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参与带来的快感
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论中的问题》中谈到：“狂欢不是供人们驻足观赏的，而且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它甚至不是供人们表演的；它的参与者们置身其中，根据有效的规则来狂欢。”[米哈伊尔·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论中的问题》，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人们通过自身的参与“回归到了自身，并在人们之中感觉到自己是人。人类关系这种真正的人性，不只是想象或抽象思考的对象，而是为现实所实现，并在活生生的感性物质的接触中体验到的”。[米哈伊尔·巴赫金：《拉伯雷研究》，河北教育出版1998年版。]在巴赫金看来，正是这种参与集体狂欢所带来的快感，使人们实现了自我的释放和解脱。
网络传播的匿名性为狂欢的参与者提供了可供伪装的面具，形形色色的网络论坛、BBS又为参与者提供了可供狂欢的“广场”，正是在这种得天独厚的网络环境中，精英与“草根”、中心与边缘的二元对立全部消失，狂欢的参与者不再只是高高在上的精英阶层，而是普通大众，人们通过集体的参与获得了精神的快感。网络恶搞的乐趣就是通过“参与其中”所得到的复杂快感。一方面，原创者是构成恶搞事件的主体，他们或是陶醉于自身的“美貌”，或是沉迷于自己的“视音频技术”，或是享受于无数追随者的高声呐喊，恶搞给他们带来无穷的自我发泄与精神满足；而评论、跟帖等网络交流方式更是调动了观众的参与性，人们可以在这场精英与“草根”的对决中尽情表达自己的观点。在新浪为胡戈开设的博客上，每天都可以见到几百条支持他的留言。有网友发起了“签名支持胡戈”的活动，一天内就有上万人签名支持；更有网友表示“如果陈凯歌真的赢了，法庭判决胡戈赔款的话，我们网民捐款支持他！”无怪乎有的媒体感叹这是一场“陈凯歌与网民的对决”。
3.拼贴化的视觉奇观
“后现代主义就是要破除自启蒙运动以来，在西方社会中对理性的偏爱，而对感性与直觉特别是对视觉感受的歧视，要大声地‘为眼睛辩护’。”[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岛子译，湖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图像转向”开始取代“语言学转向”，更加强化直观的视觉感受，倡导不加解释的、感性的、娱乐式的文化体验。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当代以“视觉娱乐”形式出现的信息传播，是“出于对现代史上持续积累的心理紧张与生理焦虑进行宣泄的内在需要”。[刘方桐等：《新编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最近几年的网络上，各种恶搞以图片、视频的形式相继出台，人们需要在感官放松的状态中感受愉快。
与传统影视文化不同的是，网络恶搞的视觉特征呈现出鲜明的拼贴化取向。互联网为恶搞者提供了丰富的“原始素材”，使得他们能够随心所欲地进行图像的拼贴、场面的拼贴、情节的拼贴，通过素材的重新组织产生新的含义。早在冯小刚导演的《夜宴》发行之前，网上恶搞的图片就广为流传，名字被改成了《晚饭》不说，站在红地毯上的章子怡，怀中还被“拼贴”进了一个自由女神像，旁边配文：“不给奥斯卡，神像甭回家”；事情还没有结束，最近一段名为《真相大揭秘》的视频，也拿《夜宴》开刀，其制作的水准不在胡戈的《馒头》之下。在这段视频中，陈凯歌为“挽回面子”，威胁冯小刚拍一部比《无极》还“烂”的影片《夜宴》，冯小刚最终也因此而“破产”……作者不仅拼贴了电影《夜宴》、《无极》、《冤家父子》、《甲方乙方》的画面，更是调用了电影《不得不爱》、《以父之名》的音乐，把拼贴的手段运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二、民主的乌托邦
有人认为，网络恶搞在现实语境中的文化象征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了恶搞本身，它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反叛和背离，从而获取了“民主的胜利”。但是，传统文化的话语霸权真的可能由这种后现代式的集体狂欢来推翻吗？我们是否过度放大了它所蕴涵的文化倾向？
狂欢演变的历史是严肃与诙谐分裂的历史，也是人的精神生活与现实生活加剧分裂的历史。在西方60年代的激进运动中，许多知识分子将狂欢作为摆脱庸俗、获取民主自由的斗争手段，结果给自己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现在的时代已远不同于60年代，网络传播所带来的虚拟化的生活环境，为人们所鼓吹的自由狂欢提供了“完美”的途径——既造了反，恶搞了文化权威，达到了暂时解放的目的，又对现实毫发无损。确实，网络恶搞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现实的文化权威和道德、法律原则，使人们得到了自我的解压、情绪的宣泄，张扬了人的自由个性，这对现实中难以找到宣泄出路的人们来说，是一种宝贵的、必要的自由。
