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言之，上述三法司会审后的题本只是三法司会审后定拟的判决意见。三法司题本应奏闻皇帝，经票拟后，俟皇帝裁决。皇帝（或皇帝授权的司礼监太监）朱批其裁决后，三法司定拟具题的判决意见始发生法定效力，案件始为确定。故完整的爰书应包括两个部分：１法司定拟判决意见具题的题本，２皇帝朱批的谕旨（即裁决）。为便利了解起见，兹抄录魏忠贤谋逆案件的皇帝朱批谕旨全文，以供参考：
正月二十六日具题，二十六日奉圣旨：“览奏。逆恶魏中贤，扫除厮役，凭籍宠灵，睥睨宫闱，荼毒良善，非开国而妄分茅土，逼至尊而自命尚公。盗帑弄兵，阴谋不轨，串同逆妇客氏，传递声息，把持内外。崔呈秀委身奸阉，无君无亲，朋攘威福之权，大开缙绅之祸。无将之诛，国有常刑。既会议明确，着行原籍抚按，魏忠贤于河间府戮尸凌迟，崔呈秀于蓟州斩首，其客氏身尸，亦着查出，斩首示众。仍将爰书，刊布中外晓谕，以为奸恶乱政之戒。魏志德等俱依前旨，发烟瘴充军，诰命槩行追夺。其魏良栋、魏鹏翼、崔镗、崔钥既系孩稚无知，准释，以彰朝廷法外之仁。”
三皇帝裁决三法司会审的皇帝裁决与前述“平行的两组司法审判系统”的皇帝裁决大致相同。由刑部尚书领衔具题的三法司题本，亦须经内阁票拟后，送皇帝裁决。皇帝所为之裁决，主要有下列几种：１依三法司定拟判决之裁决；２命三法司再拟或再问；３另为处置之裁决。兹分述如下：
（一）依三法司定拟判决之裁决京师案件经三法司会审后，刑部等衙门奏闻皇帝裁决，奉旨钦依（即依三法司定拟之判决），该京师案件始为结案。兹举一案例说明如下：
案例：崇祯三年（１６３０）十二月己酉，“刑部等衙门会谳钱龙锡之狱。以龙锡斩帅既不上闻，主款仪行私阻，律以隐匿之条，一斩洵为不枉。但辅臣在八议之列，合令荷戈6戌，以霈皇仁。帝以国体虽当顾惜，成宪不可轻移，廷议既明，依拟，监候处决。”
（二）命三法司再拟或再问之裁决皇帝如认案件拟罪不合律，或认案情未明，皇帝得命三法司再拟或再问，兹举例说明如下：
例一：嘉靖二十七年四月丁未，“致仕大学士夏言逮至京，下镇抚司拷讯，命法司拟罪。……既而刑部尚书喻茂坚、都察院左都御史屠侨、大理寺卿朱廷立等议，言罪当死，但直侍多年，效有劳勋，据律宜在能议贵之条，且词未引伏，或有别情，非臣等所敢轻拟。上谓言辩疏已报寝，不当议复，夺茂坚等俸，让之曰：‘……其更依律定拟以奏。’于是竟坐言与铣交通律斩，妻、子流二千里。”
例二：万历二十五年九月辛丑，“三法司会审，前兵部问书石星酿患祸国，拟极边永戌。上以法司徇私朋比切责回话，石星另拟罪。”
（三）另为处置之裁决关于三法司会审皇帝另为处置之裁决，兹举例说明如下：
１加重其刑之裁决例一：天顺七年（１４６３）十一月丁卯，“刑部1外郎贝钿与百户李荣善，荣死，钿淫其妻杜，因数为杜请托。（贝钿曾分别向刑部郎中冯维及孙琼关说刑案）……门达奏请三法司会鞫，论钿赎徒除名，维、琼赎杖，甄赎笞，俱还职。上特命枷钿于刑部前，发维、琼充铁岭卫军，甄如拟。钿竟死焉。”例二：弘治九年（１４９６）二月甲子，“先是，京师奸民马纪夜诸恶少马聪刂入民妇家，逼而淫之，劫其财，复抱持以出……三法司拟纪、聪等依强奸律绞，并劾云罪。上以纪凶恶异常，蔑视法度，命即斩之，枭首于市，家属俱发边卫永6充军；聪等处绞；云逮问。”
２减轻其刑之裁决例一，天顺元年（１４５７）秋七月癸未，“初，有贞武功伯，例给诰卷，有贞自为制文……至是上于文华殿出示三法司，命会多官拟议以闻。明日，刑部等衙门左侍郎刘广衡等论：‘有贞本憸邪小人，鄙陋庸示，叨蒙圣恩，历任贤要……妄自尊大，居之不疑，不臣不忠，莫比为至。宜如律斩之市曹，为人臣欺罔之戒。’疏奏，上曰：‘有贞罪固不容诛，但犯在赦前，其宥死，押发云南金齿为民。’”
