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荣的早年生涯
在杜月笙的生命历程中，黄金荣是个非常重要的人物，甚至可以说，没有黄金荣，就没有后来的杜月笙。
黄金荣的父亲黄炳泉曾在苏州城当捕快，很有一些名气。后来黄炳泉因为办错了案，被炒了鱿鱼，满怀失意来到上海淘金。黄炳泉没有想到，上海没有成全他，反而成为他儿子的福地。
黄金荣小时身子羸弱，整日哭啼，算命先生指点迷津说：只有送到寺庙寄养一段时间，托佑佛祖，黄金荣才能够保命，爱子如命的父母赶紧照办，所以黄金荣还有个“小和尚”的绰号。
黄金荣长大后，望子成龙的黄炳泉将他送进私塾，但是黄金荣顽皮好动，看见书本就头疼，读书对他说是一件苦不堪言的事，他很快就成为辍学少年。不过黄金荣对写字倒是情有独钟，晚年他曾得意地回忆：十五六岁他赚到的第一笔钱，就是过年给人写斗大的福字。
少年黄金荣对读书不上路，但是对麻将却颇有天赋，大人搓麻时黄金荣就在背后兴致勃勃地观战，常常大人还没看出好牌，他就在背后喊一嗓子：和了。后来他索性上了麻将桌，直接参与赌博。
17岁时，父亲看黄金荣不学无术，为了能让他将来有个谋生之计，就把他送到姐夫的裱画店。但是，调浆糊、裁纸张，闷在屋里干杂活的生活对于黄金荣来说简直是无聊透顶。好不容易熬了三年满师后，父亲又托人让他进了一家百年老店萃华堂，结果没干多长时间，黄金荣就半途开溜了。
父亲无奈而愤怒地问：“你到底想做什么？”黄金荣坚定地表态，他绝对不走姐夫的路。他觉得那不会有多大出息。事实上，他想做的是父亲的职业：捕快。昔日父亲的捕头威风，黑白两道上来往的各路好汉，捉贼拿盗的刺激，那才是黄金荣向往的生活。子承父业也是好事，黄炳泉便想方设法给他在上海县城衙门谋了个捕快职位。
在县衙门当个小捕快远远没有他想象中的风光。刚入行的小捕快，累活苦活当然少不了，那时的上海隶属松江府，黄金荣经常要押解犯人或押送公务到松江府，上海到松江，来回70多公里，黄金荣经常是背着雨伞，提着灯笼，凌晨三四点就出发，等办完公务回来，已经是夜里八九点钟了。捕快工作既枯燥又辛苦，黄金荣很快又辞职不干了。
不久后，父亲黄炳泉也离开了人世，本来还算得上小康之家的黄家马上坠入贫困，黄母靠给人洗衣服为生。
无所事事的黄金荣只得自寻出路。人往往到了适合自己的环境就会茁壮地成长，黄金荣也不例外，他很快发现，上海有一个地方对于天性难驯、无拘无束的他来说简直就是天堂。
那就是洋泾滨。
上海延安东路原来是一条宽阔的河流：洋泾滨，是英、法租界的交界线。这一带车水马龙，商贾云集，茶楼酒肆遍地都是。和十六铺一样，这里也是藏污纳垢之地，妓院、赌场、燕子窝比比皆是。
由于洋泾滨是英、法租界的交接处，河南的法租界巡捕不能涉足桥北英租界，河北的英租界也不能越界捕人，一河相隔，形同两国，因此这里成为地痞流氓们大施威风的风水宝地。
经常来洋泾滨的商贾、旅贩和农民，为了免遭麻烦，就主动向流氓行贿送礼来寻求庇护。这些流氓中的有势力者往往成为团伙帮派的头目，逐渐形成流氓中的小金字塔，小地盘服从大地盘，小头目服从大头目，产生出盘根错节的地方恶势力。
黄金荣凭蛮力、头脑和社会经验，拳打脚踢，在洋泾滨为非作歹，不久就闯出一片自己的小天地。
上海的租界
提到黄金荣的大亨生涯，就不能不提到上海的租界，因为没有上海的租界，就不会有后来的流氓大亨黄金荣。黄金荣之所以能够一度成为中国近代史上首屈一指的流氓大亨，靠的是三个背景，一个是帮会的背景，一个是国民党的背景，还有一个就是租界的背景。黄金荣攀附上国民党，那是1927年四·一二事变之后的事情了，当时黄金荣已经六十岁了，而在此之前，他就是凭借自己在帮会界和上海法租界的强大影响力而发迹的。因此，要想很好地审视黄金荣的一生，就必须对中国帮会的情况和近代租界的历史有一定的了解。现在，我们就来介绍一下上海租界的历史。
所谓“租界”，顾名思义，简单的理解也就是租用的地界，而详细讲来，这个词并不像字面含义那样简单，而是专门指国家之间所建立的一种特别的土地使用关系。一般的，两个国家在议订租地或租界章程后，在其中一国的领土上为拥有行政自治权和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的另一国设立的合法的外国人居住地，就是“租界”。租界的出现虽然是以两个国家之间协商的方式来确定的，但是这种协商一般来讲都不是平等的，因为显而易见，一块土地成为“租界”以后，本国政府也就失去了对该地的管辖权，因此，租界虽然名义上还是本国的领土，但实际上却成了外国人完全占有的地方，这是对于国家主权的严重践踏。而且，与一般的租借方式不同的是，“租界”这种“租”法一般都是不会付给租金的，或者只付给很少量的象征性的“租金”，所谓的“租界”实际上就是以暴力为后盾的一种强行占有。
对中国近代历史稍有了解的人对“租界”这个词都不会感到陌生，因为这个词语是跟中国近代的百年屈辱史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租界也并非中国所特有，在其他一些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也出现过。
1840年，英国以战争的方式敲开了中国的大门，一场持续两年的鸦片战争以中国的彻底失败而告终，由此诞生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的诞生。《南京条约》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中国要向英国开放通商口岸，这次开放的通商口岸共有五个沿海城市，其中就包括上海。
