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吉克·拉吉·安纳德，1905年出生于印度北部的白沙瓦城，父亲本是铜匠，后来成为一名军人，母亲是一个农民的女儿。安纳德于1925年在旁遮普大学毕业后，去英国研究哲学、文学和艺术，1929年获哲学博士学位。最初，他从事文艺理论研究工作，后来开始创作。1936年，安纳德同普列姆·昌德等创建了印度进步作家协会。1937年他作为一名记者到西班牙，写了许多反法西斯的政论。1948年，他访问了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印度独立后，他积极从事世界和平运动，1953年，获得世界和平理事会颁发的国际和平奖金。
对安纳德思想和创作起重大影响的因素有三：
一是少年时期的生活。他在少年时代，随着父亲所在军队的流动而辗转各地，有机会接触印度社会的下层人民，如工人、游民、农民、军人等，了解他们的悲惨命运，逐步看清了殖民主义残酷统治的罪恶，这为他后来的创作奠定了生活基础。后来，安纳德在谈到他的创作时曾这样说：“我最熟悉的世界，是那块游民、农民、士兵和劳动人民的小天地。”因而，在他的创作中，大都取材于下层人民的生活。
二是在英国学习和生活期间，他结识了包括拉尔夫·福克斯（1900~1937）在内的许多进步作家。在他们的影响下，他曾研究过马克思文艺理论，为他的现实主义创作提供了理论根据。
三是受高尔基创作的影响。他说，高尔基是一位不仅用文字，而且用整个生命为革命而斗争的作家。他接受高尔基的影响，特别注视印度社会下层人民的生活，怀着对自己民族和人民的深厚情感，努力表现他们的痛苦、挣扎和斗争。
安纳德是一位创作十分丰富的作家。30年代，他写的著名作品有《不可接触的贱民》（1935）、《苦力》（1936）和《两叶一芽》（1936）。40年代，他写了三部曲：《村庄》（1939）、《越过黑水》（1940）和《剑与镰》（1942），这三部作品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背景，通过一个农民的故事，反映了印度民族的觉醒。1945年创作的长篇小说《伟大的心》，反映了手工艺匠的不幸遭遇。50年代以后：他写了长篇小说《七个夏天》（1951）、《一个印度王子的私生活》（1953）、《道路》（1960）等。此外，他还写了许多优秀的短篇小说。
他的作品，大都取材于苦力、农民和贱民等下层人民的生活，反映殖民地人民的苦难，谴责种姓制度等封建恶习的荒谬，批判殖民者的罪恶统治，表达印度人民的怀疑、不满、悲愤、反抗和对未来的幻想与希望。他在30年代创作的《不可接触的贱民》、《苦力》和《两叶一芽》，从各个不同侧面，展示了30年代印度社会生活的艺术画面，使我们看到了30年代印度人民奋斗的足迹。这3部作品，在题材的选择、主题的开掘和艺术原则的运用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印度在远古年代，就奉行一种特有的种姓制度，把人们划分为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等，这是一种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严格的等级制度。一个家族的政治地位、财产状况可能变化，而所属的种姓则世代相传。此外还有一种“贱民”，大都是世代相传的鞋匠和打扫工。印度教认为：粪便是不洁之物，人体不能接触；而打扫粪便的打扫工，也就成为“不可接触者”了。
在千百年的印度社会历史中，贱民成为被神所抛弃的卑下者，始终过着悲惨的、贫困的奴隶生活。安纳德在他的《不可接触的贱民》中，不仅第一个把贱民作为小说的主人公，还无情地揭露了种姓制度的残酷和荒谬，嘲笑了僧侣的虚伪道德，表现了对于贱民悲惨命运的深刻同情。
小说的主人公巴克哈，是一个世代相传的打扫工，早就代替年老力衰的父亲清扫厕所。这个身强力壮、勤劳能干的18岁青年，在他的结实的双肩上，载负着说不清、甩不掉的因袭的精神重担。严格的种姓、浓厚的宗教观念和社会恶习，像重重大山，压在他的头上。从他刚懂事时起，就时时有一种犯罪感笼罩在他的心头。他的灵魂，除了恐惧而外，几乎处于麻木状态。他从来没有在人前抬起过头，更从没有举起手来反抗过任何人。他总是卑躬屈膝，露出卑贱的笑容，任凭打骂，任人宰割，忍受非人的奴隶生活。
