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电影概述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西方电影发明后，到1896年8月11日，在上海徐园内的又一村放映了西洋影戏。这是中国第一次放映电影。到1908年，西班牙人雷玛斯在海宁路乍浦路口用铅铁皮搭建了一座可容纳250人的虹口大戏院。这是上海的第一座电影院。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以上海为中心，外国电影投机商人对中国电影市场的争夺日益加剧，这也促使了影业影院的建设。从放映的影片内容来看，早期放的多为法国片、美国片、德国片和英国片。最多的是法国百代公司和高蒙公司的影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电影的霸权地位开始建立。中国人自己拍摄影片是在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的秋天，由开设在北京琉璃厂土地祠的丰泰照相馆摄制的。丰泰照相馆摄制的第一部影片是由我国当时的著名京剧演员谭鑫培主演的《定军山》中“请缨”、“舞刀”、“交锋”等场面组成的。这是中国人历史上的第一部影片。
从1937年11月上海的失守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上海处于孤岛时期。由于战局动荡，租界林立，各种力量竞起，形成了孤岛时期的电影特色。一方面，虽有许多电影工作者转移到内地和香港，但仍有留下的进步电影工作者坚持斗争。另一方面，是日寇和汉奸的破坏和迫害。还有一方面，是电影界的反动势力和不良分子，他们唯利是图，不管民族利益，趁机大量拍摄古装片、色情片、武侠神怪片来毒害人民。一时间，斗争形势错综复杂。这股逆流使得“孤岛”的电影运动受到很大的损失和影响。尽管如此，进步的电影工作者还是顶着风浪，排除万难，拍出了一大批令人刮目相看的影片。1932年2月，由欧阳予倩编剧、卜万苍导演的《木兰从军》讴歌了抗战的正气。此外，于伶的《花溅泪》、柯灵的《乱世风光》等，都在暴露现实的同时，反映出革命将士抗日救亡的时代心声。“孤岛”时期结束后，上海的电影业全部为日寇所侵占。一些爱国的电影工作者退出了影坛。
在香港的电影界中，左翼电影力量原来是比较弱的，但到抗战爆发以后，形势有所改观。这其间，内地的进步电影力量两次向香港转移。第一次是上海沦陷后，有少部分人如蔡楚生、司徒慧敏等来到香港，从事抗战电影活动。再加上后来从重庆来的吴蔚云、黎莉莉、凤子等，拍摄了《孤岛天堂》、《白云故乡》、《前程万里》等影片。第二次是在1941年皖南事变后，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一批进步电影工作者转移来到香港。在此期间，粤语片《血溅宝山城》、《游击进行曲》、《小老虎》、《民族的吼声》等的出品，为香港影坛扫清乌烟瘴气、发扬抗日正气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香港就沦陷了，结束了抗战时期中国南方电影的历史。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方面拍摄抗日新闻纪录片的主要机构是两个官营电影机构：“中央电影摄影场”（简称“中电”）和“中国电影制片厂”（简称“中制”）。从1941年起至抗战胜利，这一时期可谓中国电影历史上的一个低潮时期。由于遭到反动当局的迫害，影片的拍摄受到极大冲击，撤销了郭沫若任厅长的政治部三厅；削弱“中制”中的进步力量，使“中制”的拍摄业务在1944年前实际上处于一种停顿状态。1940年夏，西北影业公司被阎锡山下令停办。“中电”在1941年至1943年的近三年内，创作上呈荒芜状态。整个国民党统治区电影业一片萧条。在拍片遇到极大困难的情况下，广大进步电影工作者并没有停止活动，创作上演了一大批反映抗战和进步历史题材的戏剧，如夏衍的《法西斯细菌》，田汉的《秋声赋》，阳翰笙的《天国春秋》、《草莽英雄》，陈白尘的《大渡河》等。这些创作有力地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与此同时，党的进步影评工作者利用重庆《新华日报》副刊和其他进步报刊积极宣传苏联的优秀影片，如《保卫斯大林格勒》、《列宁在一九一八》等，介绍美国影片，如卓别林的《大独裁者》，这些行动对于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教育人民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日伪统治区，日本帝国主义加紧文化上的奴化渗透，建立自己的电影机构，并收买中国的电影企业。1937年8月，日寇在东北成立了伪“满洲”映画协会株式会社。这也是日寇在远东最大的制片厂。在华北，1938年2月，日寇在北平成立了分支机构“新民映画协会”，还有其他一些伪机构和日本的电影公司共同投资组建了“华北电影股份有限公司”，控制了华北沦陷区的整个电影发行放映权。在上海，日寇则主要采取收买政策，由汉奸影商来主持电影业。至此，上海的影业实际上全为日寇所控制，且大量摄制反动影片，麻醉中国人民，灌输汉奸意识。这段时期成为中国电影史上一段辛酸而屈辱的历史。
