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会说我准备的时间不够长，要准备多少时间呢？大家知道《焦点访谈》曾经报过一个税务案，前总理朱镕基不就说了么：只要你的态度正确，你怎么会查不出来呢？记者是个外行，三五天把这个事情搞得水落石出，你们搞税务搞了一辈子都查不出来。不是查不出来，是屁股决定脑袋，是你的思想、立场不对。回过头来说记者也是这样的，首先你立场要对头，其次才是技巧的问题，才是你怎么去表现。普通话不标准一点，没关系了——标准也不是错了，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你态度不对就麻烦了。所以尽管我对刘姝威抱有十二分的同情，但是我在屏幕上呈现的仍然是这样一个态度。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争取更多的观众。铁杆的粉丝你不用去争取，他都跟你跑，他同情刘姝威他就永远同情刘姝威，你需要争取的是中间的力量，甚至反面的力量。怎么争取呢？记者手里没有什么法宝，当我把话筒递给刘姝威的时候，我给她的是一种权力，这种权力可能是观众给我的，但是对方——蓝田——也丧失了一种权力。你怎么在中间达到一个平衡，这是做记者要掌握的一个技巧。我真的不觉得“质疑”是一种方式、是一种态度，不是那种很严厉的语气。大家说“非典”之后，王志变了。没变，我的语气可能缓和了，但你听听我的问题，我从来不会过中线。
我从来不会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我要是觉得好，我肯定跟你讲为什么好。我首先可能会跟你说，哎，它好吗？好钢不怕火炼，真金不怕火炼。你经得起这个推敲，你还怕什么呢？就是正面的那种宣传，那就不用人说了，迎刃而解了，你还解决这些疑问？但是如果第二期我要采访蓝田，我告诉你，蓝田可能又成了我的反面了。你就形成一种对立面，就是一种张力，包括我用质疑这种方式也是，就是这样。否则观众看什么呢？所以很多采访对象都说，“哎哟，王志，我不接受你的采访，我担心”。包括我们这个赵本山，多能说啊。我说你又没什么那个。他说，哎哟，你要把我闪着了怎么办？我说，不可能啊。如果你实事求是，你说的都是你真心的、你真实的想法，根本就不用担心。当然，很多时候，就像大家在专业里面学到的，被采访对象他总是要掩盖的，对吧？总是要把利于自己的那一面呈现给观众。克林顿接受采访，他就说我没有。人家拿出证据来，有了，他接着又说这是不完整的。但是做新闻的人就要步步达到真相的这个结果，那我了解到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我觉得这个事情可以做了。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怎么样把刘姝威放在一个正常的位置上。同情？行，刘姝威，我现在就帮你去打官司。她提了这个要求：“你能不能帮我找一个好一点的律师？”我说这个现在的事，我做不了，我也不能做。“你能不能帮我去运作一下？”我说这是法院方面的事情，我也做不了。我所做的就是，我的同情、我的质疑，全部都在我的工作当中，我能做的就是把真相呈现给观众。好，找采访的地点，没有。我的采访提纲只有四十多个字。她问，“有采访提纲吗？”我说，“有，你可以看。”她一看，“这么简单？”怎么简单：事情的缘起，什么什么什么，到今天已经进行到哪一步，接下来会怎么样发展。我唯一做的工作是什么呢？我说你千万不要紧张，这不是我的地盘，我们只是借《新闻调查》的一个地点来做，对吧？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你愿意骂我也行，你千万不要介意说，“哎，王志，你原来没跟我说过有这个问题，怎么就……你现在怎么这个态度啊？”你千万不要这样。你想骂我你就骂我，你想说啥就说啥，你赞同我就赞同，不赞同我你就不赞同。因为记者是主导者，你必须通过这种张力来扭转现场情势。
