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太极的战略目标是其南部的北京，这同乃父努尔哈赤完全一致。皇太极早在天聪三年，明崇祯二年（1629年）六月，就已决定攻打北京。《清太宗实录》记道：“（天聪三年六月）乙丑（十二日），上谕诸贝勒大臣曰：战争者，生民之危事；太平者，国家之祯祥。从前遣白喇嘛向明议和，明之君臣，若听朕言，克成和好，共享太平。则我国满汉蒙古人等，当采参开矿，与之交易。若彼不愿太平，而乐于用兵，不与我国议和，以通交易。则我国所少者，不过缎帛等物耳。我国果竭力耕织，以裕衣食之源，即不得缎帛等物，亦何伤哉？我屡欲和而彼不从，我岂可坐待。定当整旅西征。师行时，勿似先日，以我兵独往。当令蒙古科尔沁、喀尔喀、扎鲁特、敖汉、奈曼诸国，合师并举。夫师徒既众，供亿浩繁。陆运糗粮，恐不能给。必将轻舟挽载，至河西西宁堡，方无遗误。宜预采取木植，广造舟楫，以备军行之用。此朕意也。但一人所见，未必悉协于众，询谋佥同，乃克有济。满汉蒙古中，有谋略素裕，可裨益于军政者，各以所见人告，朕将择而用之。”
这是说，皇太极决定进攻明朝。其一，议和不成，决定攻明；其二，联合蒙古，合师并举；其三，广造舟楫，以备军用。这一次攻打北京，不是仅仅动用后金的军队，而是联合蒙古军队，一起参与。这是此次攻打北京的一个特点。
富于想象的皇太极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一个超常的想法。鉴于在辽西走廊，后金的征宁远和征宁锦两次战役都无功而返，皇太极感到不能采取碰硬攻坚的战略，必须攻打明朝的薄弱环节。明朝的薄弱环节就是山海关以西的长城一线。“山海关以西塞垣颓落，军伍废弛”，防守脆弱。于是，皇太极提出了通过内蒙古突破长城口的战略主张。
天聪三年，明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皇太极发动了首次入关征明的战争，目标直指北京。是年为农历己巳年，故当时明人称为“己巳虏变”，清人则称“己巳之役”。
先是，二月十一日，降金汉官高鸿中曾上奏皇太极，劝请进兵明朝。皇太极对高鸿中的奏本很是欣赏。他认为：“劝朕进兵勿迟，甚为确论。”皇太极发动的宁锦战役，遭受重大挫折，后金国内人心浮动。此时，只有不停顿地发动对明朝的进攻，才能使后金官兵得到物资上的满足，有利于稳定民心、军心，所以皇太极赞成高鸿中的主张。
九月二十三日，皇太极下令“召外藩蒙古部长，各率兵来会”。
十月初二日，秋收过后，皇太极“亲统大军伐明”。这次进兵，皇太极大胆地选择了从未走过的内蒙古路线，假道蒙古科尔沁部，然后自北向南，突破长城，横扫华北，直奔北京，意图给明朝的心脏以狠狠的一击。
这次进兵由蒙古喀喇沁台吉布尔哈图为向导，因其熟识路径。自沈阳出发向西北行，经都尔鼻（今辽宁彰武县）转向西行，进入今内蒙古科尔沁地。初五日，驻扎阳什穆河，赐宴在此会师的奈曼部、扎鲁特部、巴林部等部酋长。初九日，到达纳里特河，受降了察哈尔部来投的五千人，队伍壮大了。十一日，抵辽河扎营。
十五日，大会师。这一天，就有蒙古科尔沁国土谢图额驸奥巴、洪果尔（贝勒莽古斯弟）、图美（奥巴从弟）、武克善（莽古斯孙）、巴达礼（奥巴子）、达尔汉等二十三位贝勒台吉各率兵来会。皇太极“驾迎之三里许，还御行幄，宴之”。
在这里，关于进兵的指向，皇太极征求诸贝勒大臣及外藩归降蒙古贝勒的意见。他说：“明朝屡背盟誓，蒙古察哈尔国，暴虐无道，皆当征讨。今大兵既集，所向宜何先？尔等其共议之”。
