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说那这个不算呼应啊，他不是怕这事吗？他还是没有韩愈的胆子大。其实不然，韩愈曾经对他有一个评价，说自从柳宗元到了湖南以后，所谓衡湘以南，读书的人都纷纷地向他求教。柳宗元也纷纷给予他们指教。就这么说吧，柳宗元当年在长安的时候，少年成名，文章独步天下，已经有很多的人拜他为师，他也给大家指导写文章的那样一些方式和方法。那么现在被贬永州之后，当地的人和周围的人，也都不远千里甚至不远万里地去向他求教。他虽然不愿意背负一个勇于为师的名义，但在实际上，他用自己的行动呼应了韩愈的要为人师，要把这种古文的运动，通过指导学生，传布给更多的人。如果他害怕的话，他可以完全不接受这样的事情。所以，以他当时的政治的境遇是那样地艰难，但是他依然在遥远的南方，呼应着，用自己实际的行为和行动，呼应着韩愈的号召，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觉得他们俩真是声息相通。我经常就在想，两个真正的思想家，两个真正的为这个时代而思考的人，他们究竟是怎么沟通的？他们其实并不需要那些明显的承诺，他们并不需要赌咒发愿。他们需要的是什么呢？是内心思想的默契，而思想的力量是巨大的。
画外音：
作为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文学理论家，柳宗元与韩愈在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上，常常有着“心有灵犀”的默契，但两个人的交往也并不都是风平浪静。唐宪宗元和九年，即公元813年元月二十一日这一天，柳宗元给韩愈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对韩愈冷嘲热讽，言辞激烈，态度强硬，毫不留情。那么，到底是什么事情让柳宗元如此大动肝火，韩愈难道做了什么对不起朋友的事吗？他们两个人的友好关系会不会因此而受到影响呢？
康震：
大家可能说，你看你讲的“韩柳”，这关系这么好，误会都消除了，那看来他们两个人之间，确实是彼此共同前进，彼此共同地互谅互让，关系是非常友好的。我跟你说，如果两个思想家之间，永远都是你好、我好、天气好、大家都好的话，他们不会有真正的思想火花的。他们两个人之间，那要真的争论起来，也是唇枪舌剑，你不让我，我不逊你。
我这儿讲一个故事，唐宪宗的元和八年，公元813年，朝廷给了韩愈一个比较实在的官职，他原来不是老在国子监里边做博士吗，那是一个又穷又没地位的穷官。现在让他做史馆修撰，而且是首席修撰，就是负责修国史的史官。品级提高了，待遇提高了，地位也提高了，按照我们平时对韩愈的理解，那就大刀阔斧开始干起来，恰恰相反，韩愈接到这个任命之后，噤若寒蝉。为什么？其实说起来，道理也不复杂。做史官的第一要素，是要尊重历史，是要实事求是。但你要尊重历史，要实事求是，你写的是国史，对待国史，皇帝的看法和宰相的看法，跟你能不能完全一样呢？不可能一样。你是坚持真理呢，还是坚持皇权呢，还是坚持权力呢？这样一种巨大的矛盾，在韩愈的内心反复地翻滚着，所以这是他不愿意做史官，或者畏惧做史官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当时有个姓刘的秀才，给他写了一封祝贺信，他给这刘秀才写了一封回信，说他自己的心情，捎带手地又“复印”了一份，给柳宗元寄了一份。他在这封信里是怎么说的？你想都想不到。他说：
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哉？——韩愈《答刘秀才论史书》
我告诉你吧，当这个史官，要不然要遭到上天的惩罚，要不然就惹来人祸，这可不是好玩儿的，我很犹豫，干不干还两说呢。他举了一些例子，他说什么，他说孔丘治《春秋》，孔子治《春秋》，这是一部史书，可你看孔丘什么下场，周游列国，惶惶如丧家之犬，最终还是怀才不遇。左丘明写《左传》，落什么好处？眼睛瞎了。司马迁写了《史记》，落什么好处啊，遭到了宫刑。他举了好几个例子，来说明修史的人，不遭上天的谴，便遭人祸。他说朝廷给我这个位置，就是看我年纪大了，想着好歹给我个位置，让我能够享受一些俸禄，就足矣了。现在大唐建立以来有这么多的人才，这么多的杰出之士，哪是我一个人修史能修得过来的呀？咱们这个史馆里头有这么多的有才能的人，你刘秀才就是一个，我看你就挺不错的。不一定非得我来干这个事，别人都能干得了。
