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窗外，英国的玉米地。田园风景，读书，属于美国原野的音乐《秋日传奇》。
天很蓝，视线辽远。
我读书不能专心，总是时断时续。《江村经济》。我将书扣在桌上，开始写笔记。钢笔划过纸页有舒适的沙沙声，淡蓝色，和天一样。
窗外的玉米地。风景，读书。我一样一样写。田地金黄，山冈曲线柔和。红顶小别墅，一栋一栋，有树林。我写字的双手在抖，火车每越过一处铁轨与铁轨的连接处，字迹就分叉。山冈上有阳光，公路，小汽车。花园一家一家。窗外的玉米地，风景，读书。田野一马平川，看得见风，芦苇似的长草，黄色的野菊，有大地的气息。田地整齐，没有分成一小块一小块。房门口有信箱，有滑梯，有彩色的儿童车。房子里有抽水马桶。这多么奢侈。
我停下来。钢笔没水了。字迹开始苍白，跟不上思想。
“你还有笔吗？”我问我的旅伴。
他也没有。
我翻找了一会儿，最终放弃了。
“算了，不写了。反正也没意义。”
我合上本子，重新翻开书。书里写着小块水田，铁耙，木质水渠，酿肥的粪坑，帆船。写着作为嫁妆的两百块钱的衣物。这是多么多么不同。所有这一切。耳机里的旋律慢慢宏大，像拉开一片天地之间的帷幕，用辽阔的草原推起一个人的背影，那人消失在风里。我心里被三重风景搅乱了。宁静温暖的英国乡野，碎裂古老的中国乡野，辽远粗犷的美国乡野。视觉，文字，音乐，当三种感觉都化为想象，我不知道哪一种更加真实。
我想记录所见到的东西，完成我拖了很久没能完成的硕士论文，可是景物在我眼前飞过，我什么也记录不下来。
我的旅伴一直沉默而包容地陪着我。他见过大世面，明白我的困惑。我的困惑何等平凡，所有刚刚离别故土看到异乡乡野的人，都曾被这多重画面击中过。他也这么经历过，所以他知道这没什么。这只是开端，路还很远。他不教导我，只是默默地陪伴。
我的旅伴是个带有传奇色彩的老人，一生经历过风风雨雨，起落都已大而化之。他生于两次世界大战的间隙，幼年的记忆与流亡相随。十岁的时候战争开始爆发，八年之后是另一场战争。他在十几岁的时候曾经在美国的舅舅家住过几年，流亡避难，战争全部结束之后，才回国与家人重逢。这时他才知道，他和他的父亲失散了。他的父亲已经到了海峡的另一侧，而他和他的母亲守着北方的一片农场度过了后来的五十年。让他父亲度过余生的那个岛屿，他从没有去过。他在国内上了大学，可他少年时的海外经历让他性质可疑，三次被划成右派，两次被平反，一次被放逐。他的一生以写字为生，研究乡野，像我一样用钢笔在本子上画下淡蓝的天空。他的钢笔用坏了很多根，在那些放逐的年月里，他在寂寞的农田旁边，在别人午睡的时候写满了十个本子，他为农村写了一生。他后来又出国了，在已经没有人追讨他的悔过书的时候，走过了很多国家，见到了很多很多片乡野。这时的他走到哪里都能坐在上宾之位了，可是这时的他已经完全不介意坐在什么座位上了。
此时此刻，他就在我身旁，淡去了所有动荡的征尘，平和得像我的爷爷。
我的论文写了一年，也许永远都写不完了。
白纸上有一种怆然的意味，我想着这丰富庞然的自然的一切，心里的力不从心越来越强，我想我永远都没办法记下所有看到的东西，所有意味深长的东西，所有值得比较的东西了，它们就像这阳光里的长草，每一丝都有无尽的生与死的奥秘。可是我将永远写不下它们。
我低下头，发现水杯空了。
“你等我一会儿，我去打水，去去就来。”
我向我的旅伴示意，起身向隔壁车厢走过去。英国的火车一般都不拥挤，空座很多，零零星星的旅客多半安静地坐着，每人手里捧一本小说，轻质灰色纸张，厚而轻，封面有烫金的书名，阅读者的眼睛看到另一个时空。在书的车厢里，没有人在场。或许每个人都像我一样在心里怀着对生命的众多疑惑，但是没有人开口，没有人用言语的水流冲开躯体的封闭。我慢慢地路过他们，同样不说话。我知道大家为什么不开口。唯一比内心疑惑更让人恐惧的，就是把这样的疑惑晾晒到众人可见的日光里，像鱼干一样晾晒，枯干。
我走向车厢的隔间玻璃门，手中握着我的玻璃杯。