结果采访完了以后才会有那一段，当然剪掉的还有很多啊，但是留下来那一段大家可能记得：“你说。”“你说呢？”“你说。”“还是要你说，因为你是当事人。”如果说没有最后这句话，我不职业，我不专业。你没有把这个问题点明。实际上，傻帽都知道啊，节目进行到这个份上，谁不知道那个因素就是权力啊。但是这个“权力”要由谁来说呢？要由当事人来说呀。我们不能有先入之见，我们不能把我们的观点强加给观众啊。你不能把观众当傻帽啊，你要让他自己去判断。但是我提供的基本事实都是准确的，都是没有问题的，对不对？你说她受到威胁了，拿出证据来，你拿出证据来我给你拍。而且这种语言，我也一再跟我们编导这么说，我说你们少用点那个形容词，那种极端的、那种个人主观色彩的东西进去，会起到相反的效果。所以，刘姝威才会有那个状态。（这期节目）不单是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而且我觉得树立了一个记者应有的一个定位，强化了这一种定位。我觉得这期节目为什么那么多老师喜欢用它做教学案例，并不是说看王志和刘姝威两个人掐来掐去，不是这个意思。就是看背后是一种什么，是质疑态度。
为什么要质疑？我能够做到，王志的性格就是这样。这是一个理由。为什么要质疑？第二个理由：A和B之间距离最短的就是线段。我用一句话能够说清楚，我为什么要用两句话呢？啰里啰唆，对吧？先说“哎哟，你最近身体好吗？”完了以后我再冷不丁刺你一刀？没必要。单刀直入。我今天就是来了解这个问题的，你愿不愿意回答，答案是什么？所以在人民医院采访，做《眼球丢失背后》那一期节目的时候，大家知道吗？一个问题啊。什么问题啊？“到底是不是第一次？”我问了八十几个问题啊，八十几个问题都是一个意思。为什么一定要追问这个问题呢？这是一个关键点啊。没有这个问题我不能回答、我不能确认医生的行为是一个个人行为还是一个有组织的行为，对吧？我要做新闻调查，我要做的话，接着就会有第二个问题。如果是医生个人的行为，ok，到此为止，对吧？法律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我们的真相就是这样的。但是如果说他不是第一次，而且他的领导是知道的，那问题就比这个要复杂得多。那你必须追下去啊，对吧？观众才能过瘾啊，才能解恨哪，才能了解这个事实的真相啊，对吧？你不是去糊弄观众，我感觉是这样。所以开始做这个样片的时候，因为不要播出，刘姝威最后说，好，那我接受采访。结果采访完了以后刘姝威回去跟她的律师一说，“播吧，求你了，你能不能把节目播出去？”我说这个我也说了不算，因为我没有这个权力，但是我会争取。结果我们遇上了好领导，她也遇上了好领导，她运气很好，这期节目就播出去了。播出去的效果是什么呢？就是这样。
但问题是，从我的立场来说，倒未必是出于对刘姝威个人的同情，我是出于对事实的一种尊重，是出于记者的这种责任。刘姝威只是一个个例，你透过这个节目看到什么，解读到什么？透过权力干扰这个因素，你看到什么？刘姝威和蓝田的官司只是一个个例，我与蓝田没有仇，我也不认识他们，对吧？我还吃过他们的咸鸭蛋呢。但是这是两回事。当年的这个金融里面多混乱，在那种情况之下，为什么她这个案子报出来以后说它是“中国的安然”，说它是清道夫呢？安然事件吹响了一个警笛，是这个意思。
刘姝威没有这个先知先觉。我就问过她，我说你要是知道有这么多麻烦，你还做不做这件事？她说打死我我都不会写这几个字啊。而且这稿子不是她交到那个地方的，刘姝威是搞会计专业的，她能看懂那个上市公司的报表。她在写一本书，这个书中间用到这个例子，但她是一个严谨的学者，她看出问题她就不能说假话，所以她就把这个写成了一篇短文。这篇短文最后被慧眼识珠的人，就是《金融内参》的编辑拿走发在《金融内参》上。
大家可能听到这个地方就知道这个事情很有意思了吧？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更有意思的，要启发你们的思考。我跟你讲，是刘姝威个人的能力做到的吗？这个背后意味着什么？为什么《金融内参》用这个稿子呢？为什么能登出来呢？《金融内参》为什么又能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呢？这个稿子发了以后，首先是农业银行停了这个蓝田股份的贷款，停了贷款以后，它的资金链断了，一切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哗”，倒了。倒了说明什么？刘姝威的结论是正确的。但是回过头来大家要是反推一下呢？为什么呢？它虽然不是刘姝威的一种主观行为，但是它确实起到了这样一个客观效果。为什么？它给了人家一个口实。因为当时的蓝田是中国农业概念第一股，多少上市公司全部都是靠国家贷款，拆东墙补西墙，这就是当时金融的一个现状，但是没有一家银行敢停这个贷款。