上海通商之后，便有大量的外国了涌了进来，他们为了在中国建立活动据点，从而为各种侵略活动提供更多的方便，就迫切地需要一块属于自己的专用地。于是，1845年，中国领土上的第一个“租界”就在上海诞生了。
1845年，清政府苏松太兵备道宫慕久与英国领事巴富尔于这年的11月29日签订了《上海土地章程》。根据这个章程，南至洋泾浜（现在的延安东路）、北至李家场（现在的北京东路）、东至黄浦江、西至界路（现在的河南中路，1846年确定）的一块面积约830亩的土地被租借给英国，每亩年租金1500文。显然，这1500文租金不过是为了表示，这块土地英国可是有偿使用的，并不是“白占”。
这就是在中国出现的第一个租界——上海英租界。刚开始的时候，英国人还仅仅是在这块土地上居住和从事商业、宗教等方面的活动，而这块土地的领土主权、土地管辖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等还是归清政府掌管的，也就是说，起初的租界还真的就仅仅是“租界”而已。不过，很快问题就出现了。随着住在上海城内的外国侨民陆续迁入租界，巴富尔以防止华洋纠纷为名，与宫慕久协商后又规定，租界内不准中国居民居住，而后，规定进一步改得更加苛刻，华人只被允许白天进入租界做买卖，晚上必须回城，就连英国人雇的华人佣人也不得与主人同住。这样，英租界就逐渐具有了英国人专属领地的意味。
在英国人的带头作用下，1848年，美国人也在上海成立了一个租界，而第二年法国人也在英美两国租界的南面成立了自己的租界。就这样，上海在短短的几年间出现了英、美、法三块租界。从此之后，租界就在中国沿海各地以及几个主要的内陆城市相继出现。据统计，到1911年清政府灭亡前夕，中国共在10个城市出现了来自十余个国家的27块租界。
在中国这些设有外国租界的城市当中，出现租界最多的是天津，最多时有9个国家在天津设立租界，天津简直就成了中国的租界博物馆。
随着外国来华人员的增多以及活动范围的扩大，后来租界的性质就很不同于上海英租界刚刚设立时候的情形了。在上海英租界成立之后，英国当局不断要求增大权益，多次单方面修改《上海土地章程》，尤其是当发生动乱之际，更是乘机大肆扩张租界的管辖权。例如，1853年9月，上海爆发了小刀会起义，上海县城被起义队伍所占领，上海县令袁祖德被杀，道台吴健彰也被逮捕。这样，清政府在上海的统治就陷入了瘫痪，而英、美、法几国则乘中国局面混乱之际得渔人之利。9月9日，英美两国驻上海领事就派兵占领了中国海关，实行所谓的“领事代征制”。为了迫使清政府承认这一既成事实，第二年4月4日，英美两国联合出动军队，在泥城（即周泾浜，现在的西藏中路一带）向中国军队发动了攻击，击溃了驻守在那里的由江苏按察使吉尔杭阿所率领的清军。泥城之败使得清政府万分惧怕，而法国人也搭便车，一同参与进来。谈判的结果是，中国海关要聘请英美法三国税务司人员各一名，这就意味着中国的海关主权为外国殖民者所攫取。这一制度由上海开始，迅速扩及全国，这样，外国殖民者就全面把持了中国的海关，这种状况一直延续了半个多世纪，其中英国人赫德一人掌管中国海关主权的时间就长达50年之久。而就在小刀会起义的第二年，英美法几国联合强迫上海道台接受他们事先就已经单方面拟定好了的《上海英美法租界地皮章程》，也就是通常所称的《1854年土地章程》。这个章程对1845年中英之间的《上海土地章程》所做的一个最为显著的改变，就是取消了“华洋分居”的规定。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原来，在小刀会起义期间，有大量的难民躲入租界避险，这令几国殖民者十分惶恐，他们最为担心的还不是这么多的中国人闯进来会打扰他们正常的生活，而是担忧事后清政府会以此为由将租界收回。可是，他们很快就发现，清政府根本就没有收回租界的意图，而与此同时，他们发现允许中国人在租界内居住还是有好处的，因为在与中国社会的某些上层人员接触的过程中他们感受到，华洋之间还存在着某种共同的利益，当然，这指的是那一小部分的上层社会的中国人而言。殖民者觉得与这些上层中国人进行较多的来往是能够给自身带来更多的好处，另外，他们心中怀有一个阴谋，那就是一旦中国人被允许进入租界，那么租界的人口就会大量增加，这就为日后租界的扩张埋下了伏笔，租界当局也以境内居民复杂为由而要求设立警卫机关和司法机关。由此，租界就几乎完全成了中国域内的“国中之国”。
1845年，上海英租界刚刚设立时的面积是830多亩，当时在上海居住的英国人还很少。据有关记载，租界成立两年之后，在那里居住的外侨也仅有100多人，100多人使用830多亩的土地是绰绰有余了，但是英国人并不满足于此，他们从一开始就伺机扩大租界的面积。很快，机会就来了。1848年，上海出现了“青浦教案”事件。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1848年3月8日黎明时分，英国伦敦布道会教士麦都思、慕维廉和医生雒威林三人乘船到青浦县城去从事传教活动，向群众散发“善书”。不知怎地，有几个看守漕船的山东籍水手在向他们讨取“善书”的时候却遭到了拒绝，于是双方发生了冲突，一个水手被雒威林用手杖打伤了头部。见有同伴受伤，这些水手的火气就大了起来，回到船上叫了更多的水手来围攻这几个英国人。这几个英国人见势不妙，急忙开溜，但是跑到离县城东门外不到半里路的地方，就被追来的40多个手持撑篙、锄头、棍棒、铁链等器具的漕船水手给截住了。接着，这三个英国人就遭到了一顿猛击。不多时，青浦县县令听到了消息，赶忙派人来制止，这才从愤怒的水手中救出了三个英国人。县令一面派人将三个受伤的英国人送回上海，一面下令捉拿“凶犯”。很快，两名领头的水手就被官兵给带走了。