窗外忽然出现了一片低头的黑色向日葵，匍匐哀伤像一大片倾颓的梦想，太阳还在照耀，然而黑色的海洋赫然在土地上连绵起伏，硕大的花冠成群结队地低落着，花瓣干枯而脆弱，茎干仿佛不堪重负。这景象让我的心情低落起来。我的头脑中回响起刚刚放下的书里的句子：我们越来越迫切地需要这些知识，因为这个国家再也承担不起因失误而损耗任何财富和能量。那是1938年的一句话。耳机里音乐变了，变成了埃尔加大提琴绝望的高潮。
车厢门很重，费力地向一侧拉开，声音的热浪立刻将我包围。
三个男人坐在最近的一张桌旁打扑克，都穿着跨栏背心，套着短袖的确良衬衣，敞着怀。斗地主，我一看就知。他们一边摔着牌一边大叫，两个农民兴高采烈地斗，眼看就要将地主憋死在家里了，地主捏着手里的一把牌，嘴里嘀嘀咕咕，脑门上已经冒了汗。他连连说着运气不好，早知道就不当地主了。一个男人嘲笑说你这把牌不错，是你自己打臭的。地主抹着汗说，就稍微好那么一点，也没比你们好哪儿去，哪架得住你们人多势众。农民笑着说，谁让你是地主呢，活该。两个农民很快赢了下来，笑着大喝，从输了的地主身前一人捡出一块钱，拍着手庆祝胜利。卷了边的红桃黑桃重新摊开在桌上，带着汗水的滋味，重新混成一叠。所有牌都忘了身份，洗牌，分牌，重新来过。很快又有了新一轮的地主，形势变了，刚才的农民现在变成了接受挑战的角色。天地易主，刚才的地主捋起袖子，往手心吐了口唾沫，拿起牌，脸上终于挂起了笑容，全心投入新一轮械斗。他们玩得投入，天昏地暗，顾不得其他。
我艰难地往前挪着步子。在打牌的男人身后，有几个人正在嗑瓜子，聊天，显得很平静。再往前又有人打牌，叫着闹着堵着通道，全车厢似乎只有眼前的这几个人没有在打牌。我见一时过不去，就在他们身边坐了下来。绿皮硬座很舒适，硬朗、粗糙、挤得暖暖和和、没有小灯耳机空调之类闲七杂八讨厌的小东西。
身旁的几个人各有各的模样。一个看上去大我几岁的农村少妇，一个十几岁背着硕大的旧书包的男孩，一个穿一件土灰色中山装的中年城里人，还有一个光着脚卷着裤管的老大爷，穿着蓝布上衣，蹲在座位上，啃着一个馍，就着一包榨菜，看起来吃得很香。我看着他吃，自己也饥肠辘辘起来。
“大爷，您还有馍吗？”
“没有啦。”大爷摇了摇头，“讨馍的人太多啦。”
“怎么？很多人向您讨吗？”
“唉，你是不知道啊。那可多了去了。不是跟我讨，是跟车讨。我也是上了车才有馍。没上来的可都讨不着啦！唉，好多人都没上来啊。你是新来的，没见过。那人多的时候啊，大家都追着火车跑，从道边伸着手扒着车，生生地往上爬，那密密麻麻的，火车都开不动了，吭哧吭哧，慢得还没人跑得快，人们就都跟着追啊，有的都跑到火车头前面去躺着，自己轧死了不说，还差点把火车都掀翻了。我也是这么爬上来的，从一个山坡上忽一下，跳上来，差点摔死。那时候摔死的人多啊，饿死的更多，也有两人打死的，随便往哪儿扒开个草坑，就都是死人。就这么着，人们还玩命冲呢。”
“真的吗？”我听得很茫然，想象着他的话，“那这火车也够结实的。”
“可不！”大爷连连点头，“结实！还是上车好啊。”
“那些没上来的人后来呢？”
“没馍呗！”
“有多少人哪？”
大爷摸了摸头，想了想，答不上话。他捏着手里的半个馍，吃了很久还没有吃完。
一旁的中年人开口替他答了：“147860293124586702个人。”
我诧异了：“这么精确？”
他指指身旁厚厚的一摞本子，说：“我一直在记录。”
“您也是爬车上来的吗？”
他点点头：“不过我比他们上得早。我比现在的司机上得都早。”
“哦，您是在发车以前就上车啦？”
“不是。这车一直走着，现在这司机之前有别的司机。”
“这样啊。”我恍然大悟地点点头，“那您在这儿专门负责记录人数吗？”
“人数，还有馍数。”
老大爷插话道：“别信数字。数字最不可靠。”
“怎么会？”我说，“数据是最有说服力的啊。”
“不可靠。”老大爷也讲不出道理，只是一副沧桑的样子摇着头，“数字最不可靠。”
