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李峰，现为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海峡两岸》节目制片人、主持人。1991年本科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主修电视编辑专业，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在职硕士。1993年到中央电视台海外中心新闻部工作，参与报道香港回归、“十五大”等许多重大事件。1998年，参与创办《中国新闻文化报道》栏目，担任制片人兼主持人。2001年主持的《李敖与大陆观众的第一次对话》节目获“中国电视彩虹奖”一等奖。
整理者：张丽萍、杨东暄、马珂、袁甜
说实话，今天来到广院（现在已经改名为中国传媒大学），我非常感动。因为20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87年，我和各位同学一样，也在这样一个阶梯教室里，睁着大眼睛，觉得前途一片渺茫，但是对未来充满了幻想。过了20年，我想清楚了一件事情，我就认为做老师的感觉真的太好了。做老师应该是我人生职业最后的选择，因为这个想法让我花了整整20年，我清晰明白地想过这个选择。现在有点后悔，如果当初在广院上课的时候少睡一点觉，作业及时完成，成绩再好一点，可能现在离这个愿望会更近一点。今天非常感谢电视与新闻学院能给我一个这样的机会，和同学面对面，提前感受一下做老师的感觉。当然我今天不是来做老师，而是来体会这种感受。希望今天这个演讲能和大家有一个面对面的互动。
这个题目非常大，叫做“海峡两岸的电视时事评论”，它是一个准确的概念，但是是一个非常大的概念。《海峡两岸》创办于1996年，这个节目在创办之初是个一周一期的评论节目，到了2000年，就变成了日播的观察台海局势的一个新闻评论节目，它现在已经成了央视国际频道的一个品牌。
现在台湾问题很热，街头巷尾我们都能听到大家在谈论今天阿扁又和谁斗了？谁会把阿扁斗倒？明天台湾领导人会是谁？大家非常关心台湾问题。在学校，“台湾学”也变成了一个显学，和美国问题、西藏问题并称为“三大显学”。几年前台湾问题还是一个非常边缘的学科，成长到今天，很多人为之付出了很多心血。包括我自己也从2000年，也就是这个栏目开始起飞的时候，参与其中。作为这个栏目的创办人和主持人，能看到《海峡两岸》的成长，我觉得非常高兴。今天我向大家通报一个消息：今天我来到这里，已经不是作为《海峡两岸》的主持人来和大家交流，而是作为一个学友；我已经向中央电视台提交了辞呈，要到国外进修。今天的演讲也算是一个告别演出了，有这样一个机会和大家交流，是一种非常好的纪念方式。
大家都是学电视的、学新闻的，我作为一个比你们早一点踏入实践的学友，把自己的一些经验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对于这么大的一个题目来讲，很多内容都是在这个范围之内的了。我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些台湾的政治人物。算一算我采访过的嘉宾中，台湾的大概有一百人。到目前为止，我代表中央电视台采访了连战、宋楚瑜——作为大陆媒体的代表去做了一个专访。也和我们比较熟悉的大师李敖有三次面对面交流的机会。所以我想和大家聊的就是我所认识的台湾的政治人物。
连胜文——态度的转变
连战实现了国共两党60年之后的再次握手，这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时刻。作为一名新闻记者，我对这一时刻的到来感到非常激动。除了作为一名新闻记者的敏感，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中央电视台经过层层的决定，最后确定由我代表大陆记者去采访连战。作为媒体的形象也好，代表也好，这个采访是连战访问大陆的最后一个行程。作为一线记者，我一定要完成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专访。这样两个因素让我义无反顾地接受了这个采访任务。接下来我就来到了南京——连战的班机要到南京，我就在那里迎接这样一个历史时刻。
