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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 论消费语境中的电视娱乐文化——关于当前中国电视娱乐化的思考(1)

戴元光、邱宝林

湖南和上海都在为他们的真人秀节目比拼。湘军的《超级女声》让中央电视台感到如同“偷袭了珍珠港”,上海东方卫视则整合沪上资源,接连搬出《我型我秀》、《加油!好男儿》和《舞林大会》。这些节目在技术(电视、手机、电话)的助威下吸引了亿万人的眼球,人们的主体性得到极大的张扬,从而失却了对价值的合理性追求,把自身的终极价值抛在脑后,而自信心却得到极大膨胀。几个娱乐节目驱动了几亿人,人们无比亢奋和急不可耐,甚至有点“歇斯底里”。我们在思考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心态和心情——是平民性在大众文化中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还是社会的“浮躁”。

电视娱乐文化成为挣钱的工具是不争的事实,也是电视娱乐文化越炒越热的主要原因。但是娱乐文化片面地注重它的商业性,而忽视了文化产品的人文关怀,以致引起社会的严重关切。面对新的历史时期,电视娱乐文化应该注重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关怀社会人生,承载历史真实的责任。

一、防止非理性的社会“浮躁”

理性非理性是一个从古到今的哲学命题。非理性至少包含两个概念:外理性的和反理性的。外理性是指不是理性的但不排斥理性,反理性是指不是理性的而且是排斥理性的。在西方,17世纪是科学的世纪,18世纪是光明的和理性的世纪,19世纪是理性扩张的世纪,20世纪呢?是非理性挑战理性的世纪。

理性曾经是资本主义的精神支柱,但到了20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激化,西方文化出现多元和分化,非理性主义对资本主义理性提出挑战,其实是挑战文艺复兴,主张关注、研究人的本能、情感与欲望,“强调个人主义,强调人的个性、自由、能动性和创造性”。[任丽芳:《非理性思潮与现代西方文化》,《江汉论坛》2004年7月。]非理性强调人的直觉,“在具有狂欢意义的审美追逐中,所体验的快乐是直接和显著的”。这种快乐“显然已超越了纯粹感官娱乐的阈限”,在回避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中“建构着大众文化的自足性”。

与西方不同的是,西方经历了科学的世纪和理性与光明的世纪,从工业文明走向信息社会,而中国是从古代专制主义进入信息社会。严格讲,我们和古代专制主义区别不大,或者只是专制主义的躯体加上了现代的外壳。

以中国传媒的表现而言,充斥在报纸和电视上的文化是“大众审美的狂欢追逐”,它既忽略历史的真实(如历史电视剧《康熙大帝》,电影《夜宴》、《英雄》等),又缺乏现实的真实(《加油!好男儿》),大众不过是借这些虚拟的情景来获得节日般的快乐,发泄他们的情绪。

非理性社会是什么状态呢?用德波的话说就是工业资本主义经济物化现实被抽离了物质生产过程的现代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图景,马克思所指认的市场交换中已经颠倒的物与物的人的劳动关系成为商业影像表象中呈现的一具伪欲望引导结构,是虚拟图像拜物教。

一个虚拟的直观的视觉社会。少部分人表演,多数人带着痴迷在全神贯注地关注或观赏少数人操控的演出。电视上一天播出17小时,如上海东方卫视播出的《加油!好男儿》,这种表演“有一种真正的‘催眠行为’和刺激力量”。

看起来很民主而非暴力的政治意识形态,没有任何人强迫你,也不是商业社会中的强买强卖,甚至是去政治化的,看客是大众,表演的是大众,甚至评委也是大众,但你在不知不觉中被奴役,被景观奴役,被操控景观的人奴役,并且是深刻地被奴役。

我调查过《加油!好男儿》的粉丝,问他们,“谁要你们做这样的事?”“没有呀,好玩!”“你不懂,这是代沟!”“大家都是这样。”一位女大学生说,她是XXX的Fans,已经花了几千元学费去为XXX拉票。她说她把她的活动拍成DV寄给她那贫困的父母,她父母看到她们快乐的样子,都感动得哭了,连忙去为她筹学费。她父母一生中第一次如此被感动。如果没有《加油!好男儿》,她父母一生中未必有被感动的机会。

非理性社会的最大特点是所有的事,如果不出现在报纸上、电影电视上,似乎就不存在,因为在今天,个人的现实如果不能被虚拟为一种非真实的图画、景观,他将一事无成。甚至古人在今天的成功也得益于传媒。我们从历史书上知道的康熙、乾隆和今天年轻人从电视上知道的康熙、乾隆并不像同一个人。

没有理想,痴情于视觉社会的大多数人偏离了本真;失却了理想,没有理想,当然就没有批评性和创造性。

二、警惕人文屈服于市场压力

商品化的社会发展方向使得电视媒介市场越来越发达,在传播效果与经济利益的双重要求下,电视娱乐文化的内容和形式逐渐被广告商所决定。节目制作者尽一切可能去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创造一些煽情、刺激和搞笑的节目类型;鼓动嘉宾按照设计好的方式回答问题;在煽情的时候主持人必须挤出一些观众想看到的眼泪;在应该笑的时候现场观众必须按指挥适时发笑,以至于一些人对电视娱乐文化的批评更为直接:“电视剧庸俗得搞不下去时,电视制作人就会给你们炮制晚会;晚会庸俗得搞不下去时,电视制作人就会给你们炮制知识竞赛,好丈夫竞赛,用一些死记硬背知识来考群众的记忆力,用毫无想象力的游戏节目让来宾们出洋相……”[骆爽:《文化人批判》,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版,第63页。]这些批评直指电视娱乐文化因为商业化而不顾社会效益,导致其种种丧失人文关怀的现象。