接下来静了一会儿，我默默地开始看书。他们都在嗑瓜子，清脆的咔嗒声在一片吵闹的玩牌人的背景中显得分外轻灵。这唇齿间的轻灵让四周像是静了下来，几个人仿佛从其他人中间隔离开来。我偶尔抬头看窗外，电线杆有规律地掠过，大片大片农田像方格子的被子，色彩绚丽，一直铺到山腰上。金黄色是干枯的麦秆，暗红色是发育不好的玉米穗，灰黑色是带刺的没有叶子的枝条。颜色真多。有时能看见一个茶农在山窝的小块地里挥动锄头，想必是隐居山外的风流隐士。火车穿过山岭，一会儿明一会儿暗，常常是明晃晃地亮了一瞬，随即就进入隧道，黑漆漆地开上一路。隧道真多。我有点看不进去，书上的字在忽明忽暗之间晃，晃得人头晕。风景印在额头。
“好容易出趟门，看啥书啊？”老大爷招呼我，“还不赶紧抓紧时间接触下社会？你们读书人，接触社会都少喽。”
我脸红了一下，连忙点头：“您说得是。”
一直没有说话的男孩子插嘴问我：“你看的是什么书啊？”
“《江村经济》。”我指给他看。
“哦，江村我知道。”他说，“离我家不远。”
“是吗？”我有点惊喜。
“你为什么看这书啊？”他问。
“因为我要写一篇硕士论文，写了很久都写不完。”
“为什么写不完？”
“因为我常常写不下去。我坐着，面对着白纸，总会想，这么认真地写和不认真地写，最后有区别吗？人总归是要死的。说了一千句话和说了一句话是一样的，完成没完成也是一样的，就好比这车厢，我们最终所有人都要到站，不管你在这车里大喊大叫还是安静坐着，最后都一起下车，根本不因为你喊叫就有什么不同。写不写终点都一样。”
“所以你就不写了？”
“那倒不是。”我坦白地说，“我只是写的时候常常这样胡思乱想，时间就耽误过去了，该写的没写，该看的书也都没看，自然写不完。”
“不是所有人终点都一样的，”沉默的农村少妇说，“我娘说过，你这辈子仔细看着路，下辈子就能上对车，下辈子以后终点就不一样啦。”
“哪有下去还能再上来的？”我说，“又不是公园的观览车。”
“你不懂。”她摇摇头，目光凝注地看着窗外，紧紧抱着自己的包裹。
“你这是要去哪里呢？”我问她。
“我去找我男人。”
“去哪儿找？”
“我不知道，”她望着空中的某个地方，“但我仔细等着，下辈子准能找到。”
男孩对我们的悲观都不以为然，说：“车厢也是个很大的世界啦，下车以前也还能体验到好多事情，就把这些车厢都走一遍也值了。更何况，还能学着看路，把这周围的路看清楚，可以告诉司机，如果他开错方向了就纠正他，要不然我们大家不是都到不了目的地了吗？”
我看着他，他的目光像他下巴上的胡子一样柔软生动，还完全没有覆盖粗糙的空气膜，他还那么小，离死还那么遥远。我转向穿中山装的中年大叔，他一直没有插话，似乎已经对这样的话题不感兴趣。我猜他心里有答案，只是已经过了愿意说的年纪。
“您怎么想呢？”我问他，“如果您知道有一天您记下的这些数字终究化成灰，您辛辛苦苦用尽力气说的话最终没有一点用处，您也一样孜孜不倦吗？”
他在回答之前，先抬头看了看那些厚厚的本子。白纸堆成的墙比人的脑袋还高。
“我只问你一个问题。”他平平和和地说，“有两个预言家，一个预言了一件大危险，结果大家成功地躲过去了，另一个预言了一件大危险，结果大家怎么躲也没躲过去，你觉得，作为预言家，哪个比较伟大？”
我想了想说：“什么叫伟大呢？”
他没有回答我，自嘲地笑了笑，说：“我就是一个看见陷阱，而自己掉进去的人。”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身后忽然响起一阵暴风骤雨似的杂乱的呼喊，一样沉重的事物如大山一般急速压了下来，我下意识地向一旁闪躲，只见一个人擦着我的身子轰隆摔倒在地上。那是刚才打牌的一个男人。他们打着打着似乎打出了矛盾，三个男人开始大打出手。不知道是为什么，只看到一个人抡圆了胳膊朝另一个人挥去，也不讲战术和章法，挺起的胸膛几乎要将跨栏背心撑破。而他的对手也红了眼睛，一边拼命摆脱身边劝架的人的拉扯，一边侧着身子要往前冲，嘴里不忘了骂骂咧咧，颇有壮士去兮的奋勇。
“玩不起是吧？”一个男人大叫着，“蛋脓包！玩不起就别当地主，吃贡的时候怎么没急啊？”
“操你妈！谁玩不起？谁玩不起？”另一个男人叫着，“你把话说清楚！狗日的耍诈！活该当一辈子农民，永远别想翻身！”
我看两个人都有点雷声大、雨点小的架势，摆开了阵仗，不打算真的开打。