例二：弘治五年十月己未，“刑部尚书彭韶等以会审拟上监察御史李兴、彭程罪状。得旨：‘李兴致死人命数多，处斩；彭程并家属发隆庆卫充军。’于是，五府、六部、英国公张懋等上疏曰：‘李兴酷暴罪固不可逭，然其致死者多有罪之人，若处兴以死，则凡故杀故勘者又将何以罪之？……’上曰：‘李兴酷刑罪当死，汝等既累章论奏，姑从轻，杖之百，并家属发极边烟瘴地充军。
……彭程仍充军。’”
４其他裁决案例：崇祯十六年（１６４３）十二月戊辰，三法司奉旨会审内阁大学士周延儒案，三法司“会议得周延儒，合依大官受财枉法有禄人八十贯律，绞；炤诓骗听选官1财物例，发烟瘴地面充军终身，拘妻佥解，相应题论请旨。帝言：
‘……姑念首辅一品大臣，着锦衣卫会同法司官，于寓所勒令自裁，准其棺殓回籍。’”
（第六节）京师案件恤刑程序——审录及五年大审
一审录（含热审等）
（一）审录的类型
明代典制上所称的“审录”有多种类型。笔者整理分析《大明会典》三法司中有关审录的条目后得知，明代京师案件所称的“审录”至少有四种类型（广义的审录）：
１大理寺就京师各类人犯之复审（即一般正常程序下的大理寺复审）
２三法司会多官就京师死罪人犯之会审（即京师死罪人犯之朝审）
３三法司及锦衣卫就京师情节重大案件之会问（即三法司会审）
４三法司每年夏季或冬季就京师各类人犯之会审（即京师各类人犯之热审或寒审）
第一种类型的审录，本书已详述于第四章（第三节）及（第四节）。第二种类型的审录，本书已详述于第四章（第七节）。第三种类型的审录，本书已详述于第四章（第五节）。本节所述之审录，系第四种类型的审录，亦即狭义的审录。
（二）审录的起4与目的关于京师案件的审理期限，《大明令》吏令规定：“凡内外衙门公事，小事伍日程，中事七日程，大事十日程，并要限内结绝。若事干外郡官司追会，或踏勘田土者，不拘常限。”违反上述规定者应予刑罚，《大明律》第７１条（官文书稽程）定曰：“凡官文书稽程者，一日，吏典笞一十，三日加一等，罪止笞四十。首领官各减一等。”
《大明令》有关结绝公事的期限，法理上亦应适用于刑名案件，但刑名案件有其特殊性，并非五日、七日或十日内可以审理完结。故《大明令》有关结绝公事的期限难以适用于刑名案件，三法司官1自亦难以适用《大明律》第７１条（官文书稽程）之规定，这是明代司法审判制度中的重大缺失。明代京师案件的审理长期拖延不决，人犯长期监禁的情形十分严重，此一现象，明人称为“淹禁”。
明代京师案件人犯淹禁的情形早在吴元年（１３６７）即已有之。《明太祖实录》吴元年十一月己亥载：
中书参政傅言，应天府有滞狱当断决者。上曰：“淹滞几时矣？”
曰：“逾半岁。”上惕然曰：“京师而有滞狱，郡县受枉者多矣。有司得人以时决遣，安得有此？”顿首曰：“臣等不能统率庶僚，是臣罪也。”上曰：“吾非不爱其民，而民尚尔幽抑。近且如此，6者何由能知。自今狱囚审鞫明白，须依时决遣，毋使淹滞。”
又《明太祖实录》洪武十七年（１３８４）秋七月庚申载：
命刑部虑囚。谕之曰：“今秋，暑方盛，狱囚不以时决，或致疾病殆于死亡，轻者误戕其生，重者幸以逃法，非所以明刑慎狱也。其以时决遣，毋更淹滞。”
由上述二项史料记载可以得知；吴元年，京师已发生滞狱情形，明太祖希望法司清理刑狱，依时决遣。洪武十七年秋七月，明太祖命刑部虑囚（即审录囚徒），这应是明代第一次实施审录，对象是刑部所审理的各类人犯，目的仍然是清理刑狱，依时决遣。
永乐以后，三法司审录各类人犯的事例渐多，审录时间则系四季均有。