将“立足平民化视角,贴近大众的价值和审美,关怀亲情、爱情和友情的理解与沟通”作为基本宗旨的情感类节目在内容选取上不是对明星私生活的窥视,更不是对离奇事物的探秘,而是许多普通观众自身的隐私和情感经历,对生活、对朋友和家人的种种感情,而且它在一定程度上为处于当代社会紧张的工作压力、人与人之间的冷漠现状下的大众提供了表达自身情感世界的平台。因而这类节目也被普遍认为是具有高度人文关怀的娱乐节目的典范。但是,发生在情感类节目的一系列事件让人们不再停留在事物的表面看待它们。1998年开播的湖南电视台《真情》栏目一直拥有很高的收视率,但在2003年5月的一期节目中,一女子在录播现场因情绪激动,当场割腕自杀;而2004年2月,栏目中又有一位母亲因无法劝阻心意已决的女儿和男友的关系,在主持人的一步步追问下,导致矛盾进一步激化而昏倒在演播厅。不仅学者,甚至连普通的观众都开始对此进行反思,到底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呢?无论电视娱乐节目是否打着人性、人情的旗号,归根结底,它们必须要受到经济组织和商业逻辑的影响,从这个角度看,这类节目存在的原因在于:电视观众的窥视欲是隐私能够得以兜售的前提,而电视娱乐节目的制作人则在用尽办法挖掘参与者的情感和隐私,以满足观众的窥视欲。从一个例子就可以证明这个观点,我们可以发现这类节目的主持人大部分都是没有心理学背景的娱乐明星,其目的只是为了能够多吸引一些观众观看,由此可以看出他们关注的不是嘉宾的情感,而是节目高收视率背后高额的广告收入,他们不在意嘉宾的情感承受能力,而是要一味探求嘉宾隐私来满足观众的窥视欲望。

尽管电视是最具大众化色彩的传播媒介,但被视为人文精神最重要的平等法则却未能体现在电视节目中,以益智类电视娱乐节目和婚配类节目为例,按照基本的竞技规则,每个参与者都应处于平等的地位,而电视娱乐游戏方式实际上是以貌似平等的规则掩盖了其不平等的实质。第一,节目本身选出的参赛者是不平等的。在对参赛者的筛选过程中,编导的主观因素比较重要,比如在婚配类节目中,对嘉宾相貌和个人收入的严格挑选使得许多想要参加的观众丧失了机会。在向来以关注普通人生活的谈话节目中也存在这样的不平等,“从《实话实说》的实际运作来看,它的许多话题的确是平民化的,但选择的嘉宾却有种种限制,比如,要有一定的影响,要有一定的文化,要有一定的表达能力,要有一定的独特见解。这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局面,嘉宾都是精英人物,只不过观众稍微有点儿平民的特征。《实话实说》实际上变成了精英阶层探讨平民的话题。”[刘庆传:《电视谈话节目是平民化节目吗——对“实话实说”平民化策略的探讨》,《电视研究》2001年第11期。]第二,电视娱乐文化的制作者们制造了一种仅仅是表面上平等的游戏规则。他们没有精力和时间让所有的参赛选手都置于同一个起点来参赛,他们可能具有不同的学习和经历背景,而回答的却是同样的问题。这种对参加者的筛选使得电视娱乐文化越来越成为一个特定人群的游戏,这群人可能是拥有一定社会地位和财富,却绝不是普通的社会个体。

由于电视的利润来源是广告商,而广告商的目标是刺激消费,需要那些具有一定消费能力的群体作为目标受众,对利益的追求让电视常常将节目定位于那些具有相当消费能力和意愿的青年人。显然,节目制作者在这类节目上花了很大工夫和精力,但他们却因此忽视了那些非常渴望娱乐,却在经济上相对处于弱势,无法为他们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群体的需求。例如,近几年中国城市人口已经呈现出老龄化趋势,老年人占整个社会人口的比重越来越大。仅就上海来说,截至2003年年底,上海户籍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254万,约占总人口的19%。老年人退休长期在家,本应成为电视娱乐节目的主要目标人群,但是由于大多数广告投向了汽车、电脑、家用电器、化妆品等年轻人消费品,电视娱乐制作人便将注意力放在了那些具有消费能力的人群之上,而对老年人来说,除了那些反复播放的传统戏剧之外,真正为他们创作的以娱乐为目的的节目类型和内容实在寥寥无几。正像香港中文大学潘忠党博士对我国电视所作出的评价一样:“电视所表现和推动的流行现象在我国只是极少数人的现象,它们实际上只是在很小的地域和社会空间里流行的现象,……它与我国仍然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方式,以披星戴月的方式奔波生计的人们关系遥远。”[参见《新闻与传播研究》1996年第4期。]我们知道,人是文化的主体,电视娱乐文化是基于大众日益增长的娱乐需求而产生和发展的,因而,应该根据观众的需求制作不同的娱乐节目,让不同教育背景、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从电视节目中满足其不同的需要,让电视娱乐文化涵盖社会各个群体。

电视作为大众媒介,对个体的关注是应该具有的基本社会意识,决不能仅仅因为市场的压力就放弃应有的社会关注。只有对人的生存状态赋予最基本的人文关怀,才能推动文化建设不断深入,促进进步价值观的建立,增强个体的社会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