我转过头，小声问身边的几个人：“大家都打牌，你们怎么不打牌？”
灰衣大叔小声说：“他们都信洗牌，我们不信。”
就在这时，情况急转直下，我根本没来得及再说话，就被旁边横着冲过来的一个人撞翻在地。头磕在小桌上，刚硬生疼，眼冒金星，眼泪一下子涌出来。我定睛一看，撞我的人也是被人打翻，摔倒在地，正一边龇牙咧嘴地揉着胳膊，一边大声叫骂着要站起来找人报仇。我还没来得及反应，就又有人像炸弹一样摔倒在地。声音淹没了一切。我们身后打成了一锅粥，一团糨糊，不断有人被牵连，然后顺势加入战局。战事扩大的态势让人恐惧，星火燎原，拳头腿脚满车厢飞舞，很快就从一端蔓延到另一端，将全车变成了战场。
男孩向少妇的方向躲过去，双手护着头，少妇紧紧地靠车壁缩着。中年大叔弓起身子，护着他的本子，怕它们被人打散。老大爷的半块馍被人撞到了地上，急得眼泪都快出来了，弯腰匍匐，在众人的腿脚之间搜寻，不时被拳头砸中，砸得涕泪横流。我抱着我的玻璃杯，蹲坐在小桌下面，只见身前拳打脚踢来来去去，像极了小时候看过的戏码。
这时，车厢一端有东西着了火。起初大家没有注意，但当火光伴随着烧焦的气味像鸽子一样飘飘悠悠地飞到大家眼前，混乱的斗殴迅速被突然的恐惧取代。
“着火啦，快逃！”
不知是谁喊了一句，众人如梦初醒，涌向狭窄的车门，或者干脆从窗户跳窗而下。个别人张罗着救火，几乎没有人响应。我也被人们裹挟着，向门口涌去。人们呼啸着、拥挤着如滚滚洪流，夹在人群之中，很难向其他方向移动。男孩在我身旁，中年大叔却不走。
“着火了，快走吧。”我提醒他。
“你们走吧。”他说，“我得看着我的本子。”
“你傻啦，命都没有了，要本子还有什么用？”
“本子不重要，但我不能离了这车。”他忽然死死地抓住车窗处的车壁，不让人带走他，“你们不知道这车的重要，可我知道。我早就上车啦，比司机还早。我要救火，你们走吧。”
我几乎没听完他的话，就被人流带到了门口。车还在开着，虽然慢，但仍然能看到大地在门外流动，土壤、碎石与草像旋涡，快得让人晕眩。我回头看了一眼车厢，火光红彤彤，人群的面孔有无数种表情。热浪像恐惧一样强大逼人，身边的陌生人散发着强烈的求生欲望。我最后看了一眼中年大叔抓着车壁的身影，就跟着人群一起跳下了车，滚动着摔在大地上。大叔的身子像贴在墙上，像一面抓住旗杆的旗子，像一幅招贴画，映入我的脑海。
男孩和我摔在一起。过了好一会儿，我们才从疼痛与眩晕当中清醒过来。他想起他的大背包还在车里，一下子哭了起来。他想追车跑上去拿，可我们的车厢早已远得不见了踪影。我们环顾四周，茫茫的旷野空空荡荡，长草延伸到天边，只有矮灌木有层层的变化。
天色逼近黄昏，天边的晚霞很壮丽。
我到这个时候才突然想起我的旅伴。我竟把他忘了。这明明是我此行最重要的事情，我一下子跳起来，也想要去追车。男孩和我一起。我们两个惊慌失措的小人，顺着火车前行的方向，一直奔跑，跑得喘不过气，喉咙开始疼，火车也不见踪影。
这时，男孩忽然瞥见远处的一辆马车。他开始大声招呼，我也跳起来向马车的方向呼喊，我们的声音像两只松鼠的伶仃叫唤，但马车看到了我们，扭转了方向，慢慢向我们驶来。
马车最终在我们面前停下了，我们感到一阵狂喜。一个年轻人坐在车前高高的椅子上，居高临下地看着我们。他戴着棕色的牛仔帽，穿着带穗的牛仔裤，一看就是个体面的牛仔。他和他的马车搭配得恰到好处，粗壮的车辕，小木屋似的车厢，叮铃作响的挂着的酒瓶。两匹马也异常神俊，昂首挺胸，咖啡色的皮毛光亮润泽。
“能不能搭我们一程？”我仰着头问他。
“你们要去哪儿？”
“我们要去追火车，我要找我的旅伴，他要找他的行李。”我指了指男孩回答道。
牛仔点了点头，侧头往身后一指：“上来吧，我知道一条近路去附近的火车站，你们可以去那儿等。我们这边就一条铁路，你们在那儿等着，肯定能赶上。”
我们感激涕零地上了他的车，不想钻进车厢，就挤着坐在他身旁。他赶车的动作非常潇洒利落，皮鞭在空中划出美妙的弧线，口中的呼哨就像给马唱的情歌。马车飞快地驰骋，田野的风吹过我们耳畔，荒原延伸到天际，仿佛只有我们一辆车存在。
“你们为什么要坐火车呢？”他问。
“为什么不呢？你不坐火车吗？”我说。