这部作品，通过巴克哈在一天内所遭受的侮辱、责骂、恶意的折磨等情节，剖析他的灵魂的微小变化。他悲愤地说：“我随便走到哪儿，都只会遭人谩骂和嘲笑。玷污，玷污，我做不出好事，只会玷污人家。”但是，这个被视为“讨厌的贱民”、“黑心鬼养的小畜生”的巴克哈，也抱着摆脱现状的幻想。然而，他的幻想却是渺茫的，失望的，对他来说，“他们的生活，只有沉默，阴森森的沉默。死里求生的沉默”。这种悲剧性的结局，使我们更具体地看到了封建恶习的吃人真面目。
《两叶一芽》是一部以反殖民主义为主要内容的优秀小说，它通过对一个契约劳工的命运浮沉的描写，反映了深重的民族灾难，尖锐地揭露了殖民主义统治的罪恶。小说的主人公甘鼓，是一个破了产的农民，在工头布塔的诱骗下，他带着妻儿，离开世代居住的家园，经过12昼夜的行程，来到英国人经营的茶叶种植园做工。甘鼓一到茶园的工棚时，一位过了20年奴隶生活的老工人纳延对他说：“唔，现在你横竖逃不掉了，你永远也回不去了。”果然如此。甘鼓来到茶园不久，灾难也接踵而至。在他患病尚未痊愈时，妻子反而染病身亡；又因为参加“暴动”而被罚款，债台高筑，走投无路；最后，在他的女儿被茶园经理强行奸污时，甘鼓也被枪杀而死。小说通过这个悲惨的故事，把批判的锋芒直指殖民主义。这座茶园，就是英国殖民主义统治下的印度的一个缩影。殖民者使用血腥屠杀、残酷掠夺和无耻欺骗的手段，占有了这块茶园。殖民者把印度工人视为自己的财产，有生杀予夺之权。茶园的副经理勒吉·韩特，是一个典型的殖民强盗，他强奸印度妇女，毒打和枪杀工人，反而被殖民政府视为英雄。作品也揭示了殖民者灵魂的空虚和卑污，指明印度民族的苦难根源，就是殖民主义的“血腥的制度”。
这部作品中的主人公甘鼓，是殖民地印度苦难农民的典型。他忠厚、诚实、和善而勤劳，在地主和高利贷的压榨下出卖了仅有的3亩地后，背井离乡，到茶园去谋生。他虽然不相信工头布塔所说的“人间天堂”，但在迷惘中也带着渺茫的希望，梦想得到土地。可是，殖民者的罪恶行径，却使他家破人亡。
作者在描写这个不幸者的人生旅程时，特别着眼于揭示他的灵魂的变化和发展过程。历史的沉积污垢，荒谬的封建习俗，特别是殖民者的残酷统治，使他形成一种逆来顺受的性格。他破了产，不怨恨任何人；他明知工头在欺骗自己，却还故意装出相信工头诺言的样子，去忍受凌辱和不幸。他任从命运的拨弄，在幻想中过日子。“妻子死后，他带着印度教徒的那种万念俱灰的漠然态度，认为丧妻不过是过去造了孽的又一次报应罢了”。他还想在天堂和自己命运之间架起一个光辉灿烂的梯子来。因此，他保持缄默，力图去掉愤懑情绪，忍受屈辱，宽恕一切，以求活下去，修来世。可是，即使是这样与世无争的人，面对难以生活的困境，也不断产生疑问、不满和反抗。他的宿命论思想，也曾被一种闪烁着复仇的怒火所代替，成为“暴动”的带头人之一。
然而，他的这种反抗意识，仍然是模糊的、空幻的、自发的，也是脆弱的。他既摆脱不了千年积习的精神枷锁，又跳不出宗教的魔法圈子，心头仍然带着永远无法解开的疑问，终于在绝望中结束了他的人生航程。这是甘鼓的悲剧，也是30年代印度民族命运的悲剧。这告诉人们：印度社会的解放，还要走许多更为艰苦的路程。
安纳德在30年代所写的几部长篇小说，代表了他的艺术风格，也促进了印度现代文学的发展。首先，在题材的选择方面，打破了禁区，扩大了文学表现生活的范围，着重描写社会下层人民的生活，把工人、农民和贱民的悲惨命运，作为主要题材。这既不是为了猎奇，也不是哗众取宠，而是时代的推进，文学发展的历史需要，也是出于他对这些下层人民生活的了解和深厚的同情。
其次，他这些小说的主题的开掘，在印度现代文学史上，具有深化和推进的作用，他不仅注意把反封建和反殖民主义的主题有机地结合起来，而且还特别着眼于从正面提出反殖民主义的主题，表达了印度民族的愿望和要求。第三，他在创作中对现实主义艺术原则的运用和革新，对印度现代文学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