这个采访之所以让我印象深刻，是因为它是来之不易的。60年了，采访对象又是这么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这样一个有象征意义的政治人物，使得所有做对台节目的人都期待着。所以我的压力是相当大的。当时新华社、人民日报这么大的媒体都在抢，看谁能拿到这个采访权。当然了，我们中央电视台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有形象性。在和新闻媒体作平衡当中，采访权最后还是落到了中央电视台。但中央电视台的栏目有几百个，就是新闻栏目也有几十个，包括经济类节目，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也会争取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荣誉。所以，在中央台内部我们也是经过了层层的撮合。最后，大家出于对我的厚爱，还是决定由我来做。
这个采访真的是非常有意义。我到了南京机场的时候非常非常热，那时候还是春天，但是南京那天到了38℃，就好像人们的热情，人们爱国的感觉都集中在南京那个地方了。那时候所有记者都提前很长时间到了现场。为了争取这个采访，我和我们摄制组很早就到了。当时要求我们五点钟到安检的地方，但我们四点钟就到了，想排在安检的第一。结果我们到了才发现我们并不是第一，还有比我们早到的记者。像新影厂和境外的一些媒体都很早就到了。他们也很奇怪，心想央视的记者都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也还来排队？其实对于记者来说这是他的天职，大家都很希望在新闻现场用最快的速度来报道。虽然我们五点钟就得来排队，经过层层安检最后到达中山陵的时候已经十点钟了，但我们很高兴。
我们感受非常深刻的就是南京的群众对这样一个历史时刻是非常的看重。因为当时中山陵是免费开放的，大批的民众都可以提前进入这个现场。最后提前一个小时停止对外开放，已经有很多很多民众聚集在中山陵。那个场面非常非常震撼。中山陵有三百多级台阶，当连战等人沿着这样一个坡度缓缓爬上去的时候，整个行进流动的过程会带给人一个非常深刻的感受。周围人山人海，是来自四面八方的民众。他们高举着一些标语啊、口号啊，情真意切地来迎接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刻。
现场很有意思。当时的保安人员是非常忠于职守的，对连战一行的安全维护非常严格。我们的记者虽然五点钟就到了，但到现场之后根本就不能靠近连战，所以很多记者就用长焦镜头来调。大家都很着急，但是没有办法。我和我们的记者也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混到连战的队伍中和他们一起到中山陵。
第一排是连战和他的夫人，我们是没有办法靠近的，我们记者也要遵守相关规定。但我们要利用各种机会进行采访，现场就采访到了连战的儿子和秘书等，他们也曾经来过大陆，但是像这样作为官方代表在这样一个神圣的时刻来还是第一次。我就问连胜文，说：“胜文，你怎么看待中山陵这样一个场景？”他的回答非常非常让我吃惊。他说：“这样的场景也没什么关系嘛，我们在台湾经常能见到！”当时我听了就傻眼了，连胜文竟然是这样一个人物啊！因为对我们来说，那是内心充满了激动的一个时刻，现场大家那种水乳交融的气氛让你非常感动。我想当时对于连战来说、对于连方瑀来说——天很热，他们也流了很多汗——热汗淋漓也是他们心情的一个写照。对比连胜文这样的反应，我当时非常惊诧，为什么连胜文会有这样一种反应？他说：“没什么啊，这种场面我们在台湾经常有。”好像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所以我们很习惯啊！”“大陆人不习惯是因为我们台湾很先进、很民主。”所以当时我没有想到。连胜文是不是要延续他父亲的个性，年轻时公子哥儿的态度？