“当然不。”他耸耸肩说，“我喜欢一个人。”
“为什么？”
“我不信任火车。火车总是出错。”
“出什么错？我怎么没遇到过？”
“你运气好而已。运气坏的时候，什么事都有。迟到，走错路，不在票上写的地方停车，还有霸道，走错了还不许别人说。我不喜欢火车，我只喜欢一个人。”
“一个人就不出错吗？”
“那倒不是，”他笑了，“但一个人只出一个人的错。”
男孩显然被他赶车的姿势迷住了，问：“你们都是自己赶车的吗？”
他骄傲地点点头：“那是当然。现在虽然还有铁路，但我预言，一百年以后准没有啦。”
“啊，没有火车？”男孩叹道，“那你们真可怜。”
牛仔无所谓地说：“彼此彼此。”
我想我还是喜欢火车，于是说：“在火车上，可以和很多人相遇，可以聊天。”
牛仔说：“和人相遇有什么好？我就爱去没有人的地方。”
“啊，没有人的地方？”男孩又叹道，“你去没有人的地方干什么？”
“好多好多事情可以干啊。因为没有别人干，所以我才有事干嘛。等我送完你们，我就去没有人的地方。我要建房子，我要拓荒。”
牛仔说着，拿鞭子指向天边，远处有镜子一样的一面湖水，银光闪闪，一群飞鸟迎着夕阳起飞，在紫红色的晚霞里飞成一片黑色的剪影。男孩看着远方，痴痴地陷入幻想。
火车站很快到了。一个很小的车站，人也不多。一个人在卖票，两个人在买票，三个人在候车。自动贩卖机立在中央，显得很宏伟。我谢过牛仔，下了马车。男孩似乎有点犹豫。
“其实，要我说，”牛仔笑眯眯地跟他说，“找旅伴得去找，找行李就算了。什么行李非找到不可呢？全不过是流水过身边。我带你去找真正的行李。路就是行李，你走走就知道啦。”
男孩再也不犹豫了。他用力对牛仔点点头，摆手跟我告别，坐在牛仔身旁，学着他赶车的姿势。他们呼喝着上路了，马车一骑绝尘，踏过寂静的草原，消失在风里。夕阳在天边，慢慢地落了下去。
火车站有极无聊的沉寂。我坐着等车，等了许久都不来。牛仔说这边只有一条铁路，无论如何都能截到我的火车。是它已经过去了，还是它停在了半路，要么就是车上的大火直接将车烧死了？我不知道。我无处可去，只得坐在原地呆呆地等着。我看不见我的火车，可是我有种隐隐约约的直觉，我觉得虽然大火很厉害，但它不会死，它还会来，会来接我。我不知道这是直觉还是希望，反正我坐着，无处可去。
身边的人来来回回换了很多，火车站慢慢变热闹了，门口停了一些出租汽车，旁边增加了一个长途汽车站，候车室里又摆上了一个租车服务台，来来往往的行人变得形形色色，很多人不再买火车票，直接租上一辆汽车，自己拿着钥匙。火车站原有的木头尖顶和带有罗马数字的大钟被圈了起来，四周立上了历史说明的牌子，开辟成了博物馆，一队小学生跟着老师走了进来，老师指着大钟和我说：你们看，人们曾经是这样无能为力地等着火车把他们带走，除了坐着，什么也做不了，但幸运的是，我们现在不这样了。
我听了很诧异，不知道自己怎么成了博物馆的一部分。难道火车过时了吗？我不相信。我仍然记得火车的很多好处，我不相信人们不需要它了。火车能坐多少人，马车才能坐多少人呢？站台上空空荡荡。小学生嘻嘻哈哈地走了，我还在原地坐着。也许牛仔说得对，火车总是迟到，迟到得超出人忍耐的限度，迟到一年两年很多年，但我知道我不能走。我还要找我的旅伴呢，这件事我不能忘了。
火车终于来了。我激动得眼睛里流出了泪水。它看起来很强壮，开得也很快，我分不清它还是不是我原来乘坐的那一班，但它看上去很像，于是我跳上了车。
车厢很空，有零零星星的人，看着窗外吃汉堡包，他们的汉堡包都很大，像一场汉堡包盛宴。我在一节节车厢穿梭，不知道我的旅伴在哪里。
“你知道我的旅伴在哪里吗？”我问一个很胖的男人。
他一边吃薯条，一边摇了摇头。
“你为什么吃这么大的汉堡包？”
“很大吗？”他诧异地反问。
“当然大啊，顶我们那儿吃的馍的三倍大。”
“是吗？这样的汉堡包我能吃四个。”
“真的？”我瞪大了眼睛问，“我认识一个老伯，一个馍都能吃好几顿。”
“那他怎么活得下去？”
“他……他大概只有你的三分之一胖瘦。”
我比着面前的男人，回忆着记忆里精干机敏的大爷。男人或许有三百斤，一个人坐了一排座，肉像摊在座上，面前的小桌子深深地陷进肉里。桌上的薯条像小山一样堆着。