1946年7月，解放区的电影工作者，在党的关怀指导下，成立了延安电影制片厂。延安电影制片厂后又根据形势需要转入新闻纪录电影的拍摄。延安电影制片厂拍摄了许多保卫延安和保卫陕甘宁边区的新闻素材，记录了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同志在窑洞里指挥西北战场作战等镜头。1946年10月1日，东北电影制片厂（简称“东影”）也成立了。这是在接管伪“满映”的基础上成立的，使人民电影终于有了一个正规的制片基地。袁牧之任厂长。1948年3月，由袁牧之、陈波儿等11人组成管理委员会，对“东影”实行集体领导。“东影”除影片生产外，在培养人才和干部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举办过三期电影培训班，并对电影厂的分工、机构、部门进行调整、增补，制定了科学的管理制度，为今后在全国范围内领导管理电影生产积累了经验。在制片生产上，“东影”坚持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把电影看成是打击敌人、消灭敌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工具，并确立了以生产新闻纪录电影为主的制片方针，以配合当时决定中国命运的解放战争。主要作品有《民主东北》17辑。另外，“东影”还进行了译制片的试制。1949年5月，完成了我国第一部译制片《普通一兵》的译制工作，取得了成绩。1948年11月，中共中央对人名电影的创作作了全面的指示，规定了当时电影工作的方针和选取剧本的标准，只有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并要求注意电影工作者的思想改造和学习，才能创作出深刻而有群众影响的作品。在党的指引下，“东影”开始创作长故事片。从1948年8月到1949年6月，先后完成了《桥》、《中华女儿》等8个剧本，在1948年底已开始陆续投入拍摄。1949年4月，随着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东影”由兴山迁回长春。
新中国的成立，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中国的电影从此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舞台上。新中国电影的创建阶段是从1949年起至1956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上海的私营电影公司多达20多家。1951年这些私营电影公司改造成公私合营企业；1952年初组成上海联合电影制片厂，变为国营；第二年正式并入上海电影制片厂。1951年春，解放军总政治部成立了军事教育电影制片厂筹委会。同年8月，成立解放军电影制片厂。后至1956年改名为“八一电影制片厂”，陈播任厂长。1953年7月7日，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成立，高戈任厂长兼总编辑。1952年，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内暂设科教片总编辑室。原班底到1953年2月发展成立为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洪林任厂长。至此，我国建成了比较完整的制片机构。在此基础上，1957年又成立了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和上海译制片厂，齐全了片种结构。在领导电影工作的指导思想和电影理论工作的开展上，毛泽东文艺思想被全国第一次“文代会”确认为新中国成立后文艺工作的指导思想。1953年，政务院作了《关于加强电影工作的决定》，对制片方针和改善电影剧本的组织工作方法都提出了重要指示和措施。我国的电影工作者还大量学习苏联电影的先进经验，并创刊《电影艺术参考资料》。1953年，第一批苏联电影专家来华指导工作。1954年王阑西和汪洋各率中国电影考察团赴苏联考察和实习，推动了我国电影发展的速度。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中，电影工作者焕发出极大的热情，创作出一大批以反映革命战争为主要题材的优秀影片。