诸贝勒大臣意见不一，众说纷纭。有的认为，距察哈尔国路途辽远，人马劳苦，应当退兵；有的则认为，大军“千里而来，群力已合”，应当征讨明朝。其实，清太宗皇太极心中有数，他肯定了征明之议，于是统率大军向明朝边境进发。行军五日，备极艰苦，到达喀喇沁之青城。这时，对于伐明，队伍中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大贝勒代善、三贝勒莽古尔泰，于傍晚来到了皇太极的御幄，反映情况。他们谨慎地“止诸贝勒大臣于外，而先人密议”，同皇太极讨论了是否继续伐明的问题。代善和莽古尔泰同皇太极议论完，刚从御幄出来，岳托、济尔哈朗、萨哈廉、阿巴泰、杜度、阿济格、豪格等贝勒马上进去，看到皇太极默然而坐，表情不快，气氛一时很紧张。岳托最先打破沉默，开口问道：“大汗与两大贝勒商议了什么大事，请向臣等示知。现在诸将官都集合在外面，等待大汗的谕旨呢！”
皇太极十分失望地说：“可令诸将各归帐。我谋既隳，又何待为？可勿宣布所发军令！”看起来，问题很严重。岳托和济尔哈朗迫不及待地提出：“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请大汗向我们明说吧！”皇太极牢骚满腹地说：“我已定策，而两兄不从。谓我兵深入敌境，劳师袭远，若粮匮马疲，何以为归计？纵得人边，而明人会各路兵环攻，则众寡不敌。倘从后堵截，恐无归路，以此为词，固执不从。伊等既见及此，初何为缄默不言，使朕远涉及此耶？众志未孚，朕是以不怿耳。”
至此，大家才明了皇太极“不怿”的原委。这时，岳托、济尔哈朗及诸贝勒纷纷表态，坚决支持皇太极继续伐明的主张，“皆劝上决计进取”。但是，皇太极没有独断专行，而是命管旗八大臣前去与大贝勒代善和三贝勒莽古尔泰商议定夺。他们很是慎重，“夜半议定”。皇太极得到了大贝勒、三贝勒和诸贝勒的支持，就颁发了进军伐明的上谕：“朕仰承天命，兴师伐明。拒战者，不得不诛；若归降者，虽鸡豚勿侵扰；俘获之人，勿离散其父子、夫妇；勿淫人妇女；勿掠人衣服；勿拆庐舍祠宇；勿毁器皿；勿伐果木。如违令杀降、淫妇女者，斩；毁庐舍祠宇、伐果木、掠衣服及离大纛入村落私掠者，鞭一百。又勿食明人熟食，勿酗酒。闻山海关内多有鸩毒，更宜谨慎。马或羸瘦，可量煮豆饲之；肥者止宜秣草。凡采取柴草，须聚集众人，以一人为首。有离众驰往者，拿究。如有故违军令者，与不行严禁之管旗大臣及领队各官，并治罪弗贷。”
皇太极极其注意部队的纪律。这个上谕实际是一篇军队纪律的宣言。其内容详尽，条理清晰，要求明确，处分严厉。这里提到要求部队做到“九勿”，规定得十分具体。这“九勿”是：若归降者，虽鸡豚勿侵扰；俘获之人，勿离散其父子、夫妇；勿淫人妇女；勿掠人衣服；勿拆庐舍祠宇；勿毁器皿；勿伐果木；勿食明人熟食；勿酗酒。如违反军纪，特别强调，杀降和淫女都要处斩。其他的违规，也要鞭刑一百。同时，特别规定了连带罪，‘即士卒犯罪，要追究领队各官，甚至管旗大臣的责任。这个军纪“九勿”，实际是努尔哈赤军纪思想的重申。这就保证了军纪的执行。
十月二十日，皇太极率领大军自喀喇沁之青城开拔。行四日，到达老河（老哈河）。皇太极召集诸贝勒大臣，“各授以计，分兵前进”。命贝勒济尔哈朗、岳托率右翼四旗兵及右翼蒙古诸贝勒兵，于二十六日夜半，进攻大安口关，至遵化城合军。令贝勒阿巴泰、阿济格率左翼四旗兵及左翼蒙古诸贝勒兵攻龙井关。于是，皇太极与大贝勒代善、三贝勒莽古尔泰及众贝勒率大军，向洪山口关进发。
十月二十六日，贝勒济尔哈朗、岳托等，乘夜率军前进，夜半二时左右，攻克长城大安口关。摧毁其关口水门，挥军前行。是日，自辰迄巳，共败敌兵五营。明马兰营张姓参将，败走入山，城降后来归。马兰营、马兰口、大安营，三城俱降。民间秋毫无犯。