他看着我的比画，面色漠然，问：“你们那儿人都这么瘦吗？”
“差不多吧。”
“你们真可怜。”
“彼此彼此。”我想起牛仔的话，有点不高兴地说。
他一边拿起下一个汉堡包，一边问我：“你刚才说你要去找人，要找什么人？”
“我要找我的旅伴。”
“他在哪儿？”
我说了一个地名。
“啊，我们到不了了。”男人回答，“今天太晚了，火车不会去那边了，你还是下车吧，如果不下车，火车会直接带我们到芝加哥去。”
“什么？”我惊讶道，“它不能这样！它许诺要带我过去的。”
“太晚了。它只能直接去芝加哥了。”
“可是它许诺过，它许诺过！”
男人不以为然地摊开手：“事情总会变的嘛。你不愿意，可以到芝加哥去申诉。”
“申诉有什么用？我要找我的旅伴。”
“没办法啦。太晚了。你只能去申诉。或者下车，等明天下一班车再碰碰运气。”
“哪里还有下一班车呢？”我绝望地说。
窗外开始下大雪，暴风雪。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大的暴风雪。全世界成了一片银白色，连窗口最近的电线杆都看不清楚。房屋、树木、田野全都消失在席卷而呼啸的白色大风中，雪片如迷失的鸟群激烈地撞击在车窗上，玻璃起了雾，窗外积了厚厚的雪，让人看不清楚，完全不知道现在在朝什么方向行驶，只觉得速度、速度，火车狂奔，暴风雪狂奔。天色已暗，风雪昏天黑地，遮盖大地上原有的一切，仿佛什么都不曾有过。
我忽然心里一片气馁。我在风雪中迷失了方向。找不到我的旅伴，我不知道该往哪里走。我担忧地蜷缩在座位里，任凭漫天风雪卷走我的思绪。
“你找人干什么呢？”对面的胖子边吃边问我。
我摇摇头，没有回答。
“说说吧。反正没事做。”
“说了有什么用呢？你又帮不上我。”
“反正没事做。”他说，“不如你讲你的事，我讲我的事。”
我又摇摇头：“还是算了吧，我累了。就算讲了，我们下车也还是陌生人，各走各的路。”
“那有什么关系呢？”
“当然有关系。”我说，“我们要是乡亲或者邻居，互相了解有助于建立人情，可是我们只是同坐一趟火车，下车了就各自分开了，还有什么说的必要呢？反正了解和不了解结果是一样的，火车终归是要到站的，我们终归都要下车，下车就不见了，什么也改变不了，还要费什么力气呢？”
他又摊开手，说：“可是到哪儿不都是这样吗？”
我真的累了，不想说话了，情绪很颓然，安静地坐着看着窗外。
我不知道我这是要去哪儿，心里又想去哪儿。我明明知道自己哪里也到不了，可为什么还一意孤行地踏上路。我想起出发以前亲朋好友每天的关心和呵护，我知道他们都是为我好，可我还是偷偷卷着包裹跑了出来。我只是被身体里一股隐隐的力量催促着，它是我的恐惧，我的填不满的需要。我看到我的生活就像这车厢一样，因为尽头的终点无法更改，所以仿佛一切都不值得再做。我害怕那个我终将面对的结果，可是我逃出来，却不知逃向何方。
我注视着夜幕，大风雪像时空转换的通道。在一瞬间，一个地名忽然闪进我的眼睛。它刻在一块木牌上，木牌挂在小站的屋檐下，屋檐点着一盏油灯。油灯昏黄，只照亮了风雪间无比狭小的一个圆锥。
我心里一惊，我知道，那就是我该去的地方。火车不停，可是它终究路过了这个地方。我立刻站起身，整个人趴在窗户上，用手在眼睛两侧揽成圆，紧紧地盯着窗外。
我看见了我的旅伴。他就在窗外，就在那里，就在原野的中央。他在大风雪里建房子，挥动着铲子，身体被吹得左摇右晃，然而手却一刻不停。风雪在他两侧急速飞过，气势汹汹。他在挖地窖，在挖很深的地窖，刨出被雪深埋的一样样事物，用双手捧着它们安置进地窖。他的身体看起来孤单孱弱，在风雪中好像随时可能摔倒，也没有人帮他，可是他挥动着铲子，一刻都不休息。拼命地挖，挖。
那一刻，我因敬佩而哭了。
火车在长夜里穿梭，四周不时亮起媚人的火光，总是一瞬，一瞬就消失。对面的胖子仍然在吃着东西，他的东西好像总也吃不完，而他吃了很久很久，还是一模一样的汉堡包薯条。
火车终于把我扔在了芝加哥。