本来这就是一次中国人与英国人之间所发生的普通的纠纷罢了，闹事者归案之后，再给予受害一方一定的赔偿也就可以了，但是，英国领事阿礼国却意识到，这件事大有文章可做，因为他正可以此为突破口，为英国租界谋求更多的利益。阿礼国马上要求中国政府更大规模地捕捉“凶犯”，同时给予受伤的英国人以更多的超额的赔偿，其要求显然是非常过分的，令中国政府难以接受。于是，阿礼国马上命令英国进入上海的船只停止向中国交纳总关税，同时又派出军舰阻止漕船离港，并且还命副领事乘军舰到南京去要挟两江总督李星沅。这样一来，那些漕船水手也就难免会在心中产生巨大的恐慌。
其实，依据当时中英两国的相关协定，麦都思等三个英国人到青浦来传教属于违约远行，因为他们已经超出了当时所被允许的英国人在华的活动范围，但是阿礼国对此却一口否认，狡辩说中国应当对此次事件负完全责任。在清政府严词拒绝其无理要求之后，阿礼国就公然动用武力进行威胁。当时清政府因为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而非常惧怕英国人的军舰，所以只得被迫屈从。于是，在阿礼国的强压之下，清政府抓获了倪万年、王明付、刘玉发等10名漕船水手，将他们压到了黄浦。在提审前，这些“罪犯”还得一律在江海关前站笼一个月。阿礼国担心清朝官员对他们有所怜惜，所以又要求派英国官员去监视，使得那些水手吃尽了苦头。
“青浦教案”事件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并不仅限于此，英国人乘此机会要挟清政府，将上海英租界扩展到了苏州河以南和周泾浜（现在的西藏中路）以东，面积增加到2820亩，是原来的3倍还多。此外，在此次事件当中，英国军舰公然驶入中国的内河。由此开始，中国的内河航运主权也逐渐丧失。
扩大租界范围的当然并不仅仅是英国，见到英国人扩张租界获得了成功，美国人也就坐不住了。1848年美国最初在上海虹口设立租界之时并没有议定范围，但实际上在英国租界进行扩张的同时，美国也将租界的领地做了大幅度的延展。1863年6月，美国更是自恃协助清军镇压太平天国有功，要求与清政府正式划定上海租界的界线，当然，在划界的过程中，租界的面积较此前增加了不少。这一年的9月，英租界和美租界进行了合并，统称英美租界，又称公共租界，由一个共同的工部局来管理。当时公共租界的总面积是7865亩。1893年，公共租界工部局通过越界筑路的方式，强迫上海道台对租界的北界进行了大幅度的延伸，使得公共租界的总面积增加至10606亩。1899年，英美租界又改称为国际公共租界，但是一般仍习称之为公共租界。但是，主要的变化并不是名字的改变，而是更名的同时租界的面积再一次扩大，并且这一次扩张的规模远远超越了前几次。扩张之后，东起杨树浦到周家嘴角，西至静安寺，南至八仙桥，北到上海、宝山两县的交界处，都是公共租界的范围，其总面积达到了33500亩。
与公共租界的情形相似，上海法租界也经历了由小到大的扩张过程。1849年上海法租界初设之时，其范围是城河浜（现在的人民路）以北、洋泾浜（现在的延安东路）以南、关帝庙褚家桥（现在的西藏南路附近）和广东潮州会馆（现在的龙潭路附近）以西，面积为986亩。1861年，法国人将其东南界址推进到小东门外的城河地区，面积增加到1124亩。1900年，法国乘八国联军侵华之际对上海法租界再一次进行了扩张。此后，东起城河浜，西到顾家宅关帝庙（现在的重庆中路和重庆南路北段），南自丁公桥、晏公庙、打铁浜（现在的方浜西路、西门路、顺昌路、太仓路），北至北长浜（现在的延安东路西段和延安中路的东段），都是法租界的属地，面积达到了2135亩。清政府灭亡之后，法租界当局与袁世凯进行政治交易，于1914年又将上海法租界向西推进到徐家汇一带，使得其面积达到了15150亩之多。
上海的法租界和英美公共租界经过几次扩张，后来其总面积达到了48650亩之多，这个数字对于现在的城区面积来说也许很普通，然而对于城市化程度极低的中国近代社会，四万多亩的土地还是相当大的。就当时的上海来讲，两块租界不仅占据了大部分的上海城区，而且其占据的都是上海最为繁华的地区，相形之下，清政府所控制的南市和闸北两块地界都处于一种边缘化的状态。
有人会有疑问，既然外国租界也允许中国人居住和活动，那么租界和华界又有什么实质的差别呢？表面上看来，似乎外国租界的存在对于中国人的正常活动没有多大的影响，可是实际上租界对中国人的伤害却非常大。租界与华界的根本不同就在于，租界当局享有领事裁判权、治外法权等种种特权。这也就意味着，“租界”尽管名义上还是中国的领土，可实际上却成了外国人在中国的海外领地，中国人在租界活动，就相当于在外国活动一样，因此称租界为“国中之国”是极为恰当的。
租界对于中国的伤害绝不仅仅是在一个城市占据几千、几万亩的土地那么简单，可以说，租界就是外国殖民者在中国策划种种侵略活动的大本营。
外国租界当局在中国所从事的主要罪恶活动之一就是大规模地走私商品和贩卖毒品。鉴于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清政府对外国商品征收的关税已经很低，但是，外国商人依然通过种种的不正当手段来逃避关税，在这一过程中，租界无疑对那些非法的外国商人起到了很强的掩护作用。上海吴淞口外的趸船就是外国商人从事走私活动的基地。进口时，他们先把私货卸到趸船上，然后再将商船开进上海港进行报关，接着再设法把卸到趸船上的私货运到上海；出口时，他们将大量的丝绸、茶叶等商品先用小船偷运到吴淞口的趸船上，商船结关之后，他们再将那些货物运到商船上驶出上海港。此外，他们还通过以多报少、以高报低等方式来偷税漏税。比如说蚕丝，通常是以包为单位来计算关税的，走私的外国商人把原本是两包的蚕丝打成了一包，结果就可以少交一半的关税。