见，作出与美国进行自由贸易谈判举措的是1990年的欧洲之行。此行原是希望能够促进欧洲共同体对墨西哥的投资和贸易。但欧洲之行使他认识到欧共体正致力于欧洲内部统一大市场的建立，根本无心顾它的现实。同时，他亲眼目睹了欧洲小国参加一体化之后受益良多的经验，加之带有墨西哥有可能逐渐被边缘化的危机感，使得他接受了单个国家无法面对日本、欧洲区域一体化浪潮的挑战，如果不能组建自己的区域组织，将面临着边缘化的危险的事实。面对区域化的挑战，墨西哥在衡量应该与哪个国家联系在一起，在日本、欧洲、美国三级的权衡中作出了与美国结盟的选择。萨利纳斯归国之后作出两个重大决定，一是5月份宣布实行的私有化，以吸收国内外的资金；另外的抉择就是和美国进行自由贸易谈判。
墨西哥70％以上的进出口贸易是与美国进行的，美国是墨西哥最大的贸易伙伴；在处理债务危机之后的债务谈判和安排中，美国是墨西哥外资的主要来源国，美国对墨西哥经济复苏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使墨西哥在经济和外交政策中逐渐倾向美国。墨西哥在处理与美国关系上更加务实。80年代后期开始的贸易自由化改革，墨西哥并没有实现贸易的多元化，相反，墨西哥对美国的经济依赖逐渐加重。1986年，墨西哥加入关贸总协定，墨西哥的商品的进出口平均年增加率为25％，而出口的年增加率为13.5％，1992年墨西哥的贸易赤字达到228亿美元，从美国的进口量超过对美国的出口，成为造成巨额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墨西哥进口的70％来自美国，美国公司是墨西哥贸易自由化的主要受益者，他们从墨西哥贸易体制的规范化中获得了经济收益。
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之后，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采取隐蔽的形式，以环保、移民、安全、植物检验等技术性的非关税壁垒限制进口。美国的生产者经常提出对不公平贸易的起诉，让墨西哥的出口商深感苦恼。双边贸易不断发展，贸易争端势必不断增多。因此，在两国之间建立一种争端解决机制显得尤为重要。墨西哥希望对其产品能够免于实行反倾销、抵消关税等贸易制裁措施。可见，墨西哥的产品进入美国的准入条件比较苛刻，寻求一种解决贸易争端机制对双边贸易的发展至关重要。1989年，美墨进行了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的谈判，其主要内容是美国以市场准入为条件要求墨西哥放宽对外国投资的限制。同年，在萨利纳斯与布什会晤的峰会上，分别由双方的商务部长牵头建立了美墨贸易和投资联合委员会，建立了双边磋商的正式机制。可以说，在90年代初，墨美之间进行正式的自由贸易谈判的各种条件基本成熟。1990年，萨利纳斯政府正式提出了与美国进行自由贸易的官方照会，9月，布什政府通知国会他可能同意与墨西哥进行谈判。在1991年的3月，加拿大加入其中，5月，美国国会同意在1991年7月开始将为期两年的快车道权力授予总统。北美的贸易自由化进程进入了制度性建设阶段。
今天，NAFTA实施已有11个年头了，关于NAFTA给三国带来的成本和收益的研究和讨论也一直在进行。收益集中在进入美国的市场，尤其是美国实行非关税的贸易壁垒；增加了投资，不仅有美国，还包括来自日本、韩国和欧洲等地的投资者到这里寻求投资机会，这些国家的投资商将墨西哥的区域优势作为进入美国的桥梁，将产品打入美国市场；增强了投资者对墨西哥经济的信心，改善了墨西哥的经济地位。墨西哥与美国进行自由贸易是墨西哥由农业社会跨入工业社会以来发生的第二次重大转变，是墨美关系在全球化背景下发展的一个良好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