十月二十六日同一天，左翼四旗兵攻克龙井关。明朝副将易爱、参将王遵臣闻听炮声，从驻地汉儿庄率兵来援。后金军击败明朝骑兵三队、步兵两队的进攻，斩杀易爱、王遵臣，全歼了这股援兵。后金军攻至汉儿庄城下，守城副将标下官李丰见抵抗无望，遂率城内民众薙发出降。后金军“大军登城，驻营，秋毫不扰”。部队遵纪守法，这是政治思想先期教育起了作用。
后金军军纪“秋毫不扰”，造成示范效应，迅速传播，很快收到效果。莽古尔泰派人赴潘家口招降。潘家口守备金有光，派遣中军旗鼓范民良、蒋进乔携带投降书来降。莽古尔泰赏赐范民良、蒋进乔各缎一匹。三贝勒莽古尔泰奏请批准，守备金有光升为游击，旗鼓范民良、蒋进乔升为备御。其三人都发给敕书，并让他们上任。
十月二十七日，皇太极率军入边，攻克洪山口关，驻师城内。将降人方遇清提升为备御，给予备御敕命，令其守卫洪山口。“招集流亡，尽心供职。俟后有功，不次擢用”。又将率百人执械来降的千总升为备御，将把总升为千总。
皇太极命总兵扬古利率先锋军，直逼长城之内的遵化城。三十日，皇太极率领大军从洪山口出发，亦抵达遵化，距城五里扎营。三贝勒莽古尔泰率左翼兵自汉儿庄来此会师。贝勒济尔哈朗率右翼兵来会。三路大军齐集遵化城下，将遵化城死死围住。皇太极向遵化巡抚王元雅发出劝降书。《皇清开国方略》记其书曰：“我国为尔国侮慢侵凌，致成七恨，乃告天兴师。幸蒙上天垂鉴，以我为直，举辽东广宁诸地，悉以畀我。我犹欲罢兵息民，屡遣人致书议和。尔君臣妄自尊大，且不容我书过山海关。爰整师旅，大举而至。自喜峰口迤西，大安口迤东，拒敌之兵，悉已诛戮。归顺人民，秋毫无犯。今尔等，若输诚来降，功名富贵，当与共之。尝闻良禽择木而栖，俊杰相时而动。尔等可不深念耶？至民人皆我赤子，来归之后，自当加以恩养。尔等可速自审处，毋贻后时之悔。”
此劝降书，还有另一个完整的版本。《清太宗实录》记道：“满洲国皇帝致书于王巡抚。我两国本相和好，后因尔国侮慢侵陵，致成七恨。我乃告天兴师。幸蒙上天垂鉴，不计国之大小，止论理之曲直，以我为直。故举山海关以东，辽东广宁诸地，悉以畀我。我犹欲息兵，与尔国共享太平。屡遣人致书议和。尔君臣妄自尊大，自视如天上人。且卑视我，不以我书转达，我深恨之。因完固城池，重兵留守。爰整师旅，大举而至。凡我兵所向，自喜峰口迤西，大安口迤东，拒敌之兵，悉已诛戮。其汉儿庄一带归顺人民，秋毫无犯。但取刍糗，饱我士马。今尔等若输诚来降，功名富贵，当与共之。尝闻良禽择木而栖，俊杰相时而动。尔等可不深念耶？至于民人，皆吾赤子，来归之后，自当加以恩养。昔辽东之民，既降复叛，我曾杀之，良用自悔。今图治更新，仁恩遐布，尔等当亦闻知，无俟予言也。我既大举兴师，岂肯中止，尔可速自审处，毋贻后时之悔。”
书写劝降书，是皇太极的拿手好戏。这里的“拒敌之兵，悉已诛戮。归顺人民，秋毫无犯”，可以看作皇太极进军明朝的基本政策。“尝闻良禽择木而栖，俊杰相时而动”，这句汉人耳熟能详的名句，很具蛊惑力。“若输诚来降，功名富贵，当与共之”，这不是随便说说的，前面数个城关降顺的官员，都一律得到了提升。“昔辽东之民，既降复叛，我曾杀之，良用自悔。今图治更新，仁恩遐布”，这是对努尔哈赤时期，辽东杀降错误政策的公开检讨。
后金军大举攻入长城以内，逼近遵化城。消息迅速传到驻守宁远的袁崇焕耳中。明朝督师袁崇焕焦急万分，急派山海关总兵赵率教救援遵化。赵率教亲率刘姓、王姓副将及参将游击九员，以精兵四千人，三昼夜急驰三百五十里，救遵化之危。贝勒阿济格等率左翼四旗兵及蒙古兵，与明兵恶战，赵率教被后金贝勒阿济格斩于马下，副将参游等官俱就戮。明援军大败。三贝勒莽古尔泰生擒明中军臧调元，来见皇太极。皇太极说道：“可收养之。养人，后必有效。”于是，下令凡是薙发放下武器的兵士，都一律收养，并放他们回原籍。罗文峪关之守备李思礼携带粮册来降，将其升为游击。总之，后金军极为注意俘虏政策的落实。
