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的区域性差别是客观的存在。但是，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可以通过政府有效的宏观调控，有计划地配置生产力，充分发挥各地区的优势与潜力，实现地区间经济的协调发展。我国西部经济有着巨大的潜力和现实生产力，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巨大力量。当前东西部经济差距过度扩大，抑制了西部业已起势的工业化势头，不仅使西部优势难以发挥，而且引起“反弹效应”，造成地区间尖锐的经济矛盾与摩擦。解决途径是实行东西部协调发展的“双向战略”。
一、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是宏观调节的一项经常性任务
在搞好生产力合理布局、充分发挥各地区优势的基础上，实现各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使那些在产业配置上各具特色、各有侧重的地区经济互相配合、互相促进，以我之长，补彼之短，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获得顺利发展的前提条件。
我国是一个幅员广阔的大国。不仅土地辽阔，而且不同地区之间生产力的发展极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黄淮平原地区、中部洞庭湖地区、大西北、大西南腹地等众多地区，其经济是各具特色，显示出鲜明的差别。正确协调这些多样的地区经济，把它们组成全国一盘棋的有机格局并使之有序地运行，不仅关系着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而且关系到社会的安定和民族的团结。1978年以来，我国在实行对外开放，建立4个经济特区、14个经济对外开放区以后，随着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之间原本就存在的经济发展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当然，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区域性差别总是存在的，特别是那些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地区之间差别更大。这种差别主要是由自然地理的条件、原有工业物质基础的强弱、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劳动者的文化科学水平和经营者的管理水平等因素所形成的，因而先进与落后地区的差别是一个客观的存在。但是，在社会主义经济中，通过政府有效的宏观调控，可以实现有计划地配置生产力，充分发挥各地区的优势与潜力，逐步缩小地区经济差别。在我国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地区之间将保持一种你追我赶的竞争势态，地区之间的差别也将长期存在，但不会悬殊。这样的地区差别以其优势互补的作用，将有效地促进国民经济全局生产力的发展。因而，对商品经济发展中产生的地区差别进行调控，保证东西部经济协调发展，应该成为我国国家宏观调节的一项经常性的任务。
二、正确估量西部地区经济的作用
正确调节和协调东西部经济关系，首先要对各地区经济的现状与作用有一个全面的估量。在当前，特别是要对西部地区经济有一个正确的估量。要树立全面的、动态的观点，既看到西部地区的劣势，又看到它的优势和潜力；既看到它当前的状况，又看到它的发展前景。
