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容易熬到晚饭前，藏胞要诵经，牢门才又打开。我便坐在门上，遥望远山的积雪。天寒地冻了，暮云凝滞，夕晖惨淡，连鸟儿都不见一只飞过。岗楼上晃动着哨兵红扑扑的脸和枪刺的寒光。忽然，从靠大院门首的一间女犯监室里响起了一腔高亢入云的歌声：红岩上红梅开……嗓门很亮，激越非常，撕金裂帛一般。陡然一下，竟把上百人嗡嗡的诵经声都盖过去了。从来目不旁视的藏胞们也都惊愕得抬起了头。紧接着便是一阵喧哗响动，几个干事慌忙奔向女监。刚哗啦一声把门拉开，便见一个年轻女子冲将出来，齐耳短发，红艳艳脸庞，身披蓝棉大衣，十分飒爽。她破口大骂：不要脸，把我们的皮带还来！……几个干事也不知该咋办，好一阵儿才又说又劝，推推拉拉，把她带了出去。
望着那齐耳短发，蓝棉衣背影，不知怎么的，两行泪终于止不住地挂下了我的脸膛。
我想起了秋萍、央金和李明敏，这一行曾经共度了一段危难的日子的年轻女子们。真是一些太好太好的美丽姑娘！她们若是在此，定然也会和那位不知名姓的短发女子一样，飒爽勇敢的。世界上最纯真热烈的，只有这种美好少女的心灵了。她们是真正无畏的勇士。
那女娃是你们一伙的？突然背后一个声音问。是青衣汉子。
我想也不想就点了点头。其实我并不认识那女子，事后才打听到她是当地汽车队的团干部，播音员，也是才抓进来的。
厉害！青衣汉子说。忽又悄声问我：你不想写封信回家？
可以写信？
行，向干事申请了就行。
可是……我想说我现在身上什么也没有。还不待我说，一张白纸一个信封一支笔，还有一张八分的小邮票，就都丢到了我身边。
我还想向他说几句什么，他却不再吭声了，回到自己铺位上去补裤子。我小心地拿起那枚小邮票，平时最普通的那种八分票，此时此地却显得那么精致美丽。
初进监狱，比七岁娃娃初进学堂还不懂规矩，一切战战兢兢。可以写信，这便是我想都不曾想过的。在我看来，人到了这高墙大院铁笼里，就与世隔绝，与一切人情世俗无缘了，等于是死了。而一得知可以写信，那心情马上就急迫得按捺不住。写，当然是马上写，给父亲写！但一拿起笔来，却简直不知如何落墨了。当然不能如实说我现在处境，连在什么地方也万万不可实说。那么，除了问候的话，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只能是一个没有了形体的人，不能让亲人们看见我，现今的我。只能在无形中让他们听我的问候。
青衣汉子给了我一张白纸，小学生作业本那么大一张，开初我还以为不够，谁知两行字下去，便再也落不下笔了。落到白纸上的，是两点泪珠……
我其实有很脆弱的地方，尽管表面上像个铁汉子。我不如那短发女子，不如央金、秋萍和明敏她们。她们在这里，也许会唱歌而不是落泪的。
信好歹还是写好了。我只说我还要在外面待一段时间，请爸爸多保重。后面特别提到，如有朋友来家，务必代我问好。如果那个小李来，叫她赶快回北京去，好好读书，告诉她我一切很好，今后再联系。杂七杂八，居然最后也涂满了一张纸。
第二天，我向干事报告了。这里一切都叫报告。那干事姓马，宽宽脸，红红脸膛，三十来岁模样。他把我叫到院门上值班室去了。屋里生着一盆火，此时看着，分外暖融融的，好像烧的不仅是炭，而是人间气息。他随意一点，叫我坐下了，说：你多大了？
二十二。我说。
年轻。他说。
抬眼看看我，又说，你跟谁写信？还没老婆吧？
没有，给我爸……不知怎么搞的，我的眼圈又发涩了。爸？这时候知道想爸了？他似乎在斥责我，但口气并不十分严厉。然后说，可以。你爸是干啥的？
我说，教书的。