其中三法司于夏季所举行的审录，后来发展成为“热审”。永乐年间，本节所述之审录有两大类，一是一般的审录，二是夏季的审录（即热审）。永乐年间审录的事例如下：
１永乐二年（１４０４）夏四月丁丑，上谕三法司官曰：“天气向热，……今令五军都督府、各部、六科给事中，助尔等尽数目疏决之。”（《明史·刑法志》曰：“热审始永乐二年。”即指此事也。）
２永乐二年（１４０４）冬十月丁酉，“刑部尚书郑赐等奏会诸司官录囚。”
３永乐四年（１４０６）五月庚寅朔，上召三法司官，谕之曰：“今天气已热，除犯斩绞罪系之，其徒流以下，皆令所在发遣，庶几瘐死无及于轻罪。”（本件事例亦系热审事例）
４永乐五年（１４０７）八月庚子，“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请录囚”。
５永乐七年（１４０９）闰四月丙辰；“行在刑部、都察院请录囚”。
６永乐九年（１４１１）三月乙丑，“三法司奏审录囚徒”。
７永乐十二年（１４１４）十一月甲辰，“命法司及北京行部录囚”。
明成祖曾多次就京师人犯实施审录，但其效果似乎不佳。永乐十七年（１４１９）十二月乙丑，监察御史邓真言十事，其五曰：“刑部、都察院职掌刑名，罪名轻重大小，必须平允，使人心悦服。今黑白不分，是非颠倒，令人抱冤负屈，无所控诉。亦有淹禁三年、五年，以至十年者，作委而不问。至审决之际，皇上屡加戒敕，务存宽恤，所司官吏，略不究心，以致死于非辜者不少。
大理寺职掌在详刑，伸冤理屈，今乃一概蒙蔽，随其轻重高下，不能有所辨理，宜若痴愚，旅进旅退，此刑官之弊也。”
由永乐年间监察御史邓真之建言可以得知，刑部及都察院所监禁之人犯“有淹禁三年、五年，以至十年者。”二法司所监禁之未审结案件人犯，有长达十年者，人犯淹禁的情形仍然十分严重。
永乐十七年（１４１９）十二月庚辰，“令自今在外系囚当死者悉送京师，会官审录无冤，三复而后决之。”从这一年开始，直隶及各省死罪人犯须送至京师审录。《大明会典》载：“宣德八年，谕法司：‘天下重囚遣的当官，分临各处，公同巡按御史详审处决。’”从这项记载得知，自宣德八年（１４３３）起，天下重囚（即死囚）不再送京师审录。从永乐十七年至宣德七年共十四年中，天下重囚应送京师审录，因此京师各衙门监狱，囚满为患，三法司亟有必要即时决遣（处决或发遣）。宣德二年（１４２７），三法司即时决遣了三批京师各类人犯（含直隶及各省送至京师审录之死罪人犯）。有关事例如下：
１宣德二年（１４２７）五月乙巳，上谕三法司官曰：“今天气已热，狱囚拘系甚苦，宜早决遣，悉录所犯进来，朕亲闻之。”（本件事例系热审事例）
２宣德二年五月丙午，“三法司上轻重系囚罪。”（凡决遣二千一百九十余人）
３宣德二年六月甲戌，敕行在三法司及北京行部：“今夏，暑方殷，狱中系囚久未疏决，当思矜恤，悉录其罪以闻。”（本件事例系热审事例）
４宣德二年六月戊寅，“三法司录轻重系囚以进。”（凡决遣六百余人）
５宣德二年秋七月丙申，上谕三法司官曰：“今盛暑……宜即检勘，有应罚役者，即时发遣，应奏者，即具所犯来处置。”（本件事例系热审事例）
６宣德二年秋七月庚子，“行在刑部尚书金纯、都察院左都御史刘观、行部尚书李友直等通类轻重罪囚奏请疏决。”（凡决遣二千四百六十五人）
７宣德三年（１４２８）闰四月癸巳，敕行在三法司及北京行部曰：“今天气已热，狱中系囚岂无可矜者，即具所犯轻重，朕将亲阅之。”
正统至成化年间，一般的审录渐少，夏季的审录（即热审）渐多，惟是否举行系由皇帝决定。有关事例如下：
１正统六年（１４４１）五月甲寅，“命行在刑部右侍郎何文渊、大理寺卿王文审在京刑狱，巡抚南直隶行在工部左侍郎周忱、行在刑科都给事中郭瑾审南京刑狱。”（本件事例系热审事例，本年热审系会同内官为之。）