我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关系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一五”时期，基于当时的国际环境，在社会主义工业化中，国家着眼于发展西部地区，苏联援助的156项工程的建设，使相当先进的工业生产能力引入西南和西北。1964年开始的三线建设，国家实行投资重心向西部倾斜，进一步将大量资金投入西部地区，特别是用于发展军工生产。投入大西南的资金近千亿元，就四川来说，投入资金355亿元。尽管当时的三线建设投资带有某些盲目性，一是在军工与民用上，过于突出军工；二是厂址选择不当，在“山、散、洞”的原则下，把尖端工业放在深山老林，造成极大的浪费；三是各个环节和工序不配套的问题比较突出。但是，应该说，三线建设把现代化工业生产能力引进具有自然资源、农业、劳动力等优势的西部和西南腹地，符合我国生产力合理布局的要求，它不仅对于推动西南、西北地区的经济开发起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对于改变我国工业生产力的布局，协调沿海与内地的关系，推动西南乃至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起着重大的积极作用。因而可以说，三线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次卓有成效的“西进运动”。
十年改革，西部地区经济获得迅速发展，工业生产能力进一步增强，而且某些方面的发展已经走在全国前面，大大超越某些沿海省份。以四川经济发展为例，在那里，全省已形成了门类比较齐全的有相当规模的工业体系，全省全民所有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固定资产原值由1978年的260亿元增加至1987年的513亿元。钢铁、建材、化工、机械、电子、食品等工业在全国也占有一定的地位。重庆、成都已经发展成为年产值100亿元以上的大工业城市。在四川，驰名全国的嘉陵摩托的生产能力占全国的10%；航天工业更是一枝独秀，商用卫星已在世界领先；军工的科研机构与科研能力也居于全国前列。四川经济业已走过了最为艰难的工业化奠基期，进入了产业结构合理化与经济效益提高时期。这一后续阶段的任务是：解决内在的结构失衡——农业与工业之间的发展失衡；能源、交通的发展薄弱；工业内部加工生产与初级产品生产的失衡，并在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基础上，进行技术革新，加强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这一产业结构的调整，将把现有工业化基础中蕴含的十分强大的生产能力释放出来，使经济增长获得一个加速度和持续稳定的发展。
例如，就四川来说，（1）制约四川经济的能源短缺问题一旦获得解决，将使现有工业生产能力的年产值获得较大幅度的增加。1988年，全省电力缺口达70亿度，如果电力能够保证供给，则每年至少可增加工业产值150亿元。（2）在四川工业生产能力中占有重要地位和拥有群体优势的军工产业，如能实现军转民，实行军民兼容、以民为主，将会进一步充分发挥其潜在的经济优势，每年可能获得100亿元以上的产值增量（目前还不到30亿元）。（3）制约四川经济发展的交通落后状况如能获得改善，每年进出川的500万吨物资积压问题得到解决，那么，产值将有可能进一步增长。（4）这里还没有谈到四川拥有优势的投资类机械行业和电子行业的发展，这些产业部门不仅拥有出口创汇能力，而且其产品附加值都是很高的，它在中国未来的经济起飞所必要的出口替代升级中将会派上用场，并将在出口创汇中起着为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所不可比拟的作用。（5）四川拥有巨大的农业资源优势与劳动力资源优势，农产品加工业如轻工、纺织、丝绸、食品，其发展潜力是十分巨大的。
总之，由于四川地区经济有着雄厚的农业优势、原料优势、能源优势和军工优势。现实生产力不弱，待发挥的、被桎梏着的生产潜力很大。这个地区的经济已走出艰难的工业化奠基阶段，使其顺理成章地向结构调整与优化阶段推移，将带来很大的国民经济效益。延误它的发展，对我国全局不利。在规划20世纪90年代全国经济发展和安排基本产业的布局时，如果不重视发掘与利用四川以及整个西部的现实生产力，却在沿海地区另起炉灶，不仅目前是多费而少益的，从长远的国民经济效益看，更将是不合算的。
三、当前东西部经济运行中的矛盾与摩擦
随着改革、开放、搞活方针的提出和旧体制向新体制的转换，拥有进入国际市场的地理便利的我国沿海地区，商品经济获得迅速发展，市场化使乡镇企业在这里异军突起，出现了“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在实行对外开放的新形势下，政府克服多年来对沿海地区扶持不足的政策偏向，对经济特区和沿海14个地区实行政策与投资的倾斜。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沿海地区发展战略的执行，我国东部地区经济获得了新的发展势头。首先是深圳的一马当先，高速建成，以后有广东珠江三角洲的崛起，福建、山东、大连等地紧紧追上，而上海在1988年春也开始奋起直追，加快了发展。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显示了改革开放政策的威力，它表明我国东南“阳光地带”的生产力开始得到释放。