教书的？教书好哇。他有了点兴趣，拿过我交在桌上的信封一看：哦，四川大学，还是大学老师！随即叹口气，瞄住我，说，你咋会弄到这里来了……
不待我回答，又说，回去吧，安心反省，遵守监规，不要跟人东说西说。信，先放在这里……沉吟了一下，自言自语一句：过几天看需不需要再说。
从那烤着火盆的小屋回到囚室，我觉得带了点暖意。
那封信，后来回了家才知道，家里并没有收到。不知道是不是没有发出，又是为啥没有发出，一概不知道，也无从查考，没必要查考了。
家里当时倒还没有为我着急，只是很生气，骂我有了女朋友就连家也不要了，迷那北京女子也迷得太凶了。
差不多个把月后，知道了我的真实情况，再提起北京女子，又连连感叹她太好了，天下少找，难得难得！
原来，除了我和老向外，其他一行人都放回了成都。当时此地确实是贯彻新通告精神的例行检查，凡流窜可疑者皆被挡下，暂押审查。老向是因为觉得他面相油滑，言语鬼祟，被扣了两天。后来转回了成都，又关了一段时间。向眼镜后来讲起此事，已好了疮疤忘了痛，眉飞色舞，说那天从这里出去，押上一辆车，他一看车头向着成都方向开，心里就连称阿弥陀佛了，这下哪怕回去坐监也不得再吃包谷面酸干菜了。他先生向来穷讲究多，肠胃细，是个美食家，吃食方面颇挑剔的。
而我呢，则不知是哪一位内伙子拱出来的，所以毫不含糊就扣下了，且先丢了大监再说。难怪那天呢制帽头句话就说，你不是学生吧？有人先供了底了。此人是谁？至今也是个谜。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要查考查考，又不是文物古迹，淘那神干啥。
家里呢，是以为我直接跟李明敏跑北京玩去了。明敏确实是有脑子的女子，回到成都，本来当晚她就要上我家的，但思忖再三，忍住了。她叫那老同学李芳上了一趟我家，告诉我爸说，明敏跟你家小林从白城搭了个便车出了川，到西安坐火车去北京了，可能要过一段时间才回来。我爸一听就冒火，手杖敲着地板说，这个昏娃娃，不晓得慌的啥，连回来打个招呼都没得时间了？叫他就在北京好了，不用回来了！吓得李芳直伸舌头。回去告诉明敏，明敏只是咬住嘴唇，暗暗流泪。
这些，当然，都是许久以后，我才知道的。
不几天，刚吃罢午饭，马干事拉开铁门，叫我收拾好东西，出来。
我有啥可收拾的？进来就只是人一个，慌慌忙忙就要往外走。青衣汉子小声说了一句，这下你对了！我这才留意到是叫我收拾好东西出去，莫非真的要放我出去了？心中已是暗暗一惊喜，忙回头向青衣汉子笑了一笑，道了声多保重！
满屋的人这时都抬眼望着我，不再是平时那种浑浊的眼神，都有些亮光。
我又向他们点了点头，便跨出了那房间。
马干事脸上却看不出任何表情，只手里拎着一串开牢门的钥匙。也不言语，默默地跟在我身后，直到出这个院门时，才低声说了一句，你还年轻，要安心。再无二话了。
从哪里来，还回哪里去，又穿过几道门巷，我又站在几天前进来的那道大门口了。
光线好强烈！
视野好宽广！
前面是空坝，树木。又看见河流了！欢畅的流水哗哗。河对岸远处有人影自由走动。
还没有等到我的眼睛重新适应，就过来两个汉子，打量我两眼，随即命令道：把头埋下！又是五花大绑，把我推上了一辆吉普车。
我的头脑又呈现那种晕眩空茫的状态。
他们都不吭声，不说什么，只掏出了烟来抽，而车一过河，我心里便明白了，这是往白城方向去！
立刻，我的脑袋更是冰封雪冻了。本来想问一问的，这会儿也没了精神，不知是我成了哑巴还是植物人，反正心里空落落没有一句词儿，觉得说啥也没有意义。
出来了？我出来了？这下对了？……我连苦笑的心思都没有。
只潜意识里知道，此一去要再走回来，不知要走多少时间了！