就这个，给刘秀才一封信，这信，“复印件”又给了柳宗元一份。柳宗元一看，那是相当地生气，说这还是你韩愈吗？说出这等逊色的话来，你怕什么怕呀？他就没客气，说什么呢？说接到你的信，“私心甚不喜”。接到你的信看了，非常不高兴，一丁点儿都不高兴。为什么不高兴啊？说，难道说你认为宰相让你做史官，就是为了给你个头衔，让你干领俸禄的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你不应该在那儿待着。你不觉得惭愧吗？用着公家的纸，用着公家的墨水，是不是？然后呢，给别人写点墓志铭，挣点小钱。你用公家的东西，挣自己的私份钱，你惭愧不惭愧啊？我建议你早点从那个位置离开，你别干了。这是第一个意思。
第二个意思是说什么呢？说你不是怕吗？你怕得要命吗，要不就有天刑，要不就有人祸。那我就想不通了，你现在做的是史官，没错吧？有一天你要是做了负责监察的和负责审判的御史中丞，那该怎么办呢？那些官可都要大大地得罪人的，你难道到时候能够心安理得地坐在那儿，吆喝来吆喝去地，吃着好吃的，看着好看的吗？再者说了，你要是再做了宰相呢？我告诉你，宰相是有生杀予夺的大权的。那你得罪人不是更多了？那你不更活不了了吗？那你不是怕得要命了吗？你还怎么往上爬啊。这是他说的第二点。
第三，就是说，你举了好多例子，孔子啊，司马迁啊，左丘明啊，他说我告诉你，孔子怀才不遇不是因为修《春秋》修的，他就是不修《春秋》他照样怀才不遇；左丘明眼睛瞎了，那是生理上的问题，跟他修《左传》没关系；司马迁受了宫刑也不是因为他修了《史记》，而是因为李陵的案子，他发表了不该发表的意见。你说的这些，根本跟这没关系。柳宗元说了一句话，很要命，说什么呢？说：
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祸非所恐也。——柳宗元《与韩愈论史官书》
我告诉你，你不是怕遭天灾人祸，你是不想再坚持自己的理想了。你把这官看得很重，你把你的理想看得很轻，所以，说这话的人，就不是韩愈，这就不是你的做派，你应该感到惭愧啊，是不是？你都放弃理想了，你拿那天灾人祸在那儿说事，你说你能说服自己吗？你还说什么有的是人才来写这些传记，大唐这么多人你怎么写得过来，好，你不写，他也不写，他他也不写，那唐代的历史由谁来记载呢？由谁来记载？你韩愈不是一个坐得端、行得正、敢发表言论的人吗？如果说现在连你韩愈都已经变得畏畏缩缩了，你还指望这个世道上谁来做这个公正的史官呢？我觉得，你也甭在那儿耽搁事了，你要是还在这儿犹豫呀，麻溜儿的，趁早，你把这官辞了，回家吧。
柳宗元在这封书信里头对韩愈是毫不留情，因为这里边牵扯到一个本质的问题，做史官，第一要务是什么？要尊重历史的事实，要记录历史的事实，完全尊重历史而不是尊重权威，更不能够被权威所压倒。所以，柳宗元是一语中的，关键的问题是你能不能坚持自己的原则，能不能坚持你的理想，能不能坚持你的信念，如果这些你都不能坚持，第一你就不是韩愈，第二你更不会做史官，第三，回家抱孩子去吧。
所以你想想看，什么是真正的朋友，那歌里唱得好啊，“朋友一生一起走”，怎么才能一起走，就是作为韩愈和柳宗元这两个人，他们的朋友的方式，跟一般人可能是有所不同，那就是说，必须要说真话，必须要说警醒对方的话，必须要说一些让对方清醒的话，必须要说出一些让对方吓一跳的话，这样的话是什么话呢？是真话，是心里话。天天在一起打哈哈，是不可能出现真正的思想的火花，也不可能成为在中国历史上留下青史的、这样的思想家。所以我为什么说，不管是柳宗元是否被贬，也不管韩愈是否发达，只要他们还在坚持真理，坚持原则，坚持自己心里边的理想，他们就会永远是朋友，这一点是永远都不会变的。
那说到这，大家可能说，唉呀，这柳宗元一贬贬这十几年，也真不容易过，我们就很想了解一些他生活方面的细节，我们很想知道，这个很高尚的思想家在平凡的生活当中，是怎么解决一些具体的困难的，我们很想了解一个思想家在艰难的处境当中是怎么生活的。所有这些，就要等到下一集，再给大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