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媌婧
迷就是俗语我们称作的粉丝、狂热崇拜者。在某一时期内，持续性对某事物产生强烈喜爱的情感，多次数地大量集中消费、互动及创作的阅听人即可被认作“迷”。早在中国的古老京剧文化中就有捧戏曲的票友，即便是在传统文化已不完全在主流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今天，北京众多剧院仍有京剧戏迷自费业余演出的现象。由此可见，迷文化早年便是我国文化历史长河中忠实的一分子。20世纪以来更是有层出不穷的相关影视、漫画、音乐、网络游戏、Cosplay等各种文化形态的迷现象出现，或者更宏观上来说，在社会领域的各个层面都有其发烧友。但相比这些丰富而形态各异、值得我们深思捉摸的迷现象，似乎粉丝文化却难登大雅之堂，有关的学术研究成果在国内媒介受众研究的大环境下显得捉襟见肘。值得欣慰的是，我国台湾的一些文化团体和学者对当地的迷文化已经并正在开展深入的探究，比如台湾地区已有学者详细地开展“布袋戏电影”迷和“歌仔戏电影”迷异同的案例比对，以及有关日本“同人志”等迷文化现象研究。而西方传媒研究在上个世纪90年代也早已关注“迷现象”，开创了迷文化（Fan culture）的研究领域，并将之列入受众研究的重点课题中。
本文以电视媒体内容对迷群的构建为由头，基于近两年在中国各地电视媒体中大行其道的“真人秀”、电视剧热潮等现象及其所造成的社会与经济效应，从而探究因此而生的迷群样态及趋势，进而观察在新媒体环境下的迷虚拟社群。这一因共同兴趣和利益产生的社会群体有其特殊的阶级分类和权力累积的方式，且与社群成员在实体生活中所处的阶层息息相关。新媒体为迷群提供新型的聚合场域，而新媒体的特性也重塑了迷群的互动关系。我们应该避免像以往一些学理派一样，简单地将“迷群”仅等同于受众；或者将“迷单纯地视为同等个体，忽略了迷社群的活跃表现”（庞惠洁，《初探迷社群内阶级与权力差异——以台湾杰米斯迷为例》）。以下是本文讨论的几个主要问题。
一、虚拟迷群的构建是电视媒体与新媒体产业竞争的产物，电视媒体基于新媒体对迷群的培养从“下意识”到“有意识”转变
就像当年电视无可非议地取代了广播一样，互联网技术出现的那一天便宣告了电视霸主地位即将被颠覆，新媒体网罗天下的时代来临。我们知道，新媒体的出现并不会完全让旧媒体成为历史，如同现在我们拥有了社区天线电视系统（CATV）和基于TCP/IP协议的互联网，人们依然会保留看报纸、听收音机的习惯。电视在网络等新媒体出现并逐渐成熟的早年发展阶段，还会苟延残喘一段时间。尽管所有电视人都知道新媒体正以不可抵挡的强劲势头冲击着电视媒体，但电视人希望通过对电视技术与艺术最大效益化的改良和潜能挖掘与新媒体殊死一搏。
当互联网推出了“在线观看”功能——即在线有线电视后，其时间相对较小的约束性和观众选择的非强制性使得更多掌握了新媒体技术的受众转而使用计算机而非电视收看他们喜欢的节目。因此在2006年，为了与互联网媒体相抗衡，国内部分新闻传媒集团与电信产业联手，借助流媒体底层技术相继推出了IPTV（Internet Protocol Television）。受众可以随时选择回放48小时内自己感兴趣的节目观看，并无须担心因错过节目时间而无法收看，IPTV更增加了“进/退节目”的放像机功能，观众可以重复播放节目内容。这种基于IP协议的电视广播服务也标志着电视与互联网新旧技术资源整合的成功。
电视媒体从业者已经越发深刻地认识到调动积极受众的重要性。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广播电视机构便利用听众来信、热线电话等方式调动受众的主动参与性。韩国电视机构分期编剧及拍摄长篇电视剧，并根据电视剧迷们反馈的意见随时改变剧情和剧中人物的命运。比如在2004年10月至2005年1月央视8套晚间黄金剧场热播一时的190集韩国家庭伦理剧《人鱼小姐》，就曾在“人鱼迷”们的极力要求下，编剧扭转了剧尾女主人公雅俐英本应有的悲剧命运。美国电视制作公司在制作情景喜剧时也敦促编剧参考剧迷意见发展剧情。在与新媒体抢占市场份额的过程中，广播电视机构发现，迷群这一最为积极的受众不仅可以提高收视率，而且也客观地促成了电视媒体与网络、信息产业等多平台的携手合作，从而创造了1+1＞2的巨大经济、社会效益。