皇太极对遵化巡抚王元雅进行劝降，王元雅坚不投降。皇太极决定攻城。攻城之前，制定了详细的攻城方略。《皇清开国方略》记道：“太宗召集贝勒大臣，定议攻城，授以方略。正黄旗攻北面之西，镶黄旗攻北面之东。正红旗攻西面之北，镶红旗攻西面之南。镶蓝旗攻南面之西，正蓝旗攻南面之东。镶白旗攻东面之南，正白旗攻东面之北。”
十一月初三日黎明，皇太极下令攻城。八旗兵从八个方向勇猛地进攻城堡。正白旗兵萨穆哈图英勇顽强，首先登上城墙，“诸军继之”。经激烈战斗，“遂克其城”。巡抚王元雅走入官署，“自经死”。皇太极命以棺木装殓其尸体，以示尊重。城中官兵人民等抵抗者，“尽杀之”。占领了遵化，就打开了进攻北京的通道。
攻占遵化城后，皇太极驻扎于此，进行短暂休整。在此，皇太极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探视伤员。十一月初四日，皇太极听说副将伊逊攻打城堡时，敌炮伤到了他的手部，伤势颇重，特意亲自探视。
第二件事，再发上谕。皇太极又听说，罗文峪关被从征的蒙古军所扰害，很是气愤。当即决定用蒙古字、汉字双字体，急切传达上谕，告诫从征蒙古军遵纪守法。谕曰：“朕会师征明，志在绥定安辑之。凡贝勒大臣，有掠归降地方财物者，杀无赦；擅杀降民者，抵罪；强取民物者，计所取之物，倍偿其主。朕方招徕人民，若从征之人，横行扰害，是与鬼蜮无异。此而不诛，将何以惩。贝勒大臣等，尚其仰体朕心，广宣德义焉。”
皇太极作为统帅，总是把军队纪律放在极其重要的地位。其中“朕方招徕人民，若从征之人，横行扰害，是与鬼蜮无异。此而不诛，将何以惩”，将违犯军纪者等同“鬼蜮”，说明皇太极对其极端痛恨，决心断然诛之。
第三件事，奖励将士。攻占遵化，皇太极非常高兴，他说：“我军年来，皆怯云攻城。此城较前所攻之城更坚，萨穆哈图奋勇先登，殊可嘉也。”其先，努尔哈赤攻打宁远，皇太极攻打宁锦，都无功而返。这次攻打遵化，终于如愿以偿。皇太极出了一口恶气。他决定抓紧时间，在前线对攻城将士予以嘉奖。《皇清开国方略》记道：
喀克笃礼，造攻具如法，且亲督本旗兵先登，由三等总兵官擢为二等总兵官（即今二等子）。
巴笃礼，指麾本旗兵，攻城有方，由三等游击擢二等游击（即今二等轻车都尉）。
和勒多初袭其兄攸德赫参将职，后以罪革。至是，以署参将攻遵化城，善射，使所属兵先登。令仍袭其兄参将职（即今一等轻车都尉）。
绥和多，率兵先八旗兵进，由备御擢三等游击（即今三等轻车都尉）。
萨穆哈图，先八旗兵登城，授为备御（即今轻车都尉）。世袭罔替，有过失，俱行赦免。家贫即周恤之。赐号巴图鲁，与喀克笃礼、巴笃礼并。亲酌以金卮，赐蟒缎及驼马。
扈什布，第二登城，亲酌以银卮。与第三登城之多礼善合授备御（两人共管一佐领下人户）。
茂巴礼第四登城，并赐段（缎）布马牛。
乌鲁特蒙古阿海先登，因后兵不继阵亡，授其父阿邦为备御，赐蟒缎一，段（缎）十九，布二百，马牛各十。
《清太宗实录》记载此事，更加详尽。其文记道：
己丑（十一月初八日），上集诸贝勒大臣，论克遵化城功，分别升赏。
正白旗固山额真三等总兵官喀克笃礼，造攻具如法，且亲督本旗兵先登，擢二等总兵官。上召至御前，亲酌以金卮。赐骆驼一，蟒缎一，缎九。
三等游击巴都礼，指麾本旗兵，攻城有方，擢二等游击。上亲酌以金卮。赐缎五。
贺尔多（和勒多）先袭其兄尤德赫（攸德赫）参将职，后以罪革。尤德赫幼子承袭。至是，贺尔多以署甲喇同攻遵化，因善射，使本甲喇兵先登，令仍袭其兄参将职。上亲酌以金卮。赐缎五，布二十。