但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不均衡总是要鲜明地表现出来。在东部经济戏剧性的高速或超高速发展——例如广东工业产值1987年和1988年均以25%的超高速增长时，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却出现了相对落后的现象。1985年与1982年相比，西部9个省工农业总产值增长42.7%，沿海地区（辽宁、河北、天津、山东、上海、浙江、福建、广东）8个省工农业总产值增长54.88%；西部地区工农业总产值由1982年占全国的14.69%，下降到1985年的12.75%，沿海地区则从1982年占全国的50.01%上升到1985年的55%。“六五”期间，人均工农业总产值，东部地区为1611元，西部地区为718元，东部地区比西部地区高1.2倍；农民人均收入，东部地区为463元，西部地区为322元，东部比西部高出141元；未解决温饱的人口，东部不足12%，西部个别地区甚至达65.8%。“六五”期间，东西部在发展中差距大约扩大了一倍，“七五”期间有可能再扩大一倍。
就四川来说，社会总产值1987年为1385亿元，为全国第5位，预计1990年将为辽宁所超过而居第6位，农业总产值也将为河南所超过。根据预测，1990年四川的26项产品中，有12项将降位，其中油料、水果、发电将由第7位降为第8位，水泥由第4位降为第6位，小型拖拉机由第11位降为第15位，罐头由第3位降为第9位。1990年全国粮食人均占有量较1985年可增加24公斤，四川预计增长2.2公斤。棉花、油料在四川的人均增长量也将小于全国，只有肉类将由1988年人均32公斤增长为1990年的39公斤，增长幅度大于全国。经济增长的滞后还表现在人均总产值上。1987年，四川人均总产值为877元，较之全国的1418元相差541元。预计1990年四川人均总产值可达1120元，而全国的人均总产值可达1897元，相差777元。农民人均收入，1987年四川为369元，较之全国的463元相差94元，预计1990年四川农民人均收入可达500元，而全国将达到675元，相差175元。
可见，近年来尽管四川经济也是在向前发展之中，但是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照，出现了发展速度滞后，经济地位下移，收入水平下滑的势态。这不是四川一省的状况，而是西部地区经济的共同状况。这种趋势不仅是近期的，它甚至可能在20世纪90年代持续下去。这种势态表明了东西部地区差别的扩大化。
在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中，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差距是不可避免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各地区经济增长将展示出此起彼伏的波浪式发展的格局。但是我们所要讨论的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差距，则具有下列特点：（1）这种差距，不是在一种完全正常的地区互助与互补中产生的，而是在带有抑西扶东的不健康经济机制中产生，体现了地区之间竞争中的不平等地位；（2）这种差距，不仅迅疾扩大，而且差别过大，引起地区间的矛盾和摩擦增大。
需要指出的是，东部地区经济的迅速增长，不仅仅是由于它：（1）拥有沿海的地理之利，即处于国内与国际经济的接合部，拥有国际资源——市场、资金和技术——之便利；（2）拥有原先的工商大城市储积起来的经济潜力，如善经营，劳动者素质高、科技人才多等；（3）更重要的是它们获得了种种政策倾斜的优惠；（4）东部地区，借国家计划调拨而低价使用西部的原料和农产品（例如四川生猪外调每年1000万头，菜油2亿~3亿斤，等于调出粮食60亿斤），由此享有了西部经济创造的一部分产值。而且，在享有过多的政策优惠条件下，东部地区越来越把西部作为原料的供应场所，不仅用于出口创汇，而且经过加工增值后，又在西部市场销售，从而通过流通渠道从西部经济中获得利益。
