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突围：草根vs精英？
在公众话语、视听话语和官方话语的较量与咬合中，支持“恶搞”视频的网民将“恶搞”者定位为“揭露历史和现实之真相者”、“挑战精英者”、“80后的一代”、“言论自由权利的实践者”。换言之，这是一个非精英、非官方的群体，是“草根”阶层。“恶搞”者们自身也常以“草根”自诩。一位名为“当大师遇上馒头”的视频制作者在他的个人“博客”上这样说：“我代表的并不是个人，（‘恶搞’视频）其实是为像胡戈、我本人一样的草根影视制作者发言和反抗。”[http：//www.maidee.com/program/15978，2007年4月3日17∶16]与此同时，所有反对“恶搞”视频的声音也将“恶搞”置于“高雅”、“传统”、“经典”艺术或伦理价值的对立面。因此，可以说，各方话语都默认了这样一个观念：“恶搞”就是“草根”对“精英”的挑战，这种挑战既是文化的，也是政治的。要评价这一观念，首先要回答两个问题：什么是“草根”？什么是“精英”？
“草根”一词来自英文的“grass roots”，一般被认为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同政府或决策者相对的势力，一是指同主流、精英文化或精英阶层相对应的弱势阶层。[http：//ks.cn.yahoo.com/question/1407031902040.html，2007年4月1日21∶26.]在陆谷孙先生主编的《英汉大词典》中，“grassroots”被单列为一个词条，义项包括：群众的，基层的；乡村地区的；基础的；根本的。[陆谷孙：《英汉大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现在，让我们回顾一下2006年最为流行的“恶搞”视频制作者的基本情况。由于网络的匿名性，除了少数已经公开身份的“恶搞”者，如胡戈、卢小宝以外，我们很难确认其他视频制作者的具体身份。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即这些“恶搞”者们大多受过或正在接受高等教育，具备了较丰富的文化知识储备，能熟练使用视频制作软件和网络。相对于绝大多数受教育程度偏低、尚未掌握新媒体的使用技能或无法获得互联网接入途径的普通人来说，手握各种文化资本的“恶搞”者们如果不是“文化精英”，至少也不属于“草根”的范畴。下面一组数据也许更能说明这一问题。据统计，截止到2006年底，中国网民的数量达到1.03亿。[http：//tech.tom.com/zhuanti/cnnic_report16/index.html，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于7月21日下午发布中国互联网发展最新数据，同时作出权威分析。该报告指出，在中国互联网第二个十年之际，网民数量已突破1亿户。]而这仅为中国人口的7.88％，也就是说，超过92％的中国人由于新技术的“使用鸿沟”而被阻挡在互联网的门外。即使在已经接入到互联网的人群中，绝大多数的人仍然只是在最低的技术层面上使用互联网，如浏览网页、收发电子邮件、网上聊天等，能制作“恶搞”视频的人寥寥无几。因此，虽然互联网能触及传统媒介难以比拟的人群，但它并不能带来文化资源和权力的平等分配。真正的“草根”们仍旧无助地站立在基本的文化资源和权力之外。
与“草根”一样，“精英”也是一个需要辨析的概念。那些被“伤害”的“经典”、“高雅”和“传统”是谁来界定的？是如何界定的？历史和人类学研究表明，“没有任何记录能证明，在人类进入现代以前，曾经存在过某种一元的、传统的文字文化。文学从来都不是对‘人民’精神的表达，它只是极少数社会文化精英的领地”。换言之，所谓“传统的”、“正宗的”的文化从来就不存在。文化之间的分野，如经典与通俗、传统与外来、高雅与流行，往往只是少数文化精英维护其文化权力和利益的手段。“恶搞”视频的确占用了“高雅的”、“经典的”、“传统的”文化资源，挑战了文化精英们供于艺术神龛之上的创造性原则，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文化垃圾”或“社会毒瘤”。创造性不是评价人类精神产品的唯一标准，也不是最终的标准。
因此，将“恶搞”定义为“草根”与“精英”的对抗，就如同将一把“莫须有的矛”对准了一把“莫须有的盾”。这并不是说“草根”和“精英”不存在，也不是要否定“恶搞”视频在文化政治上的颠覆性和抗争性。这里想要强调的是，“恶搞”视频还不足以从根本上冲破高雅文化与流行文化的分野，对它更准确的定位应该是“一种较为激进的流行文化形式”。和其他的流行文化形式一样，“恶搞”视频也是各种意识形态斗争的场域。在这一场域中，代表不同文化利益的话语不断碰撞、冲突、对抗和协商，伴随着文化资源的不断配置和权力关系的不断建构，权力结构的浅层震动和调整周而复始，永不停歇。
七、权力的后现代性：策略与战略
在后现代的视野里，权力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因此，主流意识形态不可能完全支配和控制另类的（alternative）意识形态，另类的意识形态也不可能完全独立于主流意识形态之外，总是抵制和反抗主流意识形态。相反，另类意识形态常在挑战主流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又不断地与之协商。通过协商，不同的个体或群体占据不同的主体位置，形成不同的立场、态度、观念和行事方式。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网民们的留言帖中既有认同“恶搞”视频的立场，也有折中和反对的立场，而即使在同一立场内，人们的观点也会发生分流；为什么“恶搞”视频既挑战社会权威和商业化，同时又使用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为什么“恶搞”的趋势没有随着规制的加紧而明显减弱，但公众反“恶搞”的声音却开始增强。围绕着网络“恶搞”视频，公众话语、视听话语和官方话语之间形成了一种复杂的相互影响的动态关系，三者相互独立但又互有交集，在“恶搞”视频这一权力场域中，它们既对抗，又协商，既颠覆，又合谋。这是一种典型的后现代的权力关系。