备御随和多（绥和多），率本甲喇兵，先八旗兵进，擢三等游击。上亲酌以金卮。赐缎十，布五十，马一，牛一。
伊拜牛录下萨木哈图（萨穆哈图），先八旗兵登城。上召至御前，亲酌以金卮，以白身授为备御。子孙世袭不替。有过失，俱行赦免。家贫即周济之，赐号巴图鲁。赐骆驼一，蟒缎一，缎十九，布二百，马十，牛十。
伊拜牛录下扈什布，第二登城，酌以银卮。赏蟒缎一，缎十四，布一百五十，马八，牛八。
多礼善，第三登城，赏蟒缎一，布一百，马六，牛六。
扈什布、多礼善二人，共授一备御职。
伊拜牛录下毛巴礼（茂巴礼），第四登城，赏缎二，布二十。马二，牛二。
蒙古兀鲁特部落明安贝勒下阿邦子阿海先登，因后兵不继阵亡。赏蟒缎一，缎十九，布二百，马十，牛十。授其父阿邦为备御。
这里嘉奖的除军官外，还突出地奖励了士兵，树立了四位战斗英雄，即巴图鲁，巴图鲁就是英雄、勇士的意思。第一登城的萨穆哈图、第二登城的扈什布、第三登城的多礼善、第四登城的茂巴礼，都受到特殊重奖。既有精神奖励，也有物质奖励。都一律从士兵提升为军官，同时给予优厚的物质奖赏。尤其是第一登城的萨穆哈图，除提升为备御外，更是破格予以“世袭罔替，有过失，俱行赦免。家贫即周恤之”的待遇。同时，授予勇号巴图鲁，同二等总兵官喀克笃礼和二等游击巴笃礼之勇号并列。皇太极认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他在伐明的初期，就有意识地树立多谋善断的军官和英勇善战的士兵典范，供广大官兵学习效法。
对于第一号战斗英雄萨穆哈图，皇太极牢记于心，并一直予以关注。据史载，在皇太极攻占永平县后，曾就萨穆哈图再一次冲上前线，勇敢战斗的安全问题，作了明确的具体指示。谕曰：“（天聪四年二月辛亥朔）贝勒大臣日，昨攻取永平城副将阿山、叶臣与猛士二十四人，冒火奋力攻城，乃我国第一等骁勇人。蒙上天眷佑，幸俱无恙，朕甚爱惜之。前以巴图鲁萨穆哈图，攻遵化城先登，骁勇出众，已有旨，后遇攻城，勿令再登。及攻昌黎县，萨穆哈图又复预焉。朕心怆然。自后此等骁勇建功之人，但当令在诸贝勒大臣左右，督众并进。如彼欲率先攻城，当阻止之，以副朕爱惜材勇之意。”
皇太极是真心爱惜、爱护人才。不仅有嘉奖，还有惩处。“攻遵化竖梯时，有二兵退回，为后队督阵官所获，奏闻。上命斩以徇”。对待临阵退缩的后金两名士卒，皇太极痛下决心，命令斩杀。
嘉奖完毕，皇太极动情地即席发表了演说。上谕群臣曰：“顷因克遵化，各旗大臣至登城士卒，俱以次赏赉者，非以大臣等身自登城也。嘉其督率尽善、备具坚固耳。嗣后视此为例，朕与尔等，经历险远，艰苦至此。已蒙天佑，克奏肤功。诸臣尤宜加意约束所属人员，爱士卒，如子弟。则所属士卒，亦视尔等如父母。平时克遵教令，临阵必竭诚效命，不违纪律矣。倘各旗大臣不加训饬，以致妄行不诛，则纪律废弛，而为恶者益炽。诛之，则曾经效力之兵，而以无知蒙罪，又实可悯。尔等有管兵之责者，当勤加教训，以副朕意。”
这里说明嘉奖军官是因为“督率尽善、备具坚固耳”，是指挥得法，准备到位，不是因为你亲自登城。军官需要的是智慧，而不仅仅是勇气。并进一步强调军纪的重要性，军官要“尤宜加意约束所属人员”，除平时的政治思想教育，即“勤加教训”外，还要对违犯军纪者，量罪“诛之”。二者不得偏废。
皇太极的严格军纪、优降俘虏的政策，再次显示出巨大的威力。十一月十一日，长城重要关口喜峰口降顺。《皇清开国方略》记道：“壬辰（十一日），明喜峰口参将千总二员、把总二员，赍降书至。给敕谕及令旗，禁戒蒙古扰害汉人。赐参将段（缎）二十，把总各段（缎）一。从者各段（缎）袍一。”