此外，有些外国商人还会通过行贿的方式与清政府官员进行串通从而偷逃税款。更有甚者，有一些刁钻的外国商人会在进口商品之后以该商品不能脱售为名，将其再运出去。当然，运出去的可就不是原来的商品了，包装一样，可里面的东西却换了，本来里面装的是出口的商品，结果他们却以退货为名逃脱了关税，不仅原本出口的商品不用交税了，他们还会去讨要先前交过的进口商品的关税，可谓一举两得。据统计，1850年在上海从事贸易的所有洋行中，只有区区5家交足了关税。由此可见，当时洋行的走私活动是多么的猖獗。对于这种情况，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曾直言不讳地说：“我不得不承认……关于忠实征收中国皇帝在对外贸易上应得的一切海关税饷，条约已无异于废纸。”有人会问，既然外国商人的走私活动如此猖狂，清政府就视之漠然吗？其实，当时中国上至皇帝，下至地方官员，对于洋人都是要敬畏三分的，都坚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因此明明知道有洋人在犯罪，也是能不管就不管的。
与普通商品的走私相比，对中国危害更大的则是非法的鸦片贸易。尽管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战败，可即便是依据《南京条约》、《望厦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的规定，各国商人也是不能够在中国从事鸦片贸易的。《1854年土地章程》也规定，外国商人不准开设包括鸦片烟馆之类的“公店”。可实际的情形却与条约的规定大相径庭，当时在中国从事贸易的外国商人，很难找到一个不经营鸦片生意的，因为比起其他货物来，贩卖鸦片的利润要高得多。《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的作者马士曾揭露说：“在中国的英美商家每一个人都充分利用了他们的资力去做毒品这项生意。”而为外国商人的鸦片贸易提供庇护的也正是租界当局。当时鸦片贸易的规模有多大？据记载，仅1848年和1849年两年当中，运送到上海的鸦片总值就达到了2285万银圆，比《南京条约》所规定的中国给英国的赔款2100万银圆还要多。由此可见，以租界为保护伞的外国商人对中国的经济掠夺是相当惊人的，并且鸦片不仅仅掠走了中国人的钱财，还严重摧残了中国人的身体，腐蚀了中国人的精神。
而与商品走私和贩卖毒品比起来，以租界为据点的殖民者在中国犯下的另一桩罪行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就是大规模地掠夺华工。很多人知道广州、汕头、厦门等广东、福建一带是外国人贩运华工相当猖獗的地方，可实际上这种令人发指的罪恶活动远不仅仅限于广东和福建，在上海，外国人抢掠华工的事情也是屡见不鲜。上海通商之后，涌来的外国人越来越多，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是为“淘金”而来的，其“淘金”的主要方式之一就是贩卖华工。当时很多外国人口贩子在租界当局的庇护下，以开酒店为幌子，每每见到有合适的中国人前来饮酒用餐，就会在酒菜之中投下蒙汗药，这些中国人也就成了他们的囊中之物了。尤其令人惊骇的是，绑掠中国人的并不全是那些外国人口贩子，还有一些中国人为了钱而受雇于外国人绑架自己的同胞，这就使得受害者的规模扩大了。
那些中国人尽管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落入外国人之手的，但此后的遭遇却大致相同，他们会先被关押在“巴腊坑”里。巴腊坑是拘禁奴隶或犯人的场所。那些梦想着到外国当上等工人的中国人落入外国人口贩子的手中之后，所遭受的就是奴隶或者罪犯的待遇。他们被关押一定时间之后，当外国人口贩子觉得掠来的中国人的数量已经够装一船了，就会把他们转运到轮船上。在船中，他们是被锁在密不透风的夹板舱里的，那里的环境根本就不是人所能够忍受得了的，因此，华工在贩运途中的死亡率是非常高的，待轮船抵达目的地的时候，尚存活者往往不及一半，而其中还有很多是已经病得很严重的。
当然，以上并不是租界之罪恶的全部，居住在租界的外国人对中国人所做的其他坏事还有很多。比如说，趁火打劫就是洋人的拿手好戏，因为当时清政府的统治已经相当腐败，各地人民所举行的反清活动非常频繁，每到清政府与反清武装交手之际，也就到了洋人坐收渔利的大好时机。
租界并不仅仅为外国人的做恶提供了庇护之所，因为租界的存在，还使得很多中国无赖仰仗着洋人的势力而为恶一方，黄金荣就是依托上海法租界的势力而崛起的帮会流氓的杰出代表。可以说，中国的帮会势力之所以在上海会发达到空前的程度，与上海租界的支持和庇护是密不可分的。从后来的历史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租界消失之后，上海的帮会势力就迅速地走向了衰落。
结拜弟兄