一下车，灯光和广告女郎就将我包围起来，灯光色彩迷幻，让人看不见墙上的裂痕，广告女郎的长腿又美又光滑，短裙掀到露与不露的精确分界，过往的人们都舍不得转开目光。虽然是晚上，还是有很多人在大厅来来回回穿梭，黑色白色黄色蓝色绿色的肤色一应俱全。有大群人端着酒相拥而去，帅小伙搂着黑眼圈的姑娘，有人在吵架，一个办公室门口出现了几个深蓝制服带着警棍的大家伙。我左右环顾着，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一个一同下车的旅客问我要不要一起去投诉，我跟着他走到铁路公司门口，发现小小的房间被挤得水泄不通，就退了回来。我不想去投诉，只想赶紧离开。这个地方让我觉得混乱而荒凉，所有霓虹灯底下都有血迹，所有招牌底下都有整面墙的裂痕。我有点怕，只想离开。四周很喧闹，人来人往，响着音乐，我不知道该向哪里去。
刚出门，一个流浪汉一样的男人向我凑了上来。我下意识地向一旁躲开，满心的恐惧，他却和蔼地伸出手，指着一旁的汽车问：“坐出租吗？”
我看看他的车，惊魂未定，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
他打开车门请我上车，眨眨眼朝我笑笑。
“你是对的。”他说，“这城里有很多犯罪，你小心一点是对的。繁华和犯罪，这是硬币的两面，也这是艺术的两面，你要了硬币，就两面都要啦。一个人出门，小心一点是对的。”
我坐进车里，车在漆黑的街道缓缓前行。路灯不多，前方看不到风景。
“要去哪里？”司机问我。
“江村。”我说。
司机点点头，没有多问，发动引擎，我们就这样一路驶进了黑暗当中。
我又在路上了，我总是在路上。我为什么一直在路上呢？就为了那个永远也到不了的远方吗？
车穿过夜幕，穿过黑暗，穿过漫长而持久的过往与未来。我看到我的生命，我的死亡，我的永远也写不完的论文。如果真的有岔路该多好，如果我们真的能影响火车的走向该多好，如果罗马换一个名字该多好。如果不是条条大路都通向唯一的终点，也许我就会勇敢尝试，比现在勇敢得多。
我仍然想找到我的旅伴。他的身上有一个我无法理解的谜。他也和我一样向终点奔去，他也知道他影响不了整列火车，但他一路上都没有我的恐慌。我想问他为什么。
汽车在空气里行驶，飞速穿行。黑夜如塞壬的歌声，从前方远远诱惑。我紧紧抓住车门，从车窗里看着飞速滑过的一切。我看到形状怪异的工厂，矗立在不知名的土地上，农民背井离乡，村子空空如也，风呼呼地吹，四周再次黑暗，黑暗尽头是非洲草原的帐篷，躺着头大身子小的孩子，眼睛大得出奇，手脚小得要命，他们看着我，目光留在黑暗里，如同烛火，风吹过西伯利亚的桦树林，车窗闪过高而直的树干，色彩绚丽的叶子，一排一排的红砖房，那些砖房像极了小时候我家附近的楼群，楼下有系着头巾的大婶，拎着乡下的蔬菜在卖。所有的风景在急驰的路上一闪而过，土地的气息穿透黑夜，从车门的缝隙透进来，钻进我的身体。我被速度压在座位上。
忽然，汽车慢了下来。我环顾四周，看到森严的巨石的房屋。汽车开始颠簸，路面是青石铺成，青石圆润，却上下起伏。墙角刻着字，字在深夜看不清楚。车缓缓停了下来。
“到了。”司机回过头对我说。
“这是哪里？”
“这是你找的人住的地方。”他眨眨眼说。
我下了车，抬起头，一条石级延伸到墙里，通向看不清虚实的高高的地方。
阳光很温暖。滚烫的开水如一条透明的带子，笔直而柔顺地注入我的玻璃杯。注满了，我拧上盖子，拉开隔离门，走回我的座位。我的旅伴在安静地等我。
车厢仍然明媚而宁和。大家在看书，没有人说话。我将水杯放回到桌子上，冲了咖啡，拿出包里带的三明治，开始边吃边继续将书看完。我已经看到了最后几页，这颇让我有简单的成就感。笔记本仍然摊开在桌上，淡蓝色的字词对着窗外的风景，古老的符号记录着新式的路。
我算算时间，火车快要到站了。下了火车还要坐机场巴士，所以我要赶紧将行李收拾好。我吃完面包，将餐巾纸和水杯塞进包里。笔记本也合上，没了水的钢笔插回口袋里。笔记本的封皮有水车和乡间别墅，是我去村子里访问的时候顺便买的，女主人自己的手绘和制作，价格颇为不菲，但旅行者频频掏腰包。女主人是农妇，优雅大方，平时享受乡间宁静，种菜养花，靠卖蜂蜜、果酱、糖果和水彩画为生。我看着我的本子，它静静地躺在火车的小桌上，像一个异域的梦想，带着一股遥远的甜香。自来水是很重要的，我想。当然路更重要。还有书。还有树。还有诚实的数据。还有拓荒。独立的精神。忧患的贮存。顶住风雪。我要将这些都写下来，趁还来得及赶紧写下来。