在后现代的视野下，泾渭分明的支配与被支配、控制和被控制的权力关系难以维系。处于被支配、被操纵地位的社会群体可以通过挑战、对抗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群体或与之协商，从而在权力谱系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因此，“恶搞”视频可以利用网络媒体的特殊性，占用既有的文化资源，对社会权威和商业化浪潮嬉笑怒骂；网民可以对“恶搞”视频的文化政治立场视而不见，或者直接抵制其立场；公众可以对报纸的舆论宣传置若罔闻，甚至形成更激烈的支持“恶搞”的文化立场。然而，在任何一个社会，文化资源的占有和分配都不是完全平等的，相应地，文化权力也不是平等的。因此，对于广电总局制定的网络视听作品传播的许可证的规定，胡戈只能做出“以后可以通过人和人传播的方式（发表视频作品）”的回应；对于报纸的舆论宣传，公众只能在“天涯社区”这样的博客网站上为“恶搞”辩驳，其观点无法为多数人所了解；对于潮水般涌入的“恶搞”视频作品，绝大多数网民只能观看和评论，更多的普通的中国市民甚至没有接触互联网的机会。正如柴头（Mde Certeau）所说，“权势人物之战略，固然控制了主控的结构与制度等等，但它们是留有间隙的，弱者则从中扒取符号与物质的好处”，尽管如此，“弱者、穷者或被人支配的团体，拥有的是‘战术’（tactics），而强有力之机构制度则拥有‘战略’（strategies）”。这种战略与战术的关系不只存在于广电总局、报刊媒体与公众、“恶搞”视频作者之间，也存在于广电总局与报刊媒体之间，公众与“恶搞”视频作者之间。
因此，作为当代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权力斗争的重要场域，流行文化从来都不是独立于社会结构性力量的限制之外的。霸权与从属、抵抗与屈服、对抗与合谋从来都是并存于流行文化之中的。“恶搞”视频既不是“救赎”大众的“天使”，也不是祸害人间的“恶魔”，它只是提供了一个话语际会的文化空间，借助这一空间，各方利益得以协调，地位得以调整，不同观点也得以协商。
【结语】
“恶搞”视频与其他流行文化形式的最大区别在于它的明显的拼贴性，这也是“恶搞”视频引发更为广泛的社会关注和更为激烈的争论的根源所在。然而，本文以为，将拼贴性作为立论的出发点，考量“恶搞”视频可能带来的正面或负面的社会影响，这本质上是一个伪命题。社会文化和价值结构的变动不是“恶搞”视频导致的结果，而是它形成的原因。质问“恶搞”视频将给公众带来什么负面效果，就如同将玻璃杯打碎，再质问玻璃碎片为什么会割手一样荒谬。
以“恶搞”视频为代表的拼贴文化栖居于网络之中，具有碎片性、肤浅性和去中心化的特征。这是一种典型的后现代的文化症候。从“娱乐化纪录片”到“流行学者”，[通过央视十套的《百家讲坛》节目，一些学者，如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易中天、北京师范大学影视传媒系教授于丹等，获得了极高的社会知名度。在于丹的新书签售会上，等待签名的读者排起了长龙，场面非常火暴。一些人给于丹等人贴上了“流行学者”的标签，以示对大众媒介的学术炒作的不满和对炒作背后的商业性动机的反感。]从“超女”到“郭德纲”，“伴随着经济领域的后工业化趋势，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活和文化也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后现代症候”。[Wang，N.（2000）“The Mapping of Chinese Postmodernity”，in arif dirlik and Xudong Zhang（eds），Postmodernism and Cultural Theory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p.22.]这些症候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改变人们对外部世界的理解。事实上，拼贴文化就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了人们对错综复杂、变幻不定的社会生活的体验和感受。
网络促成了拼贴文化的产生，但它不是这一文化现象出现的根本动因。在2007年3月《国际先驱导报》与新浪网就“2007年中国最缺少什么？”进行的一项联合调查中，8460人参与了在线投票，其中有58.9％的人认为中国“最缺少社会的公正公平”。[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7-03/06/content_5806279.htm，新华网的财经频道的滚动新闻《民意调查：中国人现在最缺啥？》，网页浏览时间：2007年3月22日，20∶47。]或许，现代性的精神和价值冲突早就在那里了，而拼贴文化不过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将这一冲突带到了时代潮流的风头浪尖。在“恶搞”视频的冷嘲热讽、愤世嫉俗背后，是当代中国人对现代性痼疾的不满和对话语权的渴望。
网络成就了拼贴文化“万人空巷”的盛况，但它无法阻止这种盛况的“昙花一现”。互联网能使某一视频一夜成名，但它无法阻挡成百上千的同类视频源源不断地涌入。信息膨胀造成的无序性使得“恶搞”者们必须借助互联网以外的力量来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因此，说“你不是一直嫌自己的智商太高吗？要想变低，就得看电视”[胡戈制作的“恶搞”视频《鸟笼山剿匪记》中的台词。]的人是胡戈，签约号称中国第一互动娱乐网站“猫扑网”（www.mop.com）的人也是胡戈。或许，网络新技术也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世界，它只是改变了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
〔石义彬，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熊慧，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