２正统九年（１４４４）五月己未，“上命左副都御史张琦往南京，命刑科给事中王铎同三法司堂上官录在京者，三法司复援例请内官会录，不允。”
３正统十四年（１４４９）春夏旱灾，命内臣一1，公同三法司堂上官会审见监听决罪囚，情重者，类奏处置。
４成化二十一年（１４８５）夏，命两京法司、锦衣卫会审见监罪囚，徒流以下，减等发落。重囚有可矜疑及枷号者，具奏定夺。
５成化二十二年（１４８６）夏，谕法司：“见今雨泽少降，天气向热，内外衙门见监罪囚，恐有冤抑，两京命司礼监守备太监同三法司堂上官会审。……死罪情可矜疑者，具奏处置。徒流以下减等发落，不许迟慢。”
（三）热审永乐至宣德年间，热审（夏季的审录）原仅系本节所述审录之一种。正统九年以后，本节所述审录渐与热审无异。弘治元年（１４８８），热审成为定制。《大明会典》载：“弘治元年夏，令两法司、锦衣卫将见监罪囚情可矜疑者，俱开写来看。（自后，岁以为常）”
关于热审，《大明会典》定曰：
国朝钦恤刑狱，凡罪囚夏月有热审，其例起于永乐间，然止决遣轻罪，及出狱听候而已。自成化以后，始有重罪矜疑，轻罪减等，枷号放，免赃诸例。每年小满后十余日，司礼监传旨下刑部，即会同都察院、锦衣卫，复将节年钦恤事宜题请，通行南京法司，一体照例审拟具奏。
京师热审，除刑部、都察院及锦衣卫参与会审外，大理寺亦曾参与会审。
《大明会典》定曰：“凡每年天气暄热，奉旨审录两法司及锦衣卫罪囚。本寺堂上官公同会审。近例，每年热审，惟刑部专主其事。临期，止行手本，于本寺知会。”所谓近例是指正德以后的事例。
弘治元年，热审成为定制，岁以为常。但弘治年间之热审仅行于京师，不行于南京。正德元年（１５０６）夏四月癸丑，掌大理寺工部尚书杨守随奏：
每岁天气暄热，会审罪囚事例行于在京，而不行于南京；五年一审录事例详于在京，而略于在外；事体有偏，刑或不当。宜通行南京，审囚之时，三法司一同会审，其在外审录所奏，亦照此例会审具奏。庶事体无一偏之弊，刑法合众论之公。（上从之）嘉靖年间，热审仍“岁以为常”。嘉靖元年（１５２２）四月丙申，“上以天气暄热，命法司、锦衣卫见监笞罪无干证者释之，徒流以下减等，拟审发落。重囚情可矜疑并应枷号者，疏名以请。疏上，宽恤有差（自是，岁以为常）”。
隆庆至万历年间，热审仍继续依典制举行。但至万历末年，皇帝倦于勤政，常因皇帝未下谕旨，热审未能如期举行。万历四十年（１６１２）六月庚午，“刑部奏：‘每岁夏月，例应热审，历祀以来遵行不异，惟旧岁未奉明纶，遂成阙典。’”
万历四十五年（１６１７），大学士方从哲曾建言举行热审，惟皇帝未予采纳。万历四十五年六月庚子，“大学士方从哲言：‘热审一事，行之甚易，而惠泽之及人者甚宏，在皇上不过一启口之劳，而囹圄千百人咸有更生之望，此甚盛德甚美政也。今逾时巳久，而明旨未颁，于是道路之人妄相猜度。
……’不报。”
明代弘治以后京师案件的热审成为明代中期以后审录的主要方式。热审以外，尚有所谓“春审”及“寒审”，均系本节所述审录之一种，但其重要性6不及热审。所谓“春审”是指春季的审录。宣德七年（１４３２）二月庚寅朔，“上谕行在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臣曰：‘今天气和煦，万物发生之时，尔法司其具系囚情状以闻，朕亲阅之。’同年二月甲午，“上亲阅三法司所进系罪囚状……是日决遣千余人。”宣德七年以后，似无春审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