问题在于，网络恶搞混淆了民主虚拟性和真实性的界限，将虚拟性向真实性扩展，把拟态的平等当做了真正的自由。试问，有哪一部恶搞作品从本质上动摇了主流文化权威的地位？哪一位恶搞作者获得了与文化精英平等对话的权利？胡戈的恶搞反过来却助长了《无极》的票房，他与陈凯歌曾经面红耳赤的对弈最终也不了了之；芙蓉姐姐的恶搞依然阻挡不住人们观看模特大赛的热情，人们的审美情趣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改变；针对《夜宴》的恶搞更是有力地配合了影片的宣传攻势，人们潮水般地掏出钞票，涌入电影院……狂欢式的恶搞只不过是对常规生活的补充，只不过是民众情绪定期的宣泄，它起着情绪“减压阀”的作用，又恰好是文化权威用来维持传统文化秩序最安全、最经济的策略。虚拟的民主越是现实，现实的民主越是无望，这就注定了一部分人所鼓吹的“文化民主”只能是一种乌托邦的想象，是一种聊以慰藉的“伪民主”。正如有的网友所言：“在网络上，你可以去看，可以去想，可以去记忆，可以去相信，但是不要试图去拥有。那是一个虚无的世界，没有什么东西真正属于你。”[丝路花语论坛，http：//bbs.xj163.cn/viewthread.php？tid=59354。]
三、警惕“娱乐至死”
网络恶搞带给我们的文化民主终归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想象，是一种“伪民主”外衣遮罩下的集体狂欢。如果仅限于这个层面理解，似乎对我们的生活也无大碍。事实上，面对今天愈演愈烈的恶搞态势，它在人类精神和行为层面上所带来的危害已经远远超出了“想象”本身。
美国学者波兹曼在《娱乐至死》的前言中，以两个著名的“反乌托邦”寓言开篇：一个是奥威尔的《1984》，一个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波兹曼指出，这是文化精神枯萎的两种典型方式。奥威尔所担心的是强制禁书的律令，是极权主义统治中文化的衰亡，是暴政下自由的丧失；而赫胥黎所忧虑的是我们失去禁书的理由——因为没有人还愿意去读书，文化在欲望的放任中沦落为庸俗的垃圾，人们因为娱乐而失去自由。
波兹曼相信，奥威尔的预言已经落空，而赫胥黎的预言则可能成为现实，他以拉斯维加斯为例，提醒沉湎于狂欢泥潭中的人们：“这是一个娱乐之城，在这里，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的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娱乐至死》的矛头同样凌厉地指向了互联网。现代网络环境下的恶搞狂欢，其反叛的形式和策略已经与巴赫金时代大相径庭，狂欢从天真烂漫的“笑与诙谐”演变成网络虚拟空间中的“纵情恣肆”。愈演愈烈的网络恶搞，为了吸引公众的眼球，常常采用“无度”的方式，不仅《无极》可以恶搞，《夜宴》可以恶搞，甚至连雷锋、董存瑞、黄继光这样的英雄人物也难以逃脱被恶搞的厄运。网络中大肆泛滥的恶搞现象将道德规范、民族信仰乃至国家的苦难历史，都湮没在混乱无度的视觉拼贴中，掩盖在嘻嘻哈哈的无聊娱乐里。沉湎于感官刺激和娱乐享受的公众，在不知不觉中丧失了理性判断能力。他们开始变得不爱思考，或者说根本不去思考，在那里“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综上所述，网络恶搞所表现的后现代特征，集中表现在对现代文化的消解、颠覆，以及由此对人类社会带来的巨大影响和冲击。我们不可否认，这种集体的狂欢有其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它所主张的消解权威、反对文化霸权、张扬个性和民主的思想都值得我们借鉴和深思。但如果由此而走向全面否定现代文化本身，却是错误的。它所造成的危机，“能使一个国家瘫痪，给人们的动机造成混乱，促成及时行乐意识，并破坏民众意志。这些问题都不在于机构的适应能力，而关系到支撑一个社会的那些意义本身”。[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出版社1989年版。]“恶搞文化”借助网络全球化的传播力量，大肆推行所谓的“民主”，而它消解一切、娱乐一切的扩张理念，又使人类沉迷其中，最终丧失思考和行为的“自由”，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民主的悖论。
〔王虎，山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讲师；陈清，山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院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