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虎、陈清
2005年5月，在北大、清华的BBS上，一个自称“芙蓉姐姐”的人以其另类的自拍照片引起了无数网民的关注；2006年春天，“馒头”这个曾经在中国流传了几千年的平凡词汇，突然变成人们的新宠，成为大街小巷人们的谈资。从此，“网络恶搞”从幕后转向台前，成为一种新鲜独特的网络现象。拼接影视作品（《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解构红色经典（《闪闪的红星之潘冬子参赛记》）、颠覆英雄人物（《1962：雷锋vs玛丽莲·梦露——螺丝钉的花样年华》）、歪曲标志图像（福娃超女版）、丑化自身形象（芙蓉姐姐、后舍男生）……网络恶搞可谓层出不穷，正在成为一种流行的“文化时尚”。
恶搞，源于日本的流行词汇“KUSO”（库索），是一种特殊的互联网文化。其母体继承了“无厘头”的衣钵，借助于互联网无可比拟的自由传播性，形成了一种以“戏仿”为主要行为特征的另类创作风格。恶搞的流行让中国的文化面孔变得生动起来，它们看上去有些嘈杂、缺乏秩序，但由于大众的广泛支持和参与呈现出极具吸引力的纷乱景象。这时，网络恶搞已作为一种具有多层次能指意义的文化事件和媒介景观，进入了文化领域的研究视野。
需要我们斟酌的是，这一广泛参与的“积极自由”的背后蕴涵着怎样一种公众情绪？这种公众情绪的释放是否真如部分人所言是一次“民主的胜利”？我们是否有无限制地放大其功能和作用的倾向？
一、后现代的集体狂欢
狂欢文化在西方文化传统中由来已久，在整个中世纪，它都一直处于欧洲通俗文化的主导地位。俄罗斯学者巴赫金最早通过对文学名著的民间文化溯源，把狂欢发展为一种反抗霸权力量、建立自由民主的理想世界的文化策略。“狂欢”建构了一个“颠倒的世界”，通过对人们日常生活的戏仿，使生活由严肃的现实状态转入暂时的游戏境界中，人们忘却了阶级、等级和身份，在诙谐的笑声中获得自我的释放。在网络日益普及的今天，互联网为这种狂欢提供了极佳的展现平台，当代社会以宣泄和释放为目的的消费文化又为其提供了后现代语境，从此，一种企图重新阐释世界、改造世界的网络“另类”狂欢文化跃然于人们的眼前。
1.传统权力的消解
上个世纪70年代末，国人从中世纪般的蒙昧中惊醒后，对人类文明表现出一种如饥似渴的热情。这时，以电影、电视为代表的传统媒体作为一种强大的社会结构性力量具有很高的威信和地位，它覆盖面广、穿透力强、影响巨大，决定着社会的价值选择和舆论方向。在这种线性的电子文化结构中，传受双方所处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媒体提供信息来源，规定话题的内容，而受众则无论喜欢与否都只能被动地接受媒体提供的信息，谈论媒体规定的话题。”[赵雪波、龙学锋：《从“十大新闻”评选看媒体的话语霸权》，《现代传播》2002年第2期。]受众即使有自己的理性空间，也会由于缺少类似传者那样的强势传播手段而失去自己的话语权力，从而禁锢了自身的思维模式，丧失独立的人文品格，“失去了否定、批判和超越的能力，而成为单向度的人”。[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
一面是代表传统权力的主流媒体的强行灌输，一面是普通观众的集体失语，而失语并不是观众不愿意表达，一旦他们找到了恰当的出口，就会大面积地释放自身的压抑和不满。开放式的网络环境正是为观众话语的表达提供了条件。在这里，权力精英的话语中心消解裂变成无数个自由的话语单元，大众群体获得了自己应有的话语权，渗透出由“传播者主权”向“受众主权”转型的传播文化形态。
电影史学家陆弘石教授认为电影《无极》“最大的问题是概念化，内涵直白寡味，主题先行……它已经很难适应现代人的思维习惯了，其所要传达的思想理念是居高临下的，仍然是导师型的”。[《焦灼的陈凯歌与他的碎片无极——访电影史学家陆弘石教授》，《艺术批评》2006年第1期。]《无极》所走的权力精英式的文化路线本来无可非议，但它的不幸在于其所处的时代。网络媒介为受众提供了狂欢的场所，以胡戈为代表的“草根”阶层逐渐成为狂欢的主体，他们可以无所顾忌地消解、嘲笑、反讽精英们的作品，并以狂欢的形式展现自己的话语，从而构建起一种非官方的、平民大众的民间文化形态。
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中将后现代主义定义为“元叙事的不信任”，[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岛子译，湖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他认为后现代在本质上是对于现代性的反省、质疑、批判，从而呈现出一种反理性、反传统的特征。以恶搞为中心的网络文化摧毁的正是传统文化的这种形而上的规范，它消解了传统文化的一切惯例，陶醉于对另类时尚的尝试和玩弄。
人们通常所看到的明星，都是经过精英式的艺术教育，通过精英赛制层层选拔出来的佼佼者，每一位明星都那么标致亮丽。而“芙蓉姐姐”的蹿红却是反其道而行之，她那凸胸翘臀的经典S型舞姿和对自己充满赞美爱恋的文字，是对人们传统审美标准的极大挑战，这是在传统的精英媒介中所少见的。人们对“芙蓉姐姐”的热烈追捧反映了大众对传统权力的抗拒，代表了大众渴望一种自娱自乐、尽情张扬的心理体验。这是一个“泛偶像”的时代。太多风采照人、气质高雅的明星，通过大众传媒被纷纷呈现在人们的眼前，然而，当正统的“偶像文化”被推到极致后，许多人产生了“审美疲劳”。于是，一个所谓的“反偶像”时代便在众声喧哗中应时而生了，大众们开始有意识地消解传统、颠覆经典。相对于大众而言，“芙蓉姐姐”只不过走得更远，她的出现被认为是“颠覆了理想型偶像的高大全、假大空，掏出大众心中的真、小乃至庸常的一面”，[彭兴庭：《“芙蓉姐姐”与泛偶像时代》，《珠江晚报》2005年6月22日。]在社会心理层面激起了巨大的波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