《白毛女》、《董存瑞》、《中华儿女》、《渡江侦察记》、《南征北战》、《平原游击队》、《梁山伯与祝英台》、《天仙配》等影片都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在这一阶段中，各片种的影片共有36部次在国外获得了各种奖项。总之，新中国成立后17年作为第一阶段，总的来看，取得的成绩很大。许多影片以崭新的面貌反映了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宣传了党和新中国，教育了人民，发挥了革命电影的作用。同时，由于受到“左”的干扰，时断时续地束缚了电影生产力的发展。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以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为前奏，全面否定了17年党对电影工作的领导，否定了17年新中国电影的伟大成就，造成了文艺、电影战线上一场空前的浩劫。在1966年至1972年长达7年的时间里接受所谓的“伟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而完全停摄了故事片，因而造成了中国电影史上罕见的空白期。直到1973年元旦，周恩来总理在接见部分电影工作者时明确要求“经过三年努力，把这个空白填上”。长春电影制片厂首先响应，开始改编和拍摄故事片《艳阳天》。虽遭到“四人帮”的重压，终于在1974年春节将《艳阳天》拍成。后又拍摄了《青松林》和《战洪图》两部故事片。然后，长春电影制片厂和北京电影制片厂分别拍摄了《创业》和《海霞》。
“文革”结束后至改革开放间的20年，即从1978年至1998年，我国共生产故事影片2500多部，是“文革”前17年603部的4倍还多；美术片812本，近乎是“文革”前17年279本的3倍；新闻纪录片5606本，少于17年的8344本，主要是影视合流电视新闻取代了电影新闻。同时这一时期还拍出了一批多幕电影。随着对外开放，这20年仅获国际奖就达300余部次；获中国政府华表奖和金鸡奖、百花奖三大奖影片达600余部次，至于其他地区性的各类奖项，已达近千项。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这20年的中国电影都远远超过包括“文革”前17年在内的新中国任何历史时期。改革开放的20年，是中国电影工作者锐意进取、人才辈出、艺术生产力空前解放、创造力空前勃发的20年。就其主流而言，这20年，是中国电影创造辉煌的年代、群星灿烂的年代，也是充满希望、奋发进取、攀登高峰的年代。这20年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
一是中国电影的复苏期，时间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初期，主要是以通常所说的“伤痕电影”（如《泪痕》、《生活的颤音》、《苦难的心》、《巴山夜雨》等）和“反思电影”（如《天云山传奇》、《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人到中年》等）为代表。这一时期，电影工作者冲破了极“左”路线的种种禁锢和精神枷锁，从人文角度切进生活，透过个人的命运，反思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作品大都具有悲剧色彩，有力地揭露了“四人帮”给人民群众带来的深重灾难，进而着力揭示了造成悲剧与伤痕的历史渊源与社会根源，不仅帮助人民群众从情感上乃至理智上同“文革”的精神枷锁作历史性告别，同时发出了改革社会、改革观念、改革传统的热切呼唤。老中青三代导演联手创作出了一批蜚声影坛的优秀作品，如《归心似箭》、《高山下的花环》、《老井》、《人生》、《喜盈门》、《乡音》、《不该发生的故事》、《黄土地》等。
二是中国电影的崛起期，时间大约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通常被称为中国电影发展史上的第二次高潮。这一时期的中国电影伴随着我们民族走过的思想解放历程，开始进入艺术空前民主、活跃的创作高潮期，拍出了一批反映时代精神，针砭社会时弊，振奋民族精神的优秀影片，如《焦裕禄》、《邻居》、《蒋筑英》、《秋菊打官司》、《走出地平线》、《过年》、《凤凰琴》、《红樱桃》、《香魂女》等。特别需要提到的是，以新中国成立四十周年、建党七十周年和毛泽东诞辰百周年为契机，出现的一批震撼影坛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优秀影片，如《巍巍昆仑》、《开国大典》、《开天辟地》、《周恩来》、《大决战》、《百色起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