如果说，上述（1）（2）是东部自身优势，（3）是国家在一个时期的必要，那么（4），即对西部地区初级产品过多的低价占用，把西部经济抑制在低价原料供应者地位和高价加工品的购进者地位，这就不符合商品经济中的等价原则与平等竞争的行为规则。人们可以看见，就当前来说，东部一些地区经济的发展，并不是完全依靠“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即依靠国际经济资源的利用去获得经济效益，却是借助于它们享有的政策优惠，从西部大规模地采购，甚至抢购物资，并由此得到垄断利润。近年来的蚕茧大战、生丝大战、羊毛大战等层出不穷、越演越烈，就是一个明证。
可见，在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中，东西部关系客观上出现了不利于西部而有利于东部的状况，表现出相当鲜明的抑西促东的人为因素与政策作用。这种发展的结果是二重的：既促进了东部经济的发展，也导致了东西部经济与收入差距过分扩大的消极作用。这种消极作用，除了表现为区域间贫富差别的扩大外，更主要的是它抑制了西部地区业已起势的工业化势头，不利于西部生产能力的发挥和潜力的发掘，不利于发挥东西互补、互促的作用。
我国近年来地区经济发展中互相克制、彼此削弱的不协调现象，是令人注目的。人们可以看到，沿海地区“两头在内”的加工制造业盲目发展并未得到抑制，这种工业的超高速增长，既挤占了内地工业原料，造成内地工厂开工不足甚至停产，加大了内地经济的困难。另一方面，压抑作用总是引起反弹效应，内地省区为了保护自身利益，为了不使自己所需要的原料流失，为了不使业已出现紧张的粮食、猪肉等农副产品被套购走，也相应采取了种种限制市场流通的保护措施，从而使市场割裂化。为了弥补出售低价和低值农产品和其他工业初级产品的损失，它们也盲目上加工厂，进一步造成原料、电力的不足和交通的紧张。上述反弹效应又使沿海地区的发展面临困境。这种来自西部的进行封锁的反弹效应，有可能使广东等沿海省份从1987年、1988年以来的超高速降下来，也就是说，东西部经济发展中的矛盾与摩擦及其反弹效应，正在使尚未充分转上“大进大出”轨道的沿海地区经济产生内在的不稳定与“危机”。我国地区经济之间的抑制作用与反弹效应，表明了地区间的经济矛盾与摩擦，它是造成我国当前经济困难的一项重要因素。
四、实行双向战略，协调东西部经济
我国经济生活中的矛盾表明：我们应该充分重视西部经济的作用，加强西部的发展，促使东西部经济的协调化，发挥东西互补。在大力实行沿海地区发展战略的同时，要不放松对西部经济的开发和予以扶持。这可称为“双向战略”。
加强西部经济的发展，在当前国际形势下尤其显得十分重要。
第一，20世纪90年代的国际形势的鲜明特征是：世界各地区局部战争正在相继获得和平解决，美苏、中苏的会谈，进一步改变战后长期的大国对抗之局，打开了世界和平的前景，世界形势进一步趋向缓和，发展和经济竞争越来越成为世界的主要趋势。上述形势，给我们以实行对外开放，发展对外贸易，引进资金，引进技术以新的机遇。对外开放将有可能范围更大，程度更深，由向沿海地区开放，逐步发展到沿江（长江）开放，由东部开放发展到东西两极开放，或者是由南方开放发展到南北开放。实行全面开放的可能性正在出现。
国际形势的新变化，使西部地区有了进入国际市场的可能，拥有引进国外资金、技术设备用于发展内地经济，特别是发展西部民族经济的条件。也就是说，历史上西北方向的“丝绸之路”，南方的滇缅、藏印、藏尼的贸易道路，开始有了现实的意义，尽管现在这个道路还未架通，还未成为一个具有现实经济意义的通道，为此还需要创造各种条件。但是，西部地区已经面临着新的国际条件，人们应该抛弃西部等同于封闭性，是与世界隔绝之区的陈旧观念，谋求和规划与这一新形势相适应的新发展，充分地利用这一新机遇。
