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河西少数民族的文化身份认同状况——在河西的调查结果
1．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淡化，族群身份认同仍存
文化遗失是民族文化在发展过程中的自然状态，一个群体或族群在从另一个族群借用学习某些东西的同时，也会将原有的习俗或文化特征遗弃。在河西调查的过程中，处处可见一些民族文化的符号和元素在渐渐地淡出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人们的思想。尤其是许多的牧民已经不再从事或直接参与原有的游牧或畜牧生产以后，裕固族、蒙古族和哈萨克族历史上都是游牧民族，游牧是其重要的生产方式。但是现在这三个民族的生产方式都或多或少地发生了变化。首先，尽管这三个县都是牧业县，其主要产出为畜产品，大部分的农业人口都从事牧业生产，但是，牧民现在都不再“逐水草而居”了，山中的草场都划分到每一户牧民家里，牧民都在自家的草场上放牧。从这些少数民族的整体的生产方式与主要收入来源上看，现在这些牧民的畜牧生产主要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牧民亲自在分配给自己的牧场上放牧，按照传统的方式在不同的季节分别在夏场、秋场和冬场上放牧，即亲自参与转场放牧。第二种形式是将牧场租给外来务工者，自己不直接参与放牧以及其他的农业生产。第三种是牧场租给外来务工者进行畜牧生产，自己则在定居地或附近进行农耕生产。与此同时，许多牧民也采取圈养。在这些民族地区，所从事的生产方式成为区别不同民族的主要标志之一。
例如，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的老虎沟村(行政村)，全村共有52户188口人，其中占人口总数60％的裕固族全部从事牧业生产，而村中从事农耕生产的则全部是汉族。总之，尽管这些民族仍然以原有的生产方式赖以生存，但是他们中的多数人已经不直接从事牧业生产或原有的放牧方式发生了变化。牧民们的大部分都聚居到县城，或定居到村镇。]发生变化的不仅仅是生产方式和家庭收入结构，他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来的牧民渐渐习惯了定居的生活，尽管一些老人还非常怀念以前的草原，但是他们已经永远都不能回到草原了。因此，由于原有的生产生活技能的被遗忘，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文化符号也渐渐淡出人们的思想。比如裕固族和蒙古族原来非常重视的“祭敖包”仪式，“祭敖包（鄂博）”是蒙古族与裕固族的传统习俗。是在山顶、山岔、山坡处用石头垒一馒头形的山包或方斗形的城堡，周围插上木棍、木条，拴上各色羊毛绳或布条，称为“鄂博（敖包）”，认为是山神所在之处。这种祭敖包的习俗既是原始萨满教的一种文化遗存，同时也表达了牧民对游牧生活、对自然环境的高度依赖性。在祭敖包的过程中，牧民们会祈求上天、山神来年多降雨，好让草丰马壮。在原来的牧民的心目中，这可能会决定来年的牛羊的长势。在肃北，据年龄稍大一些的牧民说，以前祭敖包时全村的人都会去，非常虔诚，但是现在尽管每年还都有这个活动，去的人已经很少，每家只去一两个人，甚至不去，而一些年轻人更不了解为什么要祭敖包。游牧这种生产方式向农耕生产方式转变以后，山神渐渐失去了在牧民心中原有的地位。]现在已经不是全村的男女老少集体出动了，很多人都不参加，至于村里的孩子与年轻人，更是不知道为什么要“祭敖包”。因为那种靠天吃饭、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已经离他们太远了。
语言是一个民族最主要的文化符号，同时也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载体。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无论是蒙古族、裕固族还是哈萨克族，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本民族语言的遗失现象。其中裕固族的语言遗失最为严重，而哈萨克族的语言遗失程度最轻。尽管这些少数民族在当地处于聚居状态，但是一方面由于与汉族的交往密切，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下，一个民族要生存就不可能封闭、孤立地存在。而在后者的过程中，显而易见，大众传媒为构建这种全球化的语境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在裕固族的村落中，当向裕固族的村民问起“你觉得你与汉族有不同吗”这样的问题时，多数都会说“不同”。然而，当问起“你觉得你现在的生活习惯与汉族有什么不同”时，就有一些人认为没什么不同了。尽管老人们还会历数裕固族独特的文化风俗，尽管一些年轻人从他们的长辈那里继承了裕固族语言，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从表面上看，他们在穿戴、语言、定居、习俗等方方面面都与汉族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而这种状况在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则有所不同。在那里，几乎男女老幼都会说自己本民族的语言（即使是上了学的学生），处处可见哈萨克文，耳边常常听到哈萨克语，“民族味”很浓。但是语言的继承并不代表着其他文化要素的顺延。比如一些小学生已经不知道“擀毡”、“白天鹅的传说”是什么了。年轻人也都穿着现代的服装，拿着百事可乐走在大街上，偶尔有一个老人戴着传统的毡帽走过，像是民族文化的标本。对于这种文化遗失的状况，哈萨克族的焦虑感要比裕固族强烈得多，许多哈萨克族人都感到非常担忧。
但是，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文化遗失，每一个少数民族都仍然有较强烈的族群身份认同感。比如，即使不会说裕固语的人仍然会讲一些裕固族的文化习俗（尽管这些习俗可能在他自己的生活中很少重现）。而在哈萨克族，每个人不但鲜明地认为自己与汉族截然不同，而且至今还清晰地知道自己属于哪个部落，而且还保持着见面询问对方是哪个部落的习惯。
