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NAFTA时期墨西哥的政治改革
自20世纪初以来，革命制度党连续执政七十多年，控制了墨西哥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墨西哥的现代史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革命制度党领导下，墨西哥开始了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从40年代到80年代，墨西哥经济出现了快速增长。进入80年代债务危机的爆发将这种工业化模式的内在缺陷暴露无疑，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和改革成为墨西哥政府面临的首要任务。1982年德拉马德里当选为总统，启动了经济改革的进程。1986年墨西哥加入了关贸总协定，开始了贸易自由化进程。1988年萨利纳斯继任总统后，加快了经济改革的进程。1994年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从制度上锁定了自由化的发展方向。
然而，80年代后期经济改革不断深入，市场竞争对长期依赖的高度保护的政治和经济结构产生的冲击和震荡在不同层面上展现出来。而80年代墨西哥的经济动荡导致了政令多变。1982年实行的银行国有化政策使上层商业利益受到削弱。经济动荡、政策的不确定因素增加，迫使工商界决定参与政治、寻求政治代言人以保护自己的利益。他们选择了政治理念基本接近的国家行动党。70年代墨西哥进行政治改革，在政治生活中承认了反对党的合法席位，众议院为反对党提供了一定的活动空间。革命制度党容忍了国家行动党的存在和活动，实际上在墨西哥的政治体制中设立了一种机制，能在不同阶层的利益和矛盾趋于紧张时发挥调节作用。萨利纳斯的本意并不在推进政治改革，他一再强调，墨西哥要吸取苏联解体的教训，在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实现之前，放慢政治改革的进程，如他所言：“实行民主选举等政治改革不能以牺牲社会稳定和体制的连续性为代价。政治体制改革在经济改革深化的基础上。”
1994年底比索贬值引发了金融危机。这一系列的事实向新上台的塞迪略政府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面对社会动荡不安加剧的形势，塞迪略政府进行了少许的政治改革以平息民众的不满，避免引发大规模的社会混乱。90年代的墨西哥，是经济自由化改革向纵深发展的时候。加入NAFTA，锁定了墨西哥以市场为导向的自由化改革，推动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各种经济关系随之发生了相应的调整。值得思考的是，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主导改革进程的执政党却面临着能否继续执政的挑战和压力。90年代后期，执政的塞迪略政府将主要的精力放在深化经济改革上。为了得到政治反对派和民众的支持，并为经济发展创造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塞迪略政府扩大了政治的开放度，同时导致了反对党力量的壮大，并为反对党占有政治空间提供了可能性。超然于墨西哥纷繁复杂的政治经济利害关系之外。就长期的目标而言，经济的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的方向是一致的。但在实行自由民主开放的过程中，特别是在不同的环境下，短期内二者的关系是一种复杂的互动，甚至出现互相牵制。对于像墨西哥这样的后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体制上，同时进行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要求执政者具有灵活而有效的宏观协调和平衡能力，稍有不慎就会出现不能两全的困境，最后影响到执政党的地位。
革命制度党作为执政党在90年代启动政治改革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公众在经历多年经济危机之后希望进行变革的心理，同时希望得到主要的反对派支持推行经济政策。塞迪略实施的政治改革确实创造了较为宽松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墨西哥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就在墨西哥似乎进入了良性的自循环的轨道时却开始面临着失去执政地位的挑战。保罗·克鲁格曼不无嘲讽地说革命制度当时在“失去权利的最后时刻取得了历史上最好的成绩”。