第二，在世界进入20世纪90年代的新的国际条件下，竞争日益激烈。在新的技术革命迅速发展的形势下，各国都致力于发展高技术产业部门，进行产业升级，支持西太地区的一些国家经济发展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已经在逐步消失之中，中国台湾、香港的厂家正在谋求将这些产业转移到内地的广东、福建和泰国。发展我国的国民经济，应该站到21世纪的世界经济的高度，高瞻远瞩，做好对付这一新挑战的对策。我们应该有一个长远的东部地区的发展战略。要看到并及时抓住这些地区面临的引进外资、大办三资小企业的机遇，通过大力执行沿海地区发展战略，使这些地区的经济上一个台阶。但是要看到劳动密集型企业会遇到的困难与局限性，要着眼于在这块全国经济、技术领先的地区，培育和发展新兴高科技产业，以迎接21世纪的挑战。因而，我们需要有一个能充分发挥各地区优势，使之互补的总体的经济发展战略，以适应世界形势的需要。基于中国生产力更好发展的需要，东部地区或者其他大城市应该向高、精、尖发展，实行高技术产业为主的结构，东部在总体上应带有“高层次”特色和性质。基于西部地区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考虑到总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以及文化教育水平低等制约因素，西部地区一般可以大力发展精加工与现代化农牧业，但是也应该充分运用现有大工业能力，大力发展具有效益的深加工和某些西部有优势的高科技项目，如航天、电子、光学制造等产品。因而，西部并非全部都是低产业结构，能充分发掘西部地区的优势的产业结构，是高中低层次并举的。这样，我国产业地区层次结构，不是完全倾斜型，而是倾斜型与波纹型的结合。这样的一个生产力的合理布局和优化的产业地区层次结构的形成，意味着地区间有了合理生产分工，有了一个能保障各个地区的经济利益的合理的总体利益格局。这样的产品结构、产业结构的地区配置方式，将大大加快和提高我国的出口总产品的综合竞争能力，因而，它意味着各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当然，地区间经济发展速度的快慢，收入水平的高低，仍将是客观存在着的，但是贫困区与富裕区的差距将不是越来越大，收入悬殊化的发展趋势将得到控制。
五、产业地区结构合理化与经济协作化
以上所述的东西部经济关系的协调和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是不可能在市场的自发作用下形成的，而必须大力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功能。具体地说，当前政府的调控有以下三个方面的任务：
第一，调整东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当前，我们有必要基于发挥东西部地区产业的互补、发挥东西部地区的经济互促的原则，对东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东部以发展高科技、高产值的新兴产业部门为目标，而将一部分深加工转移到西部。而西部地区没有条件发展的某些部门和行业，不要勉强去上；东部地区从长期来看没有优势的部门和行业，不要舍不得割爱。这样，地区产业的发展实现对号入座，避免目前的很大的盲目性与重复建设。另外，在产业有计划调整与让位中，实现西部产业结构升级和东部共同升级并行发展，将是一个可取的国民经济总体发展战略。这将大大有利于东部和西部经济的发展，也符合国家总体生产力的提高和在世界市场上竞争力量的增强。
第二，大力发展地区产业之间的联合化和地区经济之间的协作。产业的地区间合理配置是以地区间的经济协作发展为前提。为此，应该大力发展东西部地区企业之间的横向经济联合，组织跨省区、地区的各种形式的企业集团，把形成发达的统一的商品、资金、技术、劳动市场作为目标。不能搞经济上省内自成体系和政治上的联邦制。但是基于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区经济条件差别很大的特点，也基于我国统一的大市场发育具有阶段性的规律，我国可以在西部某些地区实行较为紧密的具有半经济实体性的经济协作区与开发区，例如成立大西南、大西北开发区，有计划地利用国家财政资金，更有计划地利用能源、原材料，实行自由的区内贸易和发展更为顺利的区内的企业横向联合。
第三，加强国家对西部经济的扶持。为了推动当前东西部经济的协调发展，加强国家对西部地区的扶持是有必要的。但是这并不是说要采取过去对西部省份（少数民族地区）的输血式的财政投入的方式，而是要改变优惠政策与投资的地区倾斜为产业倾斜，要把那些适宜配置于西部的产业放归西部。对于能源、交通等基础产业还应加强国家的投入，特别是在东部地区商品经济今后越加发达和越加转向国际化的发展轨道后，那里将首先形成资金的自我筹集和供给机制，而国家为了协调东西部经济发展，更有必要把投资重点放在市场发展滞后的西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