我觉得很抱歉——对这样一个采访。后来回来后，我就跟我们的编辑说这一段采访不用了。因为我觉得很气愤，他这样代表了台湾一部分年轻人的想法。他和他父辈的形象有很大的差别，对中国大陆的认识也与他的父辈有很大差别。但后来随着大陆之行的成功开展，连胜文的转变也是我没有想到的。他回到台湾后不久就在台湾一个地方的选举现场非常激动、非常感性地发表了一个大陆之行的演说。他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民进党在做什么，我与我的父亲和我们国民党的团队到了大陆，看到的是大陆人民的诚意，接受到的是大陆的礼物，带给台湾人民的是诸多的实惠。为什么这样的路不要走，而要像民进党一样选择台独的死胡同？”我在现场和他的交流和他后来的转变给我一个相当大的冲击。在对台节目中应该看到这样一个转变。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有义务去和台湾人民进行这样一个深入的沟通，任何人都需要通过各自的努力让台湾人民看到大陆人民的努力，看到大陆的进步，看到两岸和解的希望。从连胜文态度的转变到他后来成长为台湾国民党的一个中坚力量，不管是参加青年团还是当选团长，成长为台湾国民党内的一个中心人物，他的大陆之行都给了他很深的影响。他的整个转变过程也给了我一个很深刻的教育。
连战——来之不易的采访机会
采访连战是在他的大陆之行的最后一个环节，所有的采访提纲都要经过一个很严格的审查过程。在采访过程当中，每一名主持人都挺希望有这样一个采访提纲，但我不希望这个采访提纲过于繁杂、过于细致。这个采访对于国民党来说也是他们非常看重的一个采访，而且作为国共两党一个正式的议程来商议。所以他们就要求我们提供一个非常翔实的采访提纲。其实这个采访提纲过于细致很不利于在现场的发挥，所以当时就动了一些小脑筋，怎么样既能顺利过关，又不会给我们后来的采访增加一些负担。所以我就用了一些非常宽泛的题目，诸如对两岸关系的看法啦，对国共合作前景的判断啦，等等。从我个人的采访经验来说，我希望用比较宽泛的、可以变换的大的问题来提问给他。
连战先生不是一个善于在媒体上表达的人，但他在北大的演讲让他脱颖而出，成为国民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形象人物，或者说在他本人的历史上留下了一个功绩。对于采访者来说，遇到这样一个人是非常头疼的，因为他不善于表达，不像李敖，不像赵少康，他们可以滔滔不绝，他们可以有很多的发挥，可以有很多演讲让谈话变得很风趣。连战先生是一个相当木讷的人物，他也很高兴给他这样一些问题。因为给他这样一个提纲，拿着这样一个提纲，他知道能讲什么不能讲什么，他的幕僚也给他做了一个非常翔实的准备。但对于采访来说，如果仅仅是一些非常宽泛的大题目，并不是非常成功的采访。但因为这是纪律的要求，我们必须按照规定来做。但要怎么操作让采访更灵活，我和我的同事都做了很多准备工作。现场由我来做这样一个专访，但是所有媒体的记者还是期待着能有见到连战先生的机会，亲口向他提问的一个机会。所以在采访过程中，我能感受到相当大的来自其他媒体的这样一种压力。
在采访的最后一天，连战先生与胡总书记握手之后，最后一项行程就是第二天接受我的采访。采访完了之后他们就到机场，离开大陆回台湾。我们的很多包机记者，他们已经跟随这样的一个队伍走了足足十多天，但是与连战先生也只有握手之缘。这些保镖和随行人员远远地把我们记者和连战先生的随行人员分隔开来。虽然他们很辛苦，发回了大量的报道，但是他们见到连战先生的机会并不是很多。所以大家还是想在最后能有一个机会与连战先生有一个面对面的接触。
到了最后一天，大家还在想这个。新华社就想我们是媒体的老大，我们是不是可以来做这样的专访，应该由我们来出头；人民日报又认为我们是人民日报嘛，第一大报，采访权应该是在我们手里；中央台也有一些包机记者，他们也希望能有这样一个机会。直到最后一天，大家还在为这个“采访权”进行争论。当天晚上11点多钟的时候，我们还在房间等待。虽然我们的采访要求已经提交上去了，可是还没有一个正式的返还函。我说能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个正式的返还函，国台办的发言人就说，“你先等，在房间里等。”等到11点钟、12点钟，还是没有消息。第二天早上10点钟我们就要采访，而我们所有的工作都已经在现场做好了。到了12点多钟，电话来了，说你下来一趟，我说“好”。下来一看，满屋子的人还在继续争论由谁来采访。虽然我们已经算正式定下来了，但是像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都还在争取这样的机会。对任何一个媒体记者来说，采访权都是非常重要的。能够亲自和这样一个焦点人物面对面，对一个记者来说收获真的是太多了。后来大家就商量怎么办，怎么才能让整个连战大陆之行的报道变得完美，满足新闻媒体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