2000年7月国家行动党候选人维森特·福克斯·克萨达在总统竞选中获胜。墨西哥在多党之间完成了政权的和平交接。福克斯所属的变革联盟在国会中的支持率为41％；革命制度党在国会中的支持率为39％；墨西哥联盟在国会的支持率为20％。选举结果揭晓后，墨西哥的《改革报》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支持福克斯的选民有48％来自30岁以下的年轻人，他的支持率在大学生中达到60％，在私人企业主中为53％，在工业化程度高的北部州为50％。国际舆论界对福克斯当选的政治意义给予很高的评价。墨西哥一家有影响的杂志的主编内克托·阿基利亚·卡明指出：“墨西哥的开放及与美国保持密切的联系最终将要求在政治领域有一种透明和竞争性的规则。”从反对党变成了执政党，福克斯政府面临着完成革命制度党没有完成的历史任务。
《华尔街杂志》在1999年调查显示，43％的墨西哥人认为他们现在的生活步入他们父辈在30年前的水平。作为反对党第一次执政，福克斯政府面临的压力和挑战依然是非常巨大的。在NAFTA之后，无论是经济领域还是政治生活中，竞争成为一种主要的激励机制。正是在NAFTA运行中所创造的竞争、开放的机制最终促使墨西哥完成了从一党执政到多党竞争的转变。不过政治转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时间上，政治变革往往发生在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及其代表的经济关系发生变革之后。冷战后，墨西哥放弃传统的发展模式，开始实行结构改革，经济基础的变革对墨西哥的政治领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结构调整带来的经济运行机制及各种经济关系发生的变动不断冲击着政治体制，使政治和经济关系呈现出复杂互动的特点。这一主题也全面体现并制约着目前墨西哥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墨西哥的政府及非政府组织、企业集团乃至个人都必须面对其挑战。
第五节NAFTA推动的自由贸易背景下的墨美关系
墨美双边关系问题共同处理的可行性机制的基础只能是以主权国家为基础，在坚持主权平等的原则上，基于和平与发展进步的理念，寻求全球化环境下最大可能的合作与共同治理。这就是说，要建立一个具有双边公共事务管理特性的、社会性和超国家性的双边共同权力主体，并使之具有较强的合法性基础。全球化背景下，现代不合理的旧的双边政治统治机制应当为新的双边问题共同处理的可行性治理机制所代替。这些机制同时又是墨美各自让度部分权力的结果。衡量其可行性的标准就是看这些机构是否已经或正在为墨美双边问题的共同处理提供可能，看共同处理墨美双边问题是否遵循民主规则的运作，是否符合全球化背景下可持续发展共识的思想理念。
NAFTA开始运行首先进行的就是削减关税，减少区域内贸易流动的障碍，促进贸易和投资的发展。产业内贸易是墨美贸易增长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墨美市场的相互依赖主要是产业内贸易发展的结果。墨美在此过程中的关系更为微妙。美墨之间进行自由贸易的根本目的是利用区域一体化形成的规模经济效应和专业化分工协作，提高两国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在激烈的竞争中，市场就是企业的生命线，企业竞争的最终目标是争夺市场占有份额，包括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上与来自其他地区和国家的企业进行竞争。区域经济集团的建立，实际上是将本国企业在国内市场上占有的优势地位延伸到区域市场，也就是以区域一体化的方式建立较为稳定的外部市场。在NAFTA运行后，随着美国和墨西哥贸易的发展，两国在市场上的占有份额逐步提高，一方面在消除了贸易壁垒后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经济效率，产生了贸易创造效应；另一方面，在北美地区市场上美墨两国的生产者对地区外的生产者取得了竞争的优势，通过两国的生产联合巩固和扩大了两国在本地区的市场占有份额。
以纺织业为例，北美大市场（以美国为中心）是世界上最主要的纺织品市场，也是消费者购买力最强的区域之一。许多纺织品出口商都把进入和拓展该市场作为最重要的市场战略目标。据美国商务部统计，1988年美国纺织品和服装的供应国中墨西哥列第六位，市场占有份额为4％。而到了1998年这一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墨西哥跃居首位，占市场份额的13.6％，已超过1998年最大的供应国——中国，紧随其后的是加拿大。墨西哥的纺织品在北美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另一个原因是NAFTA促使墨西哥的纺织生产结合到北美的一体化进程中。为了应对来自区域外的积累竞争，北美的纺织生产商建立了快速反应体系。快速反应体系是一种用于满足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战略，它有助于提高企业对消费者需求的敏感，鼓励企业兼并，有效利用资源，缩短从原材料到消费者的循环交易时间。