早就已经是半个流氓的黄金荣，从捕快职务上退下来之后，很快就跟郑家木桥一带的小瘪三们混得火热。当然，黄金荣做郑家木桥小瘪三的时间并不很长，因为不久之后他就进入了法租界巡捕房，当上了堂堂正正的便衣探员，不过，即便是离开了这块是非混杂之地，黄金荣此后却一直都跟这块地方有着密切的联系，他身在衙门，却又与流氓为伍，是脚跨两界，黑白通吃。黄金荣实际上是一个很精明的人，若不然，他日后也不会坐上那样的高位。黄金荣身上所具有的那种精明，在他混迹于郑家木桥一带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充分的表现。当时在郑家木桥一带混饭吃的大小流氓简直数以千计，同样是流氓，他们之间却还是有着很大区别的，黄金荣就是流氓当中非常与众不同的一个，跟普通的流氓比起来，黄金荣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他有着“远大的志向”。黄金荣当时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也就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小瘪三，可是他却藏有“远大的志向”。有句俗话叫做“有志者事竟成”，这句话当然是鼓励人们应当树立正面的远大志向，只要有了这种坚定的意志，做事就一定能够成功。其实，不仅做好事如此，做坏事也是一样的。一个人如果一门心思要做一件坏事，那最后也是肯定能做成的，对于黄金荣来说就是如此。黄金荣想做的是什么呢？他想当一个流氓，当然，绝不是瘪三一类的小流氓，而是能够一呼百应的流氓头领。黄金荣不仅产生了这样的想法，而且还会将自己的理想付诸行动，从而取得最后的成功。
黄金荣不满足于只当一个小流氓，但他也知道，摆脱这种小瘪三的身份，不是依靠天上掉馅饼所能够实现的，而必须依靠自己切实的努力和艰苦的奋斗。黄金荣意识到，想要成为一个大流氓，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能只做流氓，还要使自己具备另一种更为堂皇的身份，比如说，当一个巡捕，而这也正是黄金荣当时汲汲以求的，他正想着如何能够到洋人手下去做事，如何能够进入租界的巡捕房当差。那样一来，他可就神气多了，他在衙门里可以是巡捕里的流氓，而出了衙门则可以成为流氓中的巡捕。一想到这里，黄金荣心里就美得不得了，甚至做梦的时候想到了这事都会乐醒。可是，梦做得美，并不代表现实情况就好，进入租界巡捕房并非一件易事，他必须得耐心地等待时机。在这等待期间，他就得暂时完全跟郑家木桥的小瘪三为伍。
混的时间一长，黄金荣对郑家木桥一带的小瘪三们方方面面的情况都了如指掌，这为他以后当上巡捕在此地办案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此期间，黄金荣了解到，在那里混迹的小瘪三是分很多层次的，要想控制住这些小瘪三，就必须控制住他们的头领人物才可以。当然，那个时候他还没有那个实力，可是一旦他具备了那样的实力，也就是他在郑家木桥称王称霸、大显身手的时候了。黄金荣进入法租界巡捕房开始在郑家木桥办案之后，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收买当地小瘪三中的头领人物。经过一番认真调查，黄金荣最后看中了两个最为得力的人手，接着就跟他们结为拜把兄弟，这两个人就是丁顺华与程子卿。按照年龄，黄金荣为老大，丁顺华为老二，程子卿为老三。三人结成流氓集团之后，很快就成为“郑家木桥小瘪三”中的霸主。
丁顺华，原本是上海南汇地区的农民，但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不仅长得身强力壮，更重要的是练得一身好功夫，三四个健壮的人一起上也不是他的对手。然而，当初丁顺华走的还是正路，他做着朴实的小生意，但是，他每日摇着柴船到洋泾浜来做生意的时候却屡屡遭到“郑家木桥小瘪三”的勒索。起初的时候，丁顺华不想惹他们，可是没有料到，自己的“绥靖”政策使得那些小瘪三变得肆无忌惮，以为他丁顺华是个软货。有一次，丁顺华在郑家木桥再次遭到一伙小瘪三的打劫，丁顺华忍无可忍，情急之下，抡圆了拳头，几下子就把那帮“小瘪三”打得哭爹喊娘。这下，小瘪三可知道丁顺华的厉害了。但是，打劫丁顺华的不仅仅是几个无能的小瘪三而已，他们的背后有着一个庞大的团伙，丁顺华身手虽好，怎奈好虎架不住群狼，当他下一次出现在郑家木桥的时候，上一次吃了亏的几个小瘪三找来了更多的瘪三，而且还特地请来了几个瘪三中的“高手”。这下子，可轮到丁顺华吃亏了，而更重要的是，以后只要他还在郑家木桥做生意，就免不了要受到这群小瘪三的骚扰和纠缠，这让丁顺华非常恼火。正当他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人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丁顺华的命运，这个人就是程子卿。
程子卿，生于1882年，小黄金荣14岁，江苏镇江人，因皮肤黝黑，得了一个绰号“黑皮子卿”。程子卿早时读过几年私塾，后来因为家贫而辍学，去米店当学徒。程子卿长得很瘦，但是力气却大得很，扛着一二百斤重的两袋米，一口气就能走上十多里路。然而，尽管程子卿力气很大，在米店做学徒也很卖力，可是他却很快发现，当学徒的那一丁点儿的收入连起码的温饱都难以保证，因此，他干脆离开米店，跑到上海来闯码头。当时上海的码头中最热闹的一处就是郑家木桥，所以他就看中了郑家木桥的繁华，打算到那里去谋生。
来到郑家木桥之后，程子卿偶然遇到丁顺华，两个人的年纪差不多，处境也很相似，不仅都很贫穷，程子卿初来之时也时常受到那些小瘪三的盘剥，另外，两人还都有那么一把子力气，因而彼此大有惺惺相惜之感，很快就成为莫逆之交。