不费一枪一弹，轻松地拿下喜峰口关。这是皇太极优降俘虏政策的又一次胜利。
十一月十一日，皇太极亲率大军，向燕京进发。先是，命令参将英固尔岱、游击李思忠、文馆儒臣范文程，统备御八员、兵八百人，留守遵化。皇太极率军在距离遵化二十五里处扎营。
十一月十三日，大军至蓟州。以书信谕蓟州城内官民投降，蓟州降。
十一月十四日，大军抵三河县。擒获一名汉人，让他持书入城招降。
十一月十五日，命左翼三贝勒莽古尔泰及贝勒多尔衮、多铎、杜度、萨哈廉、豪格等，率兵三千先赴通州，探视通州河之渡口。皇太极随后自三河县起营，行走二十里，前哨捕获一名汉人，送到皇太极前。经审问，得知宣府、大同两镇总兵，现在都在顺义县。这是一条重要情报。皇太极立即命令贝勒阿巴泰、岳托，率领左翼两旗及蒙古两旗兵，前往截击，以免他们救助北京。经过一场激战，击败了总兵满桂、侯世禄之军队，俘获马千余匹，驼百余头。顺义知县知道抵挡不住后金八旗兵的攻势，于是“率众来降”。
自此，八旗军顺利攻占了遵化、蓟州、三河、顺义、通州诸地。于是，皇太极至通州，渡河，驻扎在通州城北。通州距北京近在咫尺，对北京构成巨大威胁。此时，皇太极发动了政治攻势，发布谕旨，传谕各城曰：
满洲国皇帝，谕绅衿军民知悉。我国素以忠顺守边。叶赫与我，原属一国。尔万历皇帝，妄预边外之事，离间我国，分而为二。曲在叶赫，而强为庇护。直在我国，而强欲戕害。屡肆欺凌，大恨有七。我知其终不容也。用是昭告于天，兴师致讨。天佑我国，先赐我河东地。我太祖皇帝，思戟干戈，与民休息，遣人致书讲和，而尔国不从。既而，天又赐我河西地。我复屡次遣使讲和，尔天启皇帝、崇祯皇帝仍加欺凌，使去满洲国皇帝帝号，毋用自制国宝。我亦乐于和好，遂欲去帝称汗。令尔国制印给用，又不允行。以故我复告天兴师，由捷径而入，破釜沉舟，断不返旆。夫君臣者，非牧民之父母耶？尔明之君臣，视用兵为易事，漠然不以爱民为念，不愿和好，而乐兵戈。今我军至矣，用兵岂易事乎？凡尔绅衿军民，有归顺者，我必加抚养。其违抗不顺者，不得已而诛之。此非余诛之，乃尔君自杀之也。若谓我国偏小，不宜称帝。古之辽金元，俱自小国而成帝业，亦曾禁其称帝耶？且尔朱太祖昔曾为僧，赖天佑之，一俾成帝业。岂有一姓受命，永久不移之理乎？天运循环，无往不复。有天子而废为匹夫者，亦有匹夫而起为天子者。此皆天意，非人之所能为也。上天既已佑我，尔明朝乃使我去帝号，天其鉴之矣。我以抱恨之故兴师。不知者，以为恃强征讨，故此谕之。
皇太极的这道上谕，旨在强调其发动征明战争的合法性。其最大的理论根据，是上天的支持。他高扬的理论旗帜是“天运循环，无往不复”。不是我皇太极想要征服你们，是老天命我这样做，“此皆天意，非人之所能为也”。皇太极振振有词地反诘道：“岂有一姓受命，永久不移之理乎？”又调侃地揭露说：“且尔朱太祖昔曾为僧，赖天佑之，俾成帝业。”其实，你们的老祖宗朱元璋，原先也不过只是一个秃头和尚而已。和尚能够夺天下，我们难道不如一个和尚吗？
十一月十七日，皇太极大军起行。一路势如破竹，很快占领了北京郊外二十里之牧马厂，扎营于此。其管马太监两名及三百余人出降。这两位管马太监，后来知道，就是马房太监杨春、王成德。他们二人不能小觑，由于他们的告密，导致大将袁崇焕的人头落地，从而祖大寿降清，历史改写。
二十日，大军再次启行，逼近燕京，驻扎于城北土城关之东，两翼兵驻扎于城之东北。
皇太极对北京城虎视眈眈，北京城岌岌可危。
