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正统十二年（1447），山东莱州知府崔恭接到掖县民妇章王氏的诉状称：“为谋财坑命事。缘丈夫章炯前往广东贩卖货物，赚得一些银钱，昨日回家，打开包袱，见囊中唯有衣袜鞋帽，数年财本，分毫不见，一时怒气填胸，染成重病，如今奄奄一息，谅难活命。因疑同伴偷去，却苦无证据。如果丈夫因此而死，民妇也难以为生。恳请老大人明察，追回钱财，以救夫妇残生。泣诉。”
崔恭（1409—1479），字克让，直隶广宗人（今属河北），正统元年（1436）进士，授户部主事，出任莱州知府，史称其“居府六年，莱人以比汉杨震”。杨震乃是西汉名臣，为官清廉，不谋私利，为历史上廉吏的代表。将崔恭比作杨震，可见他是个清廉的知府。
按照明代的制度，妇女是不许上公堂的，如今王氏以丈夫病危为名，出头告状，官府也没有理由拒绝，更何况崔知府一直以民之父母自居，按照当时的说法：“所以爱民如子者，知其饥而食之焉，知其寒而衣之焉，知其劳苦而逸之焉，知其利而与之兴焉，知其害而与之去焉，知其贤而优之焉，知其不肖而教之焉，四境之内，吾民之好恶无不知而从之焉。”父母官应该是无微不至地关心属下之民，岂能够置之不理。
崔知府仔细翻阅诉状，发现与章炯同行去广东者乃是古亲、王业，三人是同去同回。于是发下牌票，拘提此二人，而先传讯王氏，询问情况。
据王氏讲：与丈夫章炯结婚数年，一直是勤俭持家，因此积攒了一些小资本。有了些钱，就想到发大财。丈夫认为：我们现在辛辛苦苦地干活，所得不过糊口而已，终究不能够发家，为子孙创下基业。而我们的左邻右舍，有不少富豪，他们并不是读书做官挣下的家业，而是靠做买卖赚钱。既然他们能够靠做买卖赚钱，我们又有何不可呢？现在有些小资本，再把家里的房产抵押出去，凑上几十两银子，买些本地特产，长途贩运，如果有造化，也能够赚些钱，或许我们也能够成为富豪。王氏则认为：经商固然可以赚钱，但丈夫从来没有出过远门，孤身一人也太危险了，如果有人能够同行，不但自己能够放心，路上也可以相互照应。章炯当时就想到了同自己一起长大的古亲、王业，便找他们商量。那二人也想发财，所以一拍即合。三个人各筹资本，购买些毛笔及草编制品，运送到海边，搭乘顺风船只，前往广东去贩卖。
为什么贩卖毛笔及草编制品呢？因为莱州毛笔在当时小有名气，而用麦秸编成的提篮、草帽、门帘等，更是广东难以见到的。三个人起身前往广东，虽然说是路途辛苦，贩运艰难，但也算平安。这些货物赚了一些钱，他们又做其他的买卖，才离家两年，居然每个人手中的银子都以百计，等于是获利10倍，如何不开心？
莱州人乡土观念很深，三个人离家日久了，未免思念家乡，更想见妻子儿女。于是三个人相商，钱赚得差不多了，不如先回家置些产业，安顿好了，再来广东贩卖。商议已定，三个人择日同行，夜同寝，彼此相互扶持，没有出半点纰漏。当时正是夏日三伏天，三个人来到一处溪水旁边，但见柳荫河畔，水清见底，而此时众人是热汗淋漓，身上好不难受，便商量在此洗个澡。眼见就快到家乡了，这里又离客栈不远，等洗浴干净，舒舒服服地住进客栈，肯定爽快。当下众人解衣脱裤，将行李放在岸边，冲到小溪戏水，好不愉快，却不知不觉到了黄昏。眼见一轮明月东升，天色将晚，众人慌忙上岸，穿上衣服，背上行李，赶往客栈住宿，进店以后，余兴未尽，又要了些酒菜，畅饮一宵，次日便各自赶回家中。章炯到家，急着向妻子炫耀，当即打开包袱，见囊中唯有衣袜鞋帽，两年多挣下的钱财，全都不见了。章炯不由得放声大哭，只觉得心中气闷，口吐鲜血，便卧床不起了。为什么一路上都没有事，偏偏快要到家就把钱财丢了呢？章炯开始怀疑起同伴来，因为没有凭据，便将自己的猜疑告诉妻子。王氏见丈夫病重，就找代书写了诉状，以谋财坑命的罪名，将古亲、王业告到府衙。
崔知府审讯古亲、王业，这二人辩称：“我们是一起从广东起身，一路同行，彼此照应。章炯两年来辛苦所挣的银子，我们都是亲眼目睹的，我们也挣了银子。我们与他虽然是朋友，却有如兄弟，患难与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疾病相扶持，酒肉共同吃。说实在的，我二人的家财资本比他雄厚，所赚的钱比他多，岂能够谋夺他的银子？再说了，我们要谋财，为什么不在江湖上动手，偏偏等快到家门口，我们才谋夺他的银子呢？恳请大人明察，还我等清白。”