为什么呢？后台硬，不能停，你停了你这个行长还当不当？对不对？刘姝威的文章正好提供了一个口实，所以为其所用，他们把它登到这个《金融内参》上。因为《金融内参》是可以影响决策的，找了一个理由，银行就停了贷款。这才是现状，这才是真相，懂吗？可能我们在分析这个案例的时候都会说，“哎哟，你看这两个人对话多精彩啊！”背后应该是这些，这是新闻应该做的事情。所以我说，两点之间最短的就是线段。解决问题不止一个方式，和颜悦色也可以呀，你用解说、用背景资料也可以呀，但是作为一个记者来说，我的性格使然，我的观念在里头，所以我就选择这么做。这是我关于质疑的一个解释。不知道我说明白没有？
这个说“好”、从正面说是很容易的，但是如果你从反面说、从侧面说，你把这些都解决了，我觉得你正面会显得更有力量。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技巧性的东西，是一个技巧，也是一个常识。但是质疑必须有一个底线。我刚才讲了，你不能超越这个事实，超越这个事实可能就变成了怪论。我们在《新闻调查》的时候，也不断地物色接班人，不断地试用别的记者。别的记者一上来就问：“这个《新闻调查》的特色是什么？王志的这种提问啊、这种质疑呀，很好啊。”对吧？上来就问呐。他们采访一个变性人，上来就问：“请问，你是站着撒尿还是蹲着撒尿？”大家不要笑，这是问题的实质啊，对不对？这是一种表象，这种表象牵扯到男女性别差别很关键的一种生活习惯。但是你能这么问吗？人家能接受吗？这就超越这个底线了。这个底线在哪儿呢？我一再说，事实就是底线，真相就是你的底线。除此以外，你个人的情绪或者别的都可以忽略不计了。当然，质疑你还需要有阅历，包括我们这届比赛很多选手啊。为什么呢？就因为我们这一届比赛很多方面都是按这个标准去设置的，就是培养记者啊、培养这个主持人。做主持人当一段时间记者是很有必要的。年轻漂亮都不是过错，如果说你能直接上主持人的这个演播台也行，也不能。但是一般我们这个经验积累要到那个层次上，要有这个判断力。
我再给大家讲一个故事，一期没有播出的节目——《世纪末的弥天大谎》。这是《中国青年报》最早报道的。《中国青年报》最早报道湖北树了一个典型，一个村支书。报道完以后《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去调查，发现这个典型是假的。完了以后我们也做了一期节目，最后这个节目没有播出。
我为什么想说这期节目呢？我觉得这是我做得最过瘾的一期节目，真正的采访，没有策划，就编导和我们一起，跟着我们一起去。下一步要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也许我们人还没有到那个指定地点，就被叫回来了。而且那个地方很偏僻，在湖北省十堰市很偏僻的一个山村里面。事情很小，最后搞得很大。我们去的时候，真的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啊，老有人跟着。我要去采访你了，还没有到你们家，山顶上的人已经到你们家报信去了。不是报信，是威胁你：“我告诉你啊，你看，《焦点访谈》那几个人你看见了吗？你说，记者走了就收拾你。”大家记住《焦点访谈》没记住正事，记住这个事了，但是这件事恰恰说明了一个本质的问题。你去骂他，很多问题说不清楚，但是不经意间一种细节就体现出来了。是一种什么状态呢？当时我们去了以后，马上有同情我们的老百姓说，“你们赶紧跑。”我说“为什么呀？”“因为他们要来绑你呀，要拿绳子来绑你们！”而且它是有组织的，上面有人授意的，村干部哪有这个胆子啊，一听说中央台的人来啦还不腿发抖？我们看见几个人过来了，真的手背在后面。我说，“你拿的什么东西？我看看。”他说“绳子”，“干吗的，牵牛用的？”人家说“不是，是来绑你们的”。《中国青年报》那个蔡平，他就化装才跑出来。为什么呢？其实这个道理非常简单，说他是个典型，我们没有说他不是典型，这是一个另外的反面的例子。但是即使这个例子是假的，你也不能上来就说它是假的，我要把它当成真的，对吧？当成真的那就我听你的。他说这个人有病，对，肯定是有病，那我去查。因为这个人已经去世了，盖棺定论了你知道吧？那这个人的成绩是什么，为什么他能成为典型呢？对吧？这是另外一个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