也就是这一下，我的心彻底冻死了。我知道，从此这世上再也没有我林文询这个人了。即使活着，也只能是完全陌生的另一个人，一个没有生命没有任何意思的人。
过去的一切，人世的一切，一切的一切，别了！永别了！
我不是想到死更不是想到自杀。我说过自从初入“牛棚”时曾经情急中闪过一念之后，无论如何，身处何境，我决不会再考虑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
我时时犯脆弱之病，强悍外表下也确实掩藏着不少极其脆弱之处，但在这大原则上，我说一不二，毫不含糊。我周身已无一是处，只剩一根脊椎骨了。
而且，我这根骨头还有一个毛病，平时与常人一样也有弹性，但到一定时候，你越是向它加压，越是向它猛锤，它便越是发硬，越是铮铮响。它觉得粉碎与完整是一回事，如果你安心要它碎掉的话。
当天没有赶多远路程，吃晚饭时间到途中一个林区小县就停下了。大概人已到手，如瓮中之鳖，他们也不必担心了，早一点晚一点回去交差都没啥关系。
这两个汉子显然只是解差之类，长得人高马大，壮实，不多言语。但人似乎还不错，竟然先带我进餐馆吃了一顿“油大”才又丢到当地看守所。
好久没有闻到过油烟香，看到过大肥肉了，我的眼睛都油亮亮了。盐煎肉，菜头烧肉，两大盘，白米干饭一大碗，我只管埋头吞咽，天知道哪年哪月能再吃到呢？其实吃啥还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哪年哪月才能这样坐在饭馆里随意吃饭呢？
两个汉子也吃了一点。我抬头间，瞅见他两人相视一笑。仍然不向我说什么，待我吃罢，便又重新上了绑索，松松的，用车送到看守所寄押。
吃也罢，行也罢，住也罢，一切无须对我讲。这是理所当然的事。除了上厕所，一切也无须我跟他们说。这时候才体会到四川话说上厕所为“解手”的含义，先得请求松绑解开你的手，真是太有内涵了。
与上一个监狱比，这个小看守所确实小巫见大巫，不能称为监狱，而像座破庙子。泥土院坝里，几间低矮大平房，泥壁瓦顶，破破旧旧。一间房里关了几十号人，拥挤非常。将我丢进去的时候正开晚饭，院坝里几个大木桶，一个房一个房的出来，也乱糟糟站了一坝，闹闹嚷嚷的，跟赶庙会差不多。好像也没啥人管，大约干事太少了。
特别是当女犯们闹喳喳出来打饭时，其他牢房的窗口木栏上、门缝间，便挤满了眼睛，有的还打口哨，说吊话。女犯们也故意磨磨蹭蹭，有的还绕到窗边说上两句。
看这里犯人模样，不是林区工人，便是乡下农民。同样，大多也是才进来的，看神态、脸色和衣服便可知道。我已经有点经验了。
在十分正规的大监，和正规得如像岩石一般的老犯待过一段时间，这里显然热闹轻松多了。虽然房屋破旧，稀牙漏缝，地面潮湿，光线阴暗，但你心里感觉宽松得多。住家都想住新房楼房砖房，气派坚实，但坐牢房，看来应该相反，越破旧越不像样越好。我当时就曾想，我要是能够关在这里就好了！
但我知道，哪怕这种想法也只是做梦。我是过路寄押。
而到了第二天，我又才知道，说过路寄押也只对了一半。我在这里白吃白住了一宿，没交钱，就该作点贡献。古话不是说“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从此路过，留下买路财”么。我得参加批斗大会，以壮运动声威。
自然是去当“陪斗”，和几十个当地“罪犯”一起被推上台子，低头“默哀”了半天。这时我也才弄清了我现在的身份，“现行反革命分子”。一个一个被推出列“坐喷气式”，点名介绍时，更是第一次得知了我的“罪行”：出身黑帮家庭，由原单位畏罪潜逃，流窜本地，借大串联之机煽风点火，阴谋夺权，带头冲击革命机关，图谋抢劫银行，并妄图安装黑电台，与帝修反敌特取得联系，叛国投敌，云云。