程子卿和丁顺华交上朋友之后，首先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摆脱那些小瘪三的欺侮。丁顺华打算采取躲的办法，可是程子卿认为那种办法太软弱了，而且他觉得，即使到了别的地方，也未免会遇到同样的情况，所以，他建议“以暴制暴”。丁顺华开始还有所顾虑，可是程子卿的意志很坚定，他耐心地给丁顺华分析了当时社会的形势，他明确指出，像他俩这样的穷人，如果走普通的道路谋生，这一辈子都不会有什么出息的，莫如顺势而行，不做弱者，而成为强者。最终，丁顺华为程子卿所说服，两人又联合了各自的一些朋友，仗着他们不凡的本领，合力将郑家木桥一带的小瘪三们逐一摆平，不久之后，就发展壮大为“郑家木桥小瘪三”中的首领人物。这时，他们已经完全摆脱了受人欺侮的境地，反而变成了欺压他人的恶霸。在丁顺华和程子卿的带领下，数以千计的小瘪三敲诈勒索，偷盗抢劫，无恶不作。当时，来此地贩运各种农产品的零散农民，都要给他们交上一笔“买路钱”才可以通行，而洋泾浜两岸的那些商家们，也要向他们交纳一笔数额可观的“保护费”方可平安无事。勒索之外，抢劫也是他们的“家常便饭”，他们还给抢劫活动立下了很多名目，诸如“抛顶宫”、“剥猪猡”、“剥田鸡”、“背娘舅”等等，这些名目听起来十分新奇，可是它们所代表的实际含义是什么呢？“抛顶宫”，指的就是抢劫路人的高级呢帽；“剥猪猡”，指的就是抢剥路人的衣服；“剥田鸡”，指的就是抢剥小孩的绒线衣；“背娘舅”，指的就是用绳套住被害人脖颈后，再背到角落里，待其昏迷即抢剥其衣服……如此种种，手法繁多，可见这些小瘪三对于抢劫活动之精熟。
郑家木桥一带的治安本来就不怎么好，现在又冒出了以丁顺华、程子卿为首的更富组织性的势力强大的流氓团伙，更搅得当地的老百姓和过往客商不得安宁。法租界的巡捕房三天两头就会接到报案，但面对这一桥跨两界的特殊情况，巡捕们所能做的也无过于耸耸肩、摊摊手，他们实在是无能为力啊。可是事情也不尽然，流氓的嚣张对于巡捕来说也并非完全是一件坏事，有的巡捕就能够很好地做到让流氓的势力为己所用，黄金荣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那么，黄金荣是如何进入法租界巡捕房的呢？
上海租界的巡捕
出现在上海的第一个租界是英租界。英租界刚刚设立的时候并没有巡捕，而只是根据《上海土地章程》的规定，英国人可以在租界雇佣更夫。更夫所做的事情大家都熟悉，就是夜间的时候里里外外照看一下宅院，没事巡逻，有事报警。最初的更夫只有几个人，因为当时英租界一共也没有多少外国人居住。这些更夫由一个更长带领，更长的人选由英国领事和上海道台共同确定，而由英国领事来管辖。这也表明租界最初设立的时候，中国政府还是享有很多主权的。1848年，随着英国租界面积的扩大和人口的增多，更夫的数量也增加到20人，更长也增加了1个人。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853年，该年，上海爆发了小刀会起义，有大批中国人涌入租界避难，为了维持治安，英租界当局从香港请来了8名欧洲籍的警察，这就是租界出现警卫力量的开端。一年之后，殖民者在与中国政府签订《上海英法美租界地皮章程》时有意将更夫与警察的身份混淆在一起，其目的就是为了增强租界的警备力量。由此，原来只管打更的更夫就变成了配备武装的警察。而同一年的“租地人会议”进一步规定，要筹款15000元来建设租界的巡捕房。从此开始，中国政府就失去了对租界的警卫管辖权。
租界最初的巡捕除了原来的几个中国籍的更夫外，都是具有欧洲籍的。据记载，欧洲巡捕最初的人数是30人，后来1862年由于太平军东征，其人数增加至164人，到1870年又回落至112人。因为欧洲本籍的警力有限，所以租界当局就考虑招收外籍的巡捕，当然，首先考虑的就是中国人，此外，还有来自印度、日本等地的巡捕。1865年，英美公共租界首次招募华人巡捕，此后，华人巡捕的数量逐渐增加。到1882年，公共租界华捕的数量达到了182人，义和团运动的时候激增至571人。到1909年则已经达到了1149人，同时，印度籍的巡捕也已达到了数百人之多。进入20世纪之后，上海租界的日本侨民越来越多，所以公共租界又逐渐地招收了一些日本人来做巡捕。到1934年，任职于公共租界巡捕房的日本巡捕也达到了256人之多。据1930年的统计，公共租界的警卫人员共有4879人，其中华人占的比重最大，有3477人。而到了1937年上海沦陷前夕，公共租界全部13个巡捕房的工作人员更是达到了6452人。
以上是英美公共租界巡捕人数的变动情况，与之相应，上海法租界的巡捕也经历了从无到有、由少至多的发展过程。1856年，法租界成立了第一个巡捕房，当时仅有3个欧洲巡捕，其费用是由上海道台来支付的。第二年3月，因为上海道台拒绝继续支付法租界巡捕的佣金，法租界被迫将巡捕房取消。可是法国人觉得还是有设立巡捕房之必要的，于是在同一年12月又恢复了巡捕房的设置，并且巡捕的人数也增加到了12人，当然，其佣金是由法国人自行给付的。1869年，法租界巡捕房开始招收华人巡捕，后来又招收了一部分安南巡捕。1915年，法租界共有法国巡捕60人，安南巡捕200人，华人巡捕250人，其规模与公共租界比起来是小得多了。
黄金荣一方面在法租界巡捕房任职，一方面却又与黑势力为伍，在黄金荣的身上，警与匪两种身份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实际上，黄金荣并非特例，他代表的是当时上海租界特别是法租界巡捕房的普遍状况。其实，早在黄金荣入职法租界巡捕房之前，那些欧洲巡捕以及早期的华捕、印捕就已经开始与上海的流氓势力勾结在一起了。若不是这样，像黄金荣这等角色也是很难进入巡捕房的，他们之所以肯招黄金荣进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看中了黄金荣与黑势力之间的密切关系，由此，黄金荣就可以充当法租界当局与上海黑势力之间进行联络的中间人角色，从而为租界当局攫取更多的利益。