2．文化表面化/文化符号化/文化秀
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调查过程中有一段笔者与被访者的谈话，耐人寻味。访谈对象是一位20多岁的裕固族姑娘。
笔者（以下以A代替）：你们过的最重要的节日是什么？
被访者（以下以B代替）：春节。和你一样。
A：春节怎么过？
B：拜年，去亲戚朋友家。
A：有什么特殊的风俗吗？
B：今年我们有一个大型的活动，全县组织起来唱歌、跳舞庆祝春节。
A：唱什么歌？跳什么舞？
B：……？
A：是裕固族舞蹈吗？
B：对！
A：是会跳裕固族舞蹈的都自愿报名吗？
B：不是。我不会跳裕固族舞蹈。每个村有一定的名额，选一些漂亮的年轻人参加。
A：你不会裕固族舞蹈？那怎么跳？
B：我不会。我们县里专门请艺术学校的老师来统一教。
尽管一些民族文化符号仍然存在，但是一些文化元素的留存原因是值得思考的。比如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和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在迎接贵客的时候要手捧酒杯一边唱敬酒歌一边给客人敬酒。但是现在已经很少有人会用本民族的语言唱专门的敬酒歌了。虽然现在仍旧是边唱歌边敬酒，但是歌曲已经变成了流行歌曲。在肃北，已经几乎见不到蒙古包了（即使在草原牧场）。见到的几座“蒙古包”是在县城郊区的酒店建的外形酷似蒙古包的房子，这些酒店的外面都写着“体验民族风情”、“欢迎到草原来”等。
由于基本的生产方式的改变，原有的文化内容失去了根基。一些所谓的文化身份认同的标志（比如歌舞、住行等文化形式），在外力的推动下，符号化、功利化、表面化；这种文化身份认同的加强并不是由于民族意识的加强，也不是由于在社会发展中的自然调适，而是由于其他方面的需要。
3．大众传播媒介与文化身份认同
看电视已经成为牧民不可或缺的生活内容，对于在定居点的牧民来说尤为如此。山中的牧场（尤其是离县城远一些的牧场）上接收到的电视信号有限。调查显示，在所列的15项日常活动中，按照从事活动的频率（“几乎每天”、“经常”、“有时”、“很少”、“从不”）蒙古族受众将“做家务”作为“几乎每天”和“经常”从事的活动的比例为67％，高居各项之首，紧随其后的为“看电视”，占51％。而在肃南，将“看电视”作为“几乎每天”和“经常”从事的活动的裕固族受众比例则为56％，高居各项之首。在收看的电视内容方面，裕固族受众和其他地区的受众似乎并没有大的差别，人们最喜欢看的节目包括“影视类”、“新闻类”、“音乐类”。总之，从各项调查的指标可以看出，河西地区的各个少数民族都跨入了大众传播时代，大众媒介不但渗透进了他们的生活，而且改变了他们日常生活的内容——看电视成为他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电视也改变了他们的一些思想意识，比如在回答“您是否想得到电视画面中出现的商品或者像电视中的人物一样生活”时，肃南46％的受众做了肯定的回答。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大众媒介已经彻底颠覆了这里的社会交往和思想深处的文化根基，牧民仍然对自己所属的族群有很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而不是大众传媒构筑的“世界”。例如，当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司法渠道或者新闻媒体来解决他们生活工作中出现的重大纠纷或疑难问题时，裕固族民众在出现纠纷的时候多会选择村干部，只有一少部分的民众会选择新闻媒体。在问及“遇到重大事情的解决途径”这一问题时，49％的受众选择了“村干部或乡干部”，“有事找干部”依然是裕固族农民解决纠纷的主要途径。还有一些人希望通过民间调解的方式进行解决，有36％选择了“族长、寺院僧人”，18％的人想到了“亲朋好友”。通过派出所等司法部门来解决现实生活中的纠纷的比例只有26％。没有一个人想到新闻媒介。而在肃北，对蒙古族受众个人思想观念、情感态度影响最大的因素是“父母及长辈亲戚族人”，比例为67％；其次为宗教领袖，比例为39％；学校排在第三位，比例为33％；“村里德高望重的长者”也会对人们的思想观念、情感态度产生较大的影响，这一比例为27％；“读书多的村人”也受到19％的受众的尊敬。而电视、报纸、广播也对这里民众的思想观念有一定影响，比例分别为23％、4％和4％。
三、对于影响文化身份认同的一点思考
由调查结果可见，现代大众媒介对少数民族的文化身份认同的作用与影响是十分有限的。大众传播媒介的确介入并改变了牧民的日常生活，但是对牧民深层思想的影响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对族群社会结构的影响也是有限的。其影响主要表现在通过影视节目对少数民族的文化遗失（比如刺激了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对物质消费的向往等）和学习以普通话为表现形式的汉语。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游牧的生活是脱离于现代社会之外的。全球化的巨大力量具有强大的吸附能力，借助着强大的商品力量、市场社会的力量，文化，尤其是弱势的民族文化，在全球化时代的意识形态语境里，似乎已经失去了意义和相互联系。这也是文化表面化、符号化在当今社会转型期的基本原因。
普遍认为大众媒介对文化有巨大的影响，但是我们忽略了一个前提，那就是这种影响是建立在“陌生人的偶遇圈”这样一个城市社会形态之上的。当一个民族处于游牧状态时，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就与传播新技术互相设置了门槛：一方面游牧生产对大众媒介的需求就不如定居、聚居生活强烈，与城市相比更没有了强烈的需求；另一方面，传播新技术本身是应现代生产、生活方式而诞生的，应用传播新技术的一个潜在的条件就是定居且聚居的生产生活。
〔作者系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