崔知府见二人说得恳切，没有露出任何破绽，便试探着说：“既然你们与章炯情同手足，又一起从广东赶回，如今他因为失财而得病，已经是奄奄一息了，你二人又富有钱财，何不共同分摊，赔补他所失的银两，治好他的病呢？如果章炯病死，在事实没有查清楚之前，你二人的罪孽就更加深重了。”
崔知府万万没有想到二人非常爽快地答应出银，但不愿意以“赔补”的名义。他们认为：“大人吩咐，理应从命，何况这些银子我们也出得起。不过，以赔补为名，我们依然脱不了谋财的干系。如果大人以救济的名义，要我们出钱，我们心甘情愿。毕竟我们是乡里乡亲，一起同甘共苦地到广东经商，帮助他是理所当然。大人要是让我们赔补，等于是我们花钱买了一个贼名，如何能够心甘情愿呢？”
崔知府要他们出钱的本意在于试探。如果他们不肯出钱，必是贪财，其盗窃的嫌疑终不能免，而如今这二人愿意出钱，反倒使崔知府犹豫了，也不好刑讯逼供，只好先放二人回家。
次日，二人并没有食言，各自将银子送来，而且是每人一份，等于是加倍赔补，其救济之意甚明。崔知府只好先收下，却不得不怀疑此二人。为什么他们这样痛快交出钱财？莫非他们做贼心虚，想借出钱的名义洗脱嫌疑？本府如果不能够确定二人之罪，这钱收得也师出无名。如今没有真凭实据，也不能够拘押这二人。崔知府送走二人之后，即刻派出亲信去查访二人的虚实，得知他们家境殷实，数代都与人为善，口碑甚佳。因此大致可以排除二人偷窃银两的嫌疑。
崔知府想：“若不是二人偷盗，是不是王氏贼喊捉贼，将银子藏起来，给她的相好了呢？其丈夫出去两年，也难保其没有外遇。”于是，崔知府又派亲信打探王氏的所作所为。亲信们打探数日，得知王氏冰霜坚毅，丈夫不在家，绝少与他人往来，更何况丈夫回家之后，还没有坐稳，就打开包袱，王氏根本就没有时间藏匿，应该是途中被盗的。也就排除了王氏的嫌疑。
崔知府想：“虽然在中途有可能被盗，也难说不是章炯贪心不足，故意将自己的银子藏匿，然后捏造那二人偷盗，以诈骗钱财。”如何试探章炯呢？崔知府将二人赔补的银子暂时予以封存，然后将公费银取出一些封好，叫书吏送到章炯家。以崔知府的心思，如果是人有贪心，见到银子就会说是自己的。若是章炯将公费银认成是自己所失银两，定是他故意设局。
书吏来到章家，声称找到被窃银两。章炯听说大喜，病也就好了一半，就让妻子扶着自己出来，验看银两。章炯打开封皮，发现乃是一锭整银，便说：“这不是我所丢失的银两。我做小买卖，所收的都是散碎银子，并没有熔化成大锭，一定是知府大人弄错了，小的不能收。”说罢将银两退回。
书吏回来禀报，崔知府又让书吏将二人赔补的银子送去，章炯依然说不是自己的银子，不能收。崔知府想：“看来章炯失银是实，但其不冒认银两，亦可见他也是个老实人。如果章炯是个老实人，那二人就难逃嫌疑了。二人虽然肯出银两，但也不能排除二人有出钱免罪的嫌疑。人心叵测，世事难料，只好先将此二人暂时关押，实在找不到丢失的银两，就按照控状所讲罪名定罪。”想到此，崔知府命人将古亲、王业押入大牢，听候进一步审理。
崔知府闷闷不乐地回到后宅，夫人迎了上来，见丈夫不高兴，便小心翼翼地说：“我娘家侄子前来看望，你见与不见？”崔知府再不高兴，也不能得罪夫人，既然是夫人的亲戚，哪有不见之理？崔知府来到花厅，但见一个儒士打扮的青年，身穿蓝青色长袍，虽然有几处补丁，却也浆洗得干干净净，头发用布巾扎起，一尘不染，因此看上去衣冠朴素，露出清贫气象，却也是一身正气。
崔知府问过姓名，其人名叫曹衡，然后问其父母可否安康、兄弟几人、婚配与否、何时离家等家常事务。等寒暄过后，曹衡说：“小子不才，本来是要到江西去投亲访友，没有打算叨扰姑父。只因前几天走到一个村庄，黄昏时分经过一条小溪，在柳荫溪畔发现一个青布袋子，内有数包银子，不知何人遗落此处。当时天色已晚，我等到天黑，见无人来找，只好先到傍岸借宿。此银多达数百两，我恐怕失主丢失着急，回来寻找，次日清晨便又回到柳荫溪畔等候，没有想到，一连四日，并没有人前来寻索。这样多的银两丢失，为什么不回来寻找呢？我便仔细查看袋子，发现有封家信，封皮上写：‘烦带莱州府某人亲拆。’既然家信上有姓名，若找到此人，定然会找到失主。我想姑父现在身为知府，在莱州府找到这个人，应该不是什么难事，所以才匆匆赶来。没有事先来信告知，以至于贸然打扰，还望姑父见谅。”说罢，拿出青布袋子及家信呈上。听完曹衡的陈述，又看看青布袋子，崔知府不由得肃然起敬，心想：“一介寒儒，穷困潦倒，得到这样一笔飞来的钱财，并不据为己有，却不怕耽误自己的行程，绕路来到莱州府。这样的人，将来不得富贵，就是苍天无眼啊！”
