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山·钱达尔，1914年出生于印度。是印度乌尔都语作家，他的创作题材是多方面的。他的《慈善家》（1944，中译名为《我不能死》），是一部著名的讽刺性中篇小说，取材于1943年孟加拉的大灾荒。在二次大战期间，由于粮价迅猛上涨，地主和高利贷者逼迫农民把所有的粮食都用来缴纳地租和高利贷，以便囤积居奇，牟取暴利。这就造成了著名的1943年的大饥荒。到处是求乞的人群，遍地是饿莩。仅孟加拉邦，就有400万人死于饥饿。
这部小说用讽刺手法，侧面描绘了这场令人恐怖的灾荒，揭露了帝国主义和“高等印度人”的丑恶嘴脸，反映了印度民族的悲愤和仇恨。
1947年8月印巴分治前后，印度教徒、锡克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之间，发生了极为悲惨的大屠杀。克里山·钱达尔也被赶出自己的家园。他目睹这一历史悲剧，以极端沉痛的心情，写了许多有关大屠杀的作品，编为《我们是野蛮人》出版。
短篇小说《北夏华快车》（1948）就是一篇出色的作品。这篇小说以火车的独白形式，叙述了自己的见闻：一次200多个难民，被伊斯兰教徒枪杀了，尸体堆在月台上，鲜血流到路基，连铁轨好像也被漂起来了。在印度教徒居住区，伊斯兰教徒却又整批地遭到杀害。作者借火车之口，愤怒地指出“那一帮领袖连同他们的子子弟弟，真该受到千万人的咒骂。他们把这片美丽、英雄、光荣的土地撕成一片耻辱、欺诈、血腥的脏土，他们使这片土地和灵魂染上了梅毒，使它的身上充满了杀人、放火、强奸的病菌。”
印度独立之后，由于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严重，人们对独立的热情冷却下去了。失望、沉默和不满，就是克里山钱达尔创作的主题。短篇小说《花是红的》（1954）是一篇描写工人反抗的优秀作品。它写的是孟买纱厂的工人为反抗压迫和剥削，开展了罢工斗争，一个死难工人的儿子，12岁的瞎子也参加了游行，他手拿红旗，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反动军警血腥镇压工人的反抗，瞎眼小孩被杀死了，但红旗并没有倒。小说写道：“尽管反动派把瞎眼孩子枪杀了。但是，他的鲜血却一定会开出红的花，自由的花，幸福的花。”
短篇小说《马哈勒米桥》是一篇描写社会下层人民生活苦难的优秀作品。小说写桥的右边是一座赛马场，而桥的左边则是贫民区。在桥的左边，晒着6条破烂的纱丽，每一条纱丽的主人，都有自己的辛酸史。这个故事说明印度独立之后，普通下层人民并没有享受到独立的好处。小说的结尾，作者号召人们走向桥的左边，到人民中去，为他们摆脱苦难而努力。
50年代中期~60年代中期，克里山钱达尔的创作发生了重大变化，在继续保持以前创作的社会批判精神的基础上，融会了大胆奇特的想象和曲折离奇的故事，形成独特的创作风格。50年代中期发表的长篇小说《流浪恋人》，通过主人公的经历，反映了印度独立后农民的贫困和城市贫民的艰难生活，揭示了两极分化的社会现实。小说中主人公的性格鲜明，传奇式的情节引人入胜。小说有许多对自然美的描述和对回归自然的向往，体现了浪漫主义的特点。50年代末，他还写了反映印度妇女不幸命运的中篇《一个少女和一千个求婚者》，也表现出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60年代初发表的中篇小说《钱镜》和《一头驴子的自述》都采用拟人化手法，以貌似荒诞不经的情节揭露批判社会。这时期他还创作了一些以资本主义金钱关系破坏艺术、毁灭艺术家为主题的小说，代表作有《五十二张牌》（1956）、《银色的伤痕》（1964）等。还有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心中的谷地沉睡了》和《痛苦的运河》（1963）。此外还有童话《一棵倒长的树》等。
60年代后期，他的创作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优秀作品不多，社会批判意识减弱。《末班汽车》是他晚年较有代表性的短篇。小说围绕着车上乘客太多，谁该下车的问题，展开情节，颂扬了铁路工人顾全大局，鄙视自私的高尚品质。
他的作品已被译成60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在世界上享有较高的声誉，在我国也产生了较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