够严重了，判死刑也死有余辜，丢来喂狗，狗也不吃！
好在除了愤怒的口号声，拳头林立，那些拳头还不曾直接落到我身上。
更好在我当时的脑子仍继续处在冰冻阶段，只觉得那些词儿在耳里轰轰响，思维机器还不能进行加工分析。否则，我应该当场瘫成一堆烂泥才是。
而就在此之前两天，当秋萍被押着到冰冻的白城河边搬运石头时，经过路口看到同样内容的“通缉令”，却真是当即尖叫一声，晕倒在地。她当时刚刚大病初愈，哪经得如此刺激，从此时哭时闹，真的神经兮兮了一段时间。我的可怜的秋萍！
这事我还算知道得比较早，在转回白城监狱以后不久，“老戏”告诉我的。而说来也还真是有些缘分，参加那路过地的“陪斗”时，我正好想到了秋萍。自从我认定已是另一个人了以后，我已极力不去想过去的一切熟人，包括这几位女子。但那天忽然听见介绍别一个“罪犯”时，说到他原系某地小学教师，那某地正好是我们长征途中经过的那个羌寨。我便偷眼去看，果然，越看就越像那天晚上领着红领巾们欢迎我们的那个戴黄军帽挎红挎包的乡小老师。那晚夜深人散后，不正是他和那女歌手留在最后，泼熄篝火，两人搂抱着啊嗬而去的吗？而那时的我，正和秋萍在陡崖边上暗影里发傻，秋萍的皮鞭甩在了我肩上，她跪一只腿将小手伸到我头上，看打着了哪里没有。那小手的温软，差一点使我冷冻的青春血流重新沸腾……而现在，刚刚复活又冰冻了过去，而且这一次更厉害，叫做死硬了！
死硬了当然只是一种笼统的比喻。潜意识是无论怎样强制、冰冻也死不净的，只要你这人还有一口气。当时一看到那乡小老师，那一个篝火之夜便整个复活，我便不禁万分思念秋萍，担心留在白城医院的她，是否已脱离险境。
这可怜的小姑娘，当初我真应该对她好些！
从此，每过一地，我就都要接受一次陪斗洗礼。日程安排得满满的，行程自然就成了慢节奏。原来经过都是匆匆不曾逗留，如今一路别人“观赏”我这个小老反，我也就一路“观光”些新风景。陪斗毕竟不是主斗对象，倒也不是十分紧张恐怖，一次两次以后也就基本习惯，何况半年前还曾有过“牛棚”大学训练基础。我便觉得比死死锢在牢房里还好受些。
但是，厄运、打击总是在意想不到的时候发生。
第二天，翻一座大山前，车子一拐，离开了直通白城的公路，折进了一条幽深河谷。来路虽然人烟多些，沿路都有乡镇，但山寒水瘠，一派荒凉。而这一条河谷，水势湍急，冰不能封，隆冬时节，更显得流翠泻玉，气势峥嵘。两岸山深，白雪更衬出松杉苍翠雄劲。端的是个好去处，令人想到电影中的北欧风景，阿尔卑斯山踪影。
约莫两个钟头，便到了一个藏在深谷中的小城。扫眼一看，有些新建的楼房，街道也较整齐。可惜车速加快，风似的两拐三转，便开进了一所学校模样的大院。被卫兵推进一间大房间一看，果然是教室临时充作的羁押地。窗上钉满了木板木条，密密实实，光线都几乎漏不进来一丝。板凳不知哪去了，也许正是打散拿来钉了窗户？课桌被排在了一起，上面甩几床草垫，大约就改成床铺了。改不了又挖不去的只有嵌在壁上的黑板，证明这地方原是一间不错的教室！
光线暗，教室又空旷，且无声无息，过了一会儿我才发现靠壁的“床”上躺有一个人。偌大一间囚室，只有这一个人。不，不像一个人，只像一段木头，一条影子。
喂！我慢慢挨过去，招呼了一声。
那人立刻抬起头来，手指放在唇上，嘘了一声，紧张地瞄了瞄门。
门上玻璃砸了，也钉着木条。我看了看，并没有什么人影。正想再开口，那人却已又倒下头去，侧身而卧，闭上了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