那么，上海租界的巡捕们到底是怎样跟流氓势力勾结在一起的呢？本来，近代上海社会的犯罪现象就很严重，这正需要租界建立一支强大的警卫力量，可是租界的巡捕人数越增越多，而租界的治安状况却一直未见好转。因为，租界巡捕本身就是脚跨黑白两道的，他们既是“猫”，更是“大老鼠”。如果说混迹在社会上的那些瘪三是小流氓，那么租界的那些巡捕则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作大流氓，黄金荣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既是租界巡捕房的领导人物，更是流氓队伍中的一个大头领。
租界的警卫队伍为什么会这么腐败呢？其实原因也不难想见，那就是这些人对于利益的追逐，而且当时的环境又缺乏对他们种种不轨行为的约束，所以就导致了这些巡捕为非作歹，肆无忌惮，比流氓还流氓。当时的租界市民普遍慨叹：“西牢及捕房之私刑，巡捕包探之敲诈，真是人间地狱。”用“人间地狱”这样的词语来形容租界巡捕的卑劣行径，可见租界巡捕房的黑暗。那些租界巡捕，特别是外籍的巡捕，对中国市民极尽欺压之能事，其作恶手段可谓五花八门，层出不穷。
诸如盗窃、抢劫、敲诈、强奸、走私、贩毒等罪行，租界的巡捕们是无所不涉，可以这样说，当时租界的每一种犯罪类型中都可以找到巡捕的身影。
法租界的成长
没有法租界，就没有黄金荣，也就没有后来的杜月笙。黄金荣和杜月笙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遇上了一个独特的时代，是近代法租界的“好”政策，让他们找到一展身手、筑基立业的土壤。
上海法租界建立于1849年，是法国人在中国建立的第一个租界。法租界的“政府机关”叫公董局，公董局的官员们大多是早期的冒险家。这些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人对名誉不感兴趣，对建设一个美好新世界更不感兴趣，他们最感兴趣的只有一样东西：金钱。
为了狠狠捞一笔钱带回家好好享用，法租界当局挖空一切心思，无视道德，纵容罪行，使本该是负责整顿秩序，维护治安的“政府”成为犯罪的堡垒和同伙。
公董局成立之初，打着开拓税源的幌子，公然允许妓院、花船、赌场和烟馆营业，捕房内特设管理妓女、征收花捐的“正俗股”，以及与鸦片贩子坐地分赃的“查缉股”。
最初，租界对赌场、妓院、花船的捐税率是不固定的，只是命令巡捕们视情况收取。巡捕也一样喜欢钱，顺手贪污一点是很正常的，再加上经营这些业务的老板本来就不是什么善茬儿，他们软磨硬泡、东推西挡经常逃税，公董局的头头儿们为收不上来钱十分恼火。看着瘪瘪的钱袋，公董局的头头儿们非常头疼。
不久，法租界当局就惊喜地发现，在法租界，比起这些不顺手的巡捕，有一些人干起这活儿来比较得心应手，就是地痞流氓。他们敲诈起来更加厚颜无耻、花样繁多。
如果结交那些有势力的地痞流氓，把烟税花捐总额承包给他们，那官方就能比较顺利地收到捐税。地痞流氓们当然更乐的有此项美差，以“政府”的名义“合法”的大施泼皮流氓手段，敲些银子花花，何乐而不为？
这样，都有甜头的双方就订立合约，形成发包人和承包人的关系，承包的流氓只要按约完税，那么租界不仅允许他们的存在，而且还承担保护他们的义务。于是乎，在这种“好”政策的保护引导下，黑社会的萌芽就在租界内“合法”地成长壮大了。
随着黑势力的羽毛丰满，也产生了很多问题。为了竭尽所能地敲诈勒索商家，或者为了争夺地盘，流氓团伙间经常打架斗殴，租借治安大成问题。法租界的洋警察们由于不谙上海风土人情，所以对此常常是束手无措。租界治安一片混乱。
法租界当局不仅不痛定思痛，金盆洗手，反而采取了另一种方式，与黑势力展开更友好更深入的合作。在法租界当局看来，黑势力都是从社会最底层摸拿滚爬出来的，他们了解社会各阶层的底细，烟、毒、娼等“事业”不仅不能削弱，最好还要加强，这样才能获取稳定的税源。为了保证正常营业，就必须容纳与他们有着血肉联系的黑社会势力。解决流氓团伙间的矛盾和争斗的最好办法，是培植一股更有能量的黑势力，来震慑摆平各个小团伙。
1892年，法租界决定招收华捕13名，他们的目光就锁定在洋泾滨横行霸道的黑势力小头目身上。
在这一片大好形势下，黄金荣抓住了这个机会，在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拿上了第十三号巡捕牌。（据说，黄金荣能够进入法租界的巡捕房是因为他的母亲知道这个消息后，为了给不成器的儿子找个出路，就赶紧托邻居陶婆婆的儿子，当时他在法租界当翻译写了一封推荐信，才得以录取。但是，从以后法租界不断的引入流氓小头目来看，我们更相信，是法租界的有意招纳，而他在黑势力团伙中的那点小名气，当过几天县衙门捕快的经历也成了他的一个优势。）
之前的黄金荣虽然是个小有名气的流氓小头目，但是既得看当局的眼色行事，又得防止同道兄弟的黑吃黑，过的是担惊受怕、被人唾骂、见不得光的日子。而当了华捕，不仅有了体面的地位，可以正大光明地出入大庭广众，还可以凭借自己强硬的靠山，吞并其他流氓团伙，扩展自己势力。
就像后来黄金荣在《我的自白书》中写到的：“做包打听，成为我罪恶生活的开始。”这是他命运的一个转折，成为赫赫有名的流氓大亨的起点。
进了巡捕房的黄金荣很快如鱼得水，他把自己的聪明才智、阴谋诡计、一肚子坏水发挥得淋漓尽致。
黄金荣赢得法租界信任的招儿很狡猾。首先，黄金荣以他的结拜兄弟程子卿、丁顺华为帮手，收买一批惯窃老贼，在法租界各处布下眼线暗哨，然后让眼线纠结小瘪三约好作案，事后他向法租界报告说有匪徒作案，然后将作案团伙一网打尽，事情平息后，再设法将眼线保释出来。他的另一个把戏是，出巡时先派小流氓闹事，一见到他，小流氓大喊“黄老板来啦”抱头鼠窜。