北京城俨然一个不设防的城市。城外大兵压境，城内乱作一团。崇祯帝宣布京师戒严，急调全国各地兵马来京。并传谕袁崇焕“多方筹划”，以解倒悬。袁崇焕不敢懈怠，急调手中的兵马，从各个方面堵截后金军。他自己也率兵回返蓟州。但是，这个时候，北京城内却散布着一个败坏袁崇焕名声的传言，说他有意引导后金军进京。而袁崇焕在通州又没有同后金军交战，使人们更加怀疑袁崇焕的动机。谣言肆意传播，崇祯帝也对袁崇焕充满了戒备心理。然而，对此袁崇焕竟浑然不觉。
十一月十六日，袁崇焕深怕后金兵逼近京师，仅率领骑兵九千，以两昼夜行三百里的速度，由间道急抵北京城广渠门外扎营。此时，后金兵亦兵临城下。后金兵发起攻击，袁崇焕躬擐甲胄，督军力战。二十二日，皇太极率领诸贝勒，环阅北京城。二十四日，皇太极徙营屯南海子。二十六日，进兵距离城墙二里时，发现袁崇焕、祖大寿的部队，在城东南角扎营，树立栅木为障碍，阻挡后金军。皇太极轻骑巡视说：“路隘且险，若伤我军士，虽胜不足多也。”诸贝勒屡次请求攻打城堡，皇太极坚决拒绝，深情地说道：“朕仰承天眷，攻城必克。但所虑者，倘失我一二良将，即得百城，亦不足喜。朕视将卒如子。尝闻语云：子贤，父母虽无积蓄，终能成立；子不肖，虽有积蓄，不能守也。此时正当善抚我军，蓄养精锐耳。”
这就是皇太极的人才观。他视才如命，爱惜有加。于是，便停止了进攻。
袁崇焕是大名鼎鼎的抗战派，并握有强悍的武装力量，成为后金灭明的最大障碍。但此次率兵到京后，崇祯帝对他却心存疑虑，与其虚与委蛇。虽几次召见，赏赐御馔及貂裘，但却拒绝其部队入城休整。
与此相配合，后金汗皇太极却导演了一场无中生有的反间计，借敌人之手除掉自己的敌人。《清太宗实录》记载了这个反间计。记载的目的是为了宣扬皇太极反间计的成功。文曰：“先是，获明太监二人，令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我、巴克什达海，监守之。至是还兵。鲍成先遵上所授密计，坐近二太监，故作耳语云：今日撤兵，乃上计也。顷见上单骑向敌，敌有二人来见上，语良久，乃去。意袁巡抚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杨太监者，佯卧窃听，悉记其言。庚戌（十一月二十九日），纵杨太监归。后闻杨太监将高鸿中、鲍成先之言，详奏明主。明主遂执袁崇焕人城，磔之。锦州总兵祖大寿大惊，率所部奔锦州，掠夺民物，毁山海关而出。”
这是说，先是，后金大军屯南海子时，俘虏了明朝提督大坝马房太监杨春、王成德，便指派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我、巴克什达海等监收。明末，太监受到宠幸，是皇帝的心腹。高鸿中、鲍承先按照皇太极的“所授密计”，夜里回营，坐在两个太监睡觉的地方，故作耳语道：“今日撤兵，乃上计也。顷见上单骑向敌，敌有二人来见上，语良久，乃去。意袁巡抚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语言简短，含义深长。它暗示袁崇焕已与这位金国汗皇太极有密约，攻取北京“可立就矣”。太监杨春“佯卧窃听，悉记其言”。二十九日，高、鲍又故意放跑杨太监。杨太监回到朝廷，以重大军情为由，报告给崇祯帝，把高鸿中、鲍承说的话都详细地报告了崇祯帝。崇祯帝朱由检，深信不疑。
十二月初一日，刚愎自用的崇祯帝以“议饷”的名义，再次召见袁崇焕、满桂、祖大寿等。袁崇焕急忙赶至平台。袁崇焕喘息未定，崇祯帝当即质问袁崇焕，以前为什么擅杀毛文龙，现在为什么进京逗留不战。因事发突然，袁崇焕毫无准备，一时语塞。崇祯帝当即下令将其逮捕，交付锦衣卫关押听勘。时逢阁臣成基命在侧，感到崇祯帝此时下令逮捕袁崇焕不妥，当即叩头犯颜直谏，请皇帝慎重而行。崇祯帝朱由检自负地说道：“慎重即因循，何益！”成基命深感事态严重，再次叩头，请皇帝三思：“兵临城下，非他时比！”崇祯帝执迷不悟，我行我素，还是坚持己见，逮捕关押了前方主帅袁崇焕。