电视下方滚动屏幕早期是为了预告即将播出的节目而设的，新闻节目在滚动屏幕中列出言简意赅的新闻标题，应用了纸质媒体的阅读功能。2002年元旦，江苏卫视推出了晚间民生新闻杂志《南京零距离》，节目下方的滚动屏幕列出观众热线电话提出的民生问题及有关部门的解决情况。2004年湖南卫视选秀节目《超级女声》更是借助移动、联通等电信商家及腾讯等网络媒体的强大资源，鼓励观众发短信或网络投票支持自己喜爱的选手。至此，电视与各媒体平台完成了一次完美的资源整合。此后，众多电视栏目相继仿效这种方式调动更多阅听人参与节目讨论。在重庆卫视2006年12月首播的《神雕侠侣》滚动屏幕中更有观众留言：既要看节目又要看留言，眼睛真的顾不过来了，留言比节目更有看头。这种专门搭建的阅听人互动平台的立体推广营销模式使得重庆卫视在《神雕侠侣》播出初期，连续几天在全国收视率排名第三。电视媒体至今方才领悟，并不是受众不再积极，而是要看用何种方式调动其积极性。
由此可见，阅听人（或者可认为迷）不但可以积极地反馈传播效果，还会以媒体源文本为蓝本，参与重新构建媒体文本，甚至创造新文本的活动。迷群在与媒体文本互动过程中，构建属于自己的认同（identification）及符号象征（icon），例如2007年东方卫视真人秀节目《东方好男儿》前三甲井柏然、乔任梁、付辛博的粉丝为自己取名为“Babyface”、“VIP”和“波板堂”。更有甚者，重庆卫视2007年选秀节目《第一次心动》8月广告中以“心动嘉年华，粉丝最有戏”的标语赫然推出“心动Fans嘉年华”网络社区粉丝狂欢节活动，鼓励粉丝用上传网络拉票视频的方式支持“心动”选手。虽然这档选秀节目因其节目格调问题于同年8月被国家广电总局紧急叫停，但将粉丝作为重要媒体文本这一活动却标志着电视媒体对迷群的培养从“下意识”向“有意识”转变。
二、新媒体的发展激发受众的积极参与性，进而使之成为媒介内容的一部分
偶像崇拜迷在电视传统媒体和社会的刻板印象中早已被妖魔化为“激进”、“危险”、“病态”等形象，歌迷马克查普曼射杀披头士主唱列侬的个别案例成了定义整个迷群“偏执分裂形势”的佐证，在电视镜头中有关于偶像与迷群的报道常常被武断地切为几个歌迷/影迷引发骚动、场面失去控制的镜头。比如“杨丽娟追星”事件中的媒体参与使得“歌迷追星”这一简单情节变得更加复杂，媒体一方面带有负面评判倾向地报道杨丽娟赴香港追星；另一方面媒体也成为事件本身的制造者和炒家，使事态进一步恶化。这一案例中，媒体一次又一次地“鼓励支持”和炒作曝光潜意识地肯定了杨丽娟的行为，刺激她在众人关注下进一步作出过激行为。当电视媒体摆弄着这个本已可怜的追星族，将其作为反面教材屡次曝光在荧屏的同时，也为自己赢取了收视率和业绩。这一点很好地体现了电视媒体与迷之间相互依存且对立的复杂关系。电视传统媒体制造文本是为了吸引更多的受众，在这个层面上受众成了媒体的上帝；另一方面，迷群的集体力量对电视媒体的绝对权力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压力，对其主流话语权提出了挑战，从而把电视和迷群（特殊受众）推到了近似敌对的局面，迷群转而投靠相对“包容”的网络媒体。
大众传播学的“有限效果论”承认有积极的受众，并指出只有受众是积极的，媒介传播才能起到加强或削弱的作用。因此受众不再是被动接受，他们不仅会向传播者反馈效果，也积极地参与到文本内容制造的活动中。新媒体中受众积极参与的特点正是保证其旺盛的生命力与老式媒体竞争的重要原因之一。
网络媒体的绝对力量弱于传统媒体，迷群可以超越时间、空间的限制聚集起来，在虚拟社群中得到更多的价值认同。而这种认同和归属对于迷，特别是青少年来说，在被学校、家长、社会权力支配的实际生活中不易获得。同时，网络身份的非实名制也使迷们在虚拟社群中更大胆地展示出与现实生活不一样的情感表露、能力显示和价值思想。也就是说，虚拟给予他们的是一个无约束、充满无数可能的自由幻想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迷仍然可以训练独立精神和培养各种技能。“文化批判论坛第三十七场迷文化研究中的发言人陈彩瑛提出，迷在虚拟社群中可以培养判断力、人际礼仪与公关、拓展生活与文化视野”。在这样一个良好的氛围中，迷的非强制消费主动性得到了最大程度的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