美国大多数企业加入了快速反应体系，提高了竞争力。墨西哥加入NAFTA后，很快就加入了快速反应体系，并从中受益。墨西哥从建立以出口制成品为基础的经济结构时起，与其他的拉美国家区别开来。墨西哥的经济结构已经是外向型的。相比之下，拉美的贸易大国巴西和阿根廷依然是内向型的，尽管巴西和阿根廷也存在大规模出口，但它们之间的区别或者说是造成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是墨西哥和美国进行自由贸易。墨西哥的外国投资主要来源于美国，对外贸易的80％与美国进行。与美国打交道，进入美国市场成为一种动力，迫使墨西哥的企业以全球性的思维思考企业的战略安排，而这一点是拉美其他国家少见的。
原来面向国内市场的大企业逐渐转变了经营模式，利用贸易自由化创造的机会和优势开拓了新的出口市场。据统计，墨西哥最大的62家非金融的大型企业中有37家已经成为全球性的跨国企业。近年来，大型企业之间进行跨国并购成为一种主要的投资方式。受其影响，美墨之间，大企业的跨国兼并增加。值得指出的是，除了美国大企业对墨西哥企业的兼并之外，近几年出现了墨西哥大企业对美国企业的跨国兼并。而建立战略联盟是墨西哥企业走向国际市场最主要的战略选择。美墨的经贸往来促进了管理经验、管理技巧、经营理念等软资源的国际转移。而很好地掌握这些软资源并善于和自身优势结合起来的企业很快就能在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
不可否认，自由贸易对墨西哥国内的大部分企业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墨西哥对最发达的美国开放了国内市场，将国内经济部门置于生死存亡的竞争环境中，失去了国内的保护。但是，如果墨西哥的生产者能够正确对其产品进行生产定位，它们就能成为地区市场上的重要供应商，外面的竞争者将把墨西哥作为一个进军北美洲、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基地。在过去的合作中，墨西哥同三十多个国家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现在，其组建的自由贸易网络覆盖了北美、中南美洲、欧盟甚至延伸到东亚地区。其中，NAFTA处于轴心地位。在墨西哥历史上，一向强调美国的霸权主义对墨西哥的威胁，并对美国采取疏远的立场。NAFTA的签署，使墨西哥第一次认识到与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为邻，竟成为墨西哥可利用的最有价值的外部资源。如果能够充分利用NAFTA赋予墨西哥的区域经济优势，将为墨西哥企业提供发展商机。
墨美双边贸易问题需要加强管理，需要墨美两国政府和企业界加强协调与合作，需要和平与发展的良好环境。墨美双边问题暴露了现行国际秩序与现实的不适应性，使人们反思国际社会“游戏规则”的公正性与合理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应当共同推动国际秩序的调整与改革。观察墨美问题共同处理的可行性的困境和问题，我们可以知道，能否确立多个能有效处理墨美双边贸易问题的机制，并强化其合法性地位，使其有效运作，从而有利于未来墨美两国关系的发展。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这也必定需要漫长的过程。
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在其为“千年首脑会议”准备的题为《我们人民：21世纪联合国的作用》的报告中说：“这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全球化是全世界经济角色和经济活动间的一个新环境、一个新连结物……战后的多边体制使得新的全球化的出现、兴旺成为可能，而全球化又逐步使得这个体制的原有设计过时。简而言之，我们战后的机构是为一个国家间的世界建造的，而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的世界里。有效地适应这一转变，是世界领导人今天面对的核心机构上的挑战。”冷战后，尽管墨西哥在经济上依赖美国，但长期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增长，使它始终保持了同美国的谈判地位。目前，对墨西哥来说，它的对外政策的主要内容仍是如何处理同美国的关系。在全球化背景下，南北间的合作对主权国家提出了一系列挑战，许多国家对之仍持保留意见和观望态度。从目前的实践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正在共同解决的移民、环境、贸易、能源等诸多国际关系问题，尚缺乏有效的机制与制度保障，如何妥善解决墨美双边现存的问题还有待于墨美双方在合作实践中进一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