接着，崇祯帝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借以安定前线将士。令太监车天祥慰问辽东将士；命满桂统率各路援兵，节制诸将；谕马世龙、祖大寿分理辽东兵马。年轻的崇祯帝，自以为得计。
总兵官祖大寿眼见崇祯帝下令逮捕袁崇焕，如晴天霹雳，不知所以。他与崇祯帝虚与委蛇，表面答应。而后，他奔出险地平台，同副将何可纲一起，率领辽东将士，毁弃山海关，杀回老家宁远。崇祯帝逼反了祖大寿。
接下来，崇祯帝发布谕旨，指责袁崇焕，谕曰：“袁崇焕自认灭胡，令胡骑直犯都城，震惊宗社。夫关宁兵将，乃朕竭天下财力培养训成，远来人援。崇焕不能布置方略，退懦自保，致胡骑充斥，百姓伤残，言之不胜悔恨。今令总兵满桂总理关宁兵马，与祖大寿、黑云龙督率将士，同心杀敌。各路援兵，俱属提调。仍同马世龙、张弘谟等设奇邀堵。一切机宜，便宜行事。”
就这样，袁崇焕由昔日的殿上臣，变成今天的阶下囚。世事无常啊！
明崇祯三年，天聪四年（1630年）八月十六日，明廷以“通虏谋叛”、“失误封疆”等罪名，毅然将率师入卫北京的袁崇焕处以磔刑，其家产没收入官，兄弟、妻子流放三千里。
袁崇焕之死实是一桩历史冤案。奸臣得势，忠臣被害。黑白颠倒，忠奸混淆。明朝崇祯时期，君昏臣奸，朝政紊乱。这给皇太极以可乘之机，使其反间计大行其道，最终导致明朝忠臣袁崇焕离世。这也反证了皇太极高度的智慧与高超的手段。袁崇焕冤死，奸臣当道，国事日非。清人评论说：“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
袁崇焕下狱，祖大寿大惊，急率所部毁山海关，奔锦州。袁军听此噩耗，顿时走散一万五千余人。北京永定门南，明朝军与后金军进行了残酷的肉搏战。明朝军以满桂、黑云龙、麻登云、孙祖寿四总兵率领的四万步骑兵，同后金军厮杀，满桂等三十余名军官战死，明朝军失败。这时，后金诸将争请攻打北京城。皇太极笑着说：“城中痴儿，取之若反掌耳！但其疆域尚强，非旦夕可溃者，得之易，守之难，不若简兵练旅，以待天命可也。”
于是，皇太极留下一封答复崇祯帝的请和信后，率军离京东归，连下遵化、永平、滦州、迁安四城，留兵据守，其余众军返回沈阳。
不久，就发生了后金军围困大凌河城的攻坚之战。
袁崇焕冤死。但是，一年前，他下令杀了毛文龙。毛文龙的部下无所归依，终至星散。最著名的几个部下，几经周折，还是投向了后金国。这当然和天聪汗皇太极的优降政策有很大的关系。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就是在这个正确的优降政策的感召下，投向后金国的。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后来成为三顺王。
清太宗率军进围北京，是后金兵进关的第一次大演习。它不仅使这支铁骑得到长途行军作战的训练，而且也获得了与明朝主力会战的经验，因而增强了夺取全中国的雄心。太宗利用这次进兵，巧妙地施展反间计，假崇祯之手杀死他最嫉恨的袁崇焕，为后金铲除了一个劲敌。在当时和其后很长时间，人们一直认定袁崇焕资敌通敌，死有余辜。直到清入关后修清太宗实录时，真相才大白于天下，袁崇焕冤死才得以昭雪。太宗设计杀袁崇焕，再联系到袁崇焕妄杀毛文龙，这一套纵横捭阖可称为“连环计”，足以显出太宗出类拔萃的军事和政治本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