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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社会转型中的传播与文化身份认同——以对河西地区的少数民族调查为个案(1)

王君玲

由来

河西走廊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交流频繁的地区,是中国内地中央政权与西域各个民族、与中亚甚至欧洲交往的必经之地。各个民族在这个地区共生、繁衍,也有许多民族从别处迁徙而来,也有民族经这里迁徙而去。在历史上,许多民族在这里留下了灿烂的文化印迹,也有一些民族悄无声息地湮没在历史的长河里。这个地区也曾经是军事战略要地,也曾经是少数民族政权的中心腹地(如西夏政权)。经历了千百年来的变迁之后,现在这个地区仍然居住着多个少数民族,政府在这里成立了四个民族自治县:天祝藏族自治县、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和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这种族裔散居状态下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处于何种状态,在全球化和中国社会转型的语境下,文化身份认同受到了怎样的影响,大众传媒是其中的关键因素吗……这些问题都非常值得关注

带着以上问题,笔者于2007年2月前往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和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进行了实地调查研究,本研究主要采用深度访谈与实地观察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同时,也就媒介使用状况做了问卷调查。

一、关于文化身份认同

斯图亚特·霍尔认为,对于“文化身份”的定义有两种不同的维度。第一种立场把“文化身份”定义为一种共有的文化,集体的“一个真正的自我”,藏身于许多其他的、更加肤浅或人为地强加的“自我”之中,共享一种历史和祖先的人们也共享这种“自我”。按照这个定义,我们的文化身份……给作为“一个民族”的我们提供在实际历史变幻莫测的分化和沉浮之下的一个稳定、不变和连续的指涉和意义框架。第二种立场认为,文化身份是“存在”又是“变化”的问题。它属于过去也同样属于未来。它不是已经存在的、超越时间、地点、历史和文化的东西。文化身份是有源头、有历史的。但是与一切有历史的事物一样,它们也经历了不断的变化。根据这样的定义,文化身份的含义是立体的,既有纵向的历史维度的动态变化,也有横向的共性存在。由于文化作为人类的生活经验是有时空定在的,因此文化身份的认同同样是有时空性的。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后人不断地认识、构建或重述自己的过去的存在;与此同时,作为历史的截面,不同的民族以不同的方式在叙事中给自身规定了位置,身份就是我们给这些不同方式起的名字。《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067页。]由于认同是一个认识、建构和重述的过程,正因为有了认同的指涉,文化身份才有了存在意义的合理性。换句话说,没有认同就没有所谓的文化身份。

文化身份是通过性别、种族、血统、地理、家庭、伦理、语言、宗教、民族、国家等这样一系列要素和纽带获得认同的。“民族文化身份意味着一种民族文化只有通过自己文化身份的重新书写,才能确认自己真正的文化品格与文化精神。这种与他种文化相区分的身份认同,成为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和精神向心力,也是拒斥文化霸权的前提条件”。那么不言而喻,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成为区分他民族文化的显著标志,在全球化的历史大背景下,在不同文化相碰撞交融的过程中尤为凸显。

另外,文化身份认同是建立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的。传统上认为,文化认同只有对自身民族/自己所属种族的文化的认同,但实际上,所有的文化都共享某些特点,比如文化是共享的、是习得的、是以符号为基础的、是整合的,因此对某种文化的认同并不等同于改为自身归属于该文化身份,也就是说文化身份的认同与族群身份认同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