崔知府打开青布袋子，只见其中一封银子拆开，其余并未动过，得知曹衡仅打开一包，见是银两，便再也没有动。再看家信封皮，上面的姓名乃是章炯妻诉状中的证人，心知青布袋子必然是章炯遗失的。于是喊来书吏，拿出一封银子，让其送到章炯处验看。不久，书吏回报说章炯确认就是其遗失的银两，而所遗失的青布袋子，还有银两若干封，以及为别人捎带的家信一封。崔知府见章炯所讲与所验相同，就传其到府前来具领。见到章炯以后，崔知府说：“你的银两乃是自己在路上丢失的，是你不小心，却胡思乱想，怀疑同行之人偷窃，让他们惹上官司，身受牢狱之苦，其良心何在！”
章炯叩头谢罪：“要不是大人神明，这些银两如何能够找到？小的虽然贪财，但不愿意得不义之财。此前大人给还的银两，均不是小的遗失的，这次则是千真万确。当时小的丢失银两，已经气得疯迷，胡乱猜想，以至于误诬同伴，如今也是后悔不迭，还望大人恕罪。如果不能够饶恕，所有罪责全由小的承担。”
崔知府见章炯认罪，便将古亲、王业二人带到堂上说：“章炯自己不小心，将银包遗落在柳荫溪畔，被内侄曹衡拾到，发现内有包封银两并有家信一封。曹衡在溪岸等候数日，见无人前来寻找，就按照家信所写莱州府，送到这里，要本官代为寻找失主。本官觉得应该是章炯所失，便派书吏送去一包验看，如今前来认领，确定分文不少，已经具结领状。章炯扪心自问，觉得有愧二位，愿意承担罪责。孰不知你二人也是义气，以救济为名，将遗失银两加倍补偿。本官收银之后，送给章炯认领，他认为不是自己所失银两，拒不收受。你二人所为有异于常人，却使本官猜疑，将你二人关押。如今银包完璧归赵，你二人已经没有嫌疑了，可以无罪释放，所受委屈，则怪本官糊涂，若有要求，本官当予满足。”
古亲、王业二人能够脱罪，已经觉得万幸，又见崔知府自责，便说：“我二人的贼名能够洗去，都是那位恩公——大人的内侄所赐，愿以所赔银子相谢。至于章炯诬告之罪，也还望大人宽恕，毕竟他是因为失银而急迷所致。”
崔知府说：“难得你二人如此仗义，吾内侄曾说他平生本分，就应该清贫。如果将他人之物据为己有，就是欺心，天地不容，必然会有灾祸降临。你二人经商不易，这些银两是辛苦所得，一旦失去，岂不哀哉！谁无父母妻儿？这些钱用来孝敬父母，传给儿孙，岂不是心安理得，也是本分。吾内侄之所以拾金不昧，就是本分，你二人厚意，他一定会领，但依然绝对不会收的，还望不要怪罪本官。”说罢将银两归还二人，并送他们出府。
按照《大明律·户律·钱债·得遗失物》条规定：“凡得遗失之物，限五日内送官，官物还官，私物召人识认，于内一半给与得物人充赏，一半给还失物人。”这条法律在当时是深入人心的，章炯如何不知？因此愿意拿出一半银两给曹衡。崔知府说：“曹衡若是贪财，就不会绕道来到莱州府，也不曾想得到一半奖赏，你要是这样，等于是坏了他的名声。”也没有接受章炯的谢银。
办完公事，崔知府找到曹衡，将自己谢绝当事人的谢礼之事讲出，曹衡认为正合其意，便告辞而去。后来曹衡考中景泰二年（1451）的三甲第一名，赐同进士出身。按照当时的制度，一甲三名，即状元、榜眼、探花，以及二甲第一名及三甲第一名，是可以参加琼林宴的，被称之为“传胪”，享有很高的荣誉，因此人们认为这是曹衡拾金不昧的果报。这正是：
拾金不昧靠法律，奖赏不贪有良心。
现代法律很少支撑道德，而古代是以严刑峻法来维护道德。以拾捡到金钱物品来说，如果5天之内交到官府，就可以得到物品价值一半的赏赐；要是5天以后再交，或者不交，就要按照盗窃罪，计赃量刑，亦可见当时的法律是在维护道德，有违道德的行为也会受到法律的制裁，道德与法律是共存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