有时候，黄金荣还派小流氓在商家开张或者营业正旺的时候故意捣乱闹事，然后，“神勇正义”的黄老板从天而降，声色俱厉、义正词严地把小混混们训斥一番。或者是先派人捣乱一番，然后派手下去指点：这事只要黄老板一出面，保管太平无事。走头无路的店主，只有请黄金荣出场，小流氓们果然不再出现。
商店老板见黄金荣如此神威，轻而易举就能降服小流氓，就给他塞钱送礼，视为保护神。有的甚至还向黄金荣送来拜师帖子，甘心做他的门徒。
有了钱的黄金荣很乖巧，他知道自己这么风光的原因。黄金荣从来不忘孝敬上司，对他的顶头上司石维也尤其如此，石维也是巡捕房的副总巡，直接管理包探和巡捕，黄金荣对石维也处处巴结，时时奉送，大得他的欢心。
维护治安有功，拍上司马屁卖力，法租界警务处对黄金荣自然十分赏识和重用，把一些人人都垂涎的肥差交给他办理。
19世纪末，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法租界无奈宣布戒赌后，把治理赌场的任务交给黄金荣，黄金荣明白法租界对这块肥肉仍恋恋不舍，并不是动真格的，就来了一个“刀切豆腐两面光”的做法。
黄金荣与赌场约定，他来保护赌场，不仅不准黑道敲诈赌台，还保证巡捕房不来骚扰，至于巡捕房那边，他让巡捕房只捉“前和”（白场），不碰“夜局”（夜场）。白天，黄金荣命令小喽啰玩一玩烟雾弹，到赌场开赌，巡捕房见后捉进班房，不久又偷偷放出。而真正的赌客则玩“夜局”，巡捕房绝不去惊扰他们的雅兴。这番恩情，得到保护的赌场自然要表示谢意了，每月他们都拿出不少白花花的银子孝敬他们的保护神黄老板。黄金荣再拿钱打点上上下下，从公董局的董事到巡捕房的巡捕，一个都不会少。从此，法租界的赌台大多以黄金荣为后台老板。
近代上海娼业十分兴旺，而最兴旺的地段就在法租界境内。
原则上，清朝是禁止娼妓的。但是，只要在帮会流氓、巡捕中找到有权势的人做靠山，就可以平安无事。于是，黑白两道都吃香的黄金荣就成了妓院老板们最理想的大树。各处的妓院纷纷找黄金荣来“撑门面”，有的老鸨甚至拜黄金荣为老头子。如此一来，黄金荣就成了上海娼业的一尊守护神。
值得一提的是，黄金荣并不仅仅就是靠这些黑道手段和拍马贿赂而赢得法租界的信任和重用，作为一名巡捕，黄金荣办案非常厉害。他心思缜密，勇猛果敢，手下又有众多的喽啰和眼线，不仅连连破过一些让法租界当局感到相当棘手的偷盗大案，甚至连著名的刺杀宋教仁一案也是经他之手才得以破获，至于对法国主人的身家性命安全，黄金荣更是全力以赴。一系列大案的侦破，让黄金荣迅速声名鹊起。
随着黄金荣地位的巩固和不断高升，麾下的喽啰越来越多，事情自然也就越来越好办，势力也越来越大，甚至他手下的一些得力干将也会引入巡捕房做事，比如程子卿、范广珍、陈三林等。就这样，黄金荣黑白两道统吃，亦官亦盗，成为法租界黑社会中不可争议的霸主。
发达后的黄金荣每日的例行公事就是上午到公馆马路（今金陵东路）巡视，然后折往十六铺一带。在小东门巡捕房小坐片刻，处理各种事情，事情完结，再去赌场、妓院痛快一番。
黄金荣出巡时相当招摇，总是由七八个彪形大汉前呼后拥、浩浩荡荡的开路。大流氓黄金荣是十六铺小流氓们的偶像。
黄金荣出巡时，十六铺上那些不上路的小流氓们常常挤在一起远远观望，除了昂首挺胸、威风赫赫的黄金荣让他们无比崇拜外，他身边那些穿着绸缎短打、吆三喝四的壮汉也让他们羡慕不已。
能在黄老板手下效劳，成为十六铺小流氓们梦寐以求的事，因为那不仅意味着将告别那种朝不保夕、提心吊胆的混混生活，甚至命运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改变。可惜，他们大多数是有心卖命，无缘高攀。
在这些远远观望的人群中也常常有杜月笙的身影，成为黄门手下，自然也是他的梦想。不久，他的机会竟然来了。
叩开黄公馆的大门
杜月笙的机会来自于一个叫马祥生的人。马祥生，绰号“饭桶阿山”，平时很欣赏杜月笙的聪明伶俐，活络机警。看着杜月笙靠着陈世昌，变得贪吃懒做，沉沦于嫖、赌二业，马祥生心里不禁暗暗觉得可惜。
这天，马祥生又在街上碰到杜月笙。看着杜月笙一副无所事事的样子，马祥生严肃地说道：“你这样下去可不是办法，如果想做一些事情的话，我可以给你推荐推荐，只是不知你可有这个心思？”
杜月笙见是马祥生，赶忙笑着答道：“马大哥有话尽管说。”
“八仙桥同孚里，”马祥生压低声音神秘地说，“黄金荣黄老板的公馆。”
此前，杜月笙就已经了解了一些黄金荣的事迹，他常听自己的师兄弟说陈世昌只有些皮面的功夫，跟黄金荣比起来，他在上海滩不过是个小角色而已。上海滩的小瘪三对黄金荣一方面畏之如虎，另一方面又衷心仰慕，因为黄金荣不仅财势绝伦，而且高不可攀。因此，杜月笙对于马祥生的话在大喜过望的同时又将信将疑。
看到杜月笙表示怀疑，马祥生严肃地说道：“只要你信得过我，我就带你去见黄老板。同孚里距离民国路不远，一排两层楼的巷堂房子，里面住的，都是法租界了不起的角色。只要能够走进黄公馆，保你前途无量。
杜月笙点了点头，答道：“这我知道，那就麻烦马大哥给我引见了。”
果然没过几天，马祥生就来找杜月笙，要带着他去同孚里黄公馆见见世面。
由于马祥生事先已在黄金荣面前提过这件事，为了表示自己在黄老板跟前吃得开，有资格推荐人，就拍着胸脯大模大样地吹嘘道：“有我在黄老板面前给你美言几句，管保黄老板会高看你一眼。”
杜月笙一听，当即大喜过望，对马祥生连声道谢。在他想来，自己时来运转的日子已经到了。
杜月笙要去黄公馆的消息很快就传出去了，十六铺的小兄弟们就像看到他中了皇榜一样，都赶来向他贺喜，纷纷说：“月生哥，你一定要干出点名堂啊，月生哥，风光了莫忘兄弟们啊。”杜月笙却只是笑笑，显得很淡定。
心底出人头地的欲望，他或许比他们任何一个人都要强烈，但