我没有时间多想，车窗外已经看得见车站的影子。火车开始减速了。
我站起身，从顶层的行李架上取下大背包，拉开拉链，背包敞开博大的怀抱。我捧起身边的骨灰盒，又最后仔细端详了一会儿。木质的盒子古朴、简洁，没有贴照片。我将它静静地放进背包，小心翼翼，拉上拉链，将包背在身上，随着人流走下车厢。
背包在肩上，沉甸甸的。
三天以后，我回到了我的医院。主治医生看着我，气就不打一处来。住院部有明文规定，私自离开超过8小时即算自动出院，后面排队入院的人还有千军万马，少了谁也不打紧，自然有人补上来。我已经偷偷离开一个月了，按理说，根本就不能再住进来。
“要是谁都像你这样，我们医院还开不开啦？啊？”
主治医生一边高声骂我，一边帮我填住院登记卡。他显得气势汹汹，试图用这样的方式掩饰自己的心软。他不想显得心软。可是其实我知道他是心软的。他今天见到我几乎落泪了，我想他一定是以为我已经死了。他还同意让我住院，一定是怕把我再放出去，很快就真的死了。其实我住下来也可能很快就死，所以对我来说，其实是一样的。
“王大夫，我同意做化疗了。”
“嗯？”他抬起头，从眼镜上方看着我。
“我同意做化疗了。”我又说了一遍。
“想通了？”
“嗯。”
“不怕掉头发了？”
“不怕了。”
“这就对了。”他一副如释重负的神情，“头发掉了毕竟是小事。积极治疗，好了以后，头发还能再长。”
“无所谓了。”我说。
“怎么想通了的？”
“我出了一趟远门。去找一个人，去走他走过的路，去问他一个问题。”
“谁啊？”主治医生放下心，又低下头，一边飞速写着密码一样的字，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和我说着话。
“一个了不起的人。一个用尽一辈子去了解我们脚下土地的人。”
“哟，这么神秘，谁呀？”
“我的旅伴。”
“你的旅伴是谁啊？”
“我的旅伴就是我的旅伴。”
“没法跟你说话。”他又好气又好笑地说，“跟我闺女一样，净说些不知所云的话。你说你好歹也是名校高才生，怎么也跟中学小女生似的？”
“我是说真的。”我认真地说。
“哦？那你找到了吗？”
“找到了。不过到他公寓的时候，正好赶上他心脏病突发，正捂着胸口喘粗气。我打电话叫了救护车，可是没用，他还是去世了。”
主治医生这一下停了下来，相当惊愕地看着我。我眼前仍然有那个夜晚，那最后的相遇，那匆匆忙忙的惊恐中的会面，还有回国后在他亲戚家将骨灰盒摆上茶几时手指颤抖的瞬间。我不想叙述这一切，还好主治医生并没有多问。
“回来就好啊。”他沉吟了一会儿，叹口气说，“好好治病。”
我点点头，乖乖地跟在他身后，向病房走去，手里夹着脸盆拖鞋病号服。
“可以看书写字吗？”我问。
“最好多休息。”
“可是我只有这最后几个月的时间了，我的论文还没写完呢。”
“别说这么丧气的话。”他转过身，向我怒气冲冲地吼着，“你自己都不想治好，故意砸我们饭碗来的是吧？”
我抿了抿嘴，点了点头。能写到哪儿算哪儿吧，只能这样了。我把脸盆拖鞋放在病床旁边，换上衣服，掏出背包里的四五本书，偷偷塞进抽屉。我要抓紧时间，趁人不注意的时候。
我仍然忘不了那个晚上最后的时刻，当老人弥留之际，呼吸已经平静下来，眼睛仍然意识清醒地四处环视的时候，我问他想要什么，他的目光投向书桌上摊开的纸，我去拿了过来，上面是他没有完成的研究手稿。我问他为什么到这个时候还要写，终点就要到了，写了又能走到哪里呢？写了能改变这个国度吗？他已经说不出话了，但他伸出两个手指，做了个交替向前的动作，做到一半，手指就坠落了下去。
能走到哪儿就走到哪儿吧。走到哪儿，哪儿就是远方。这是我的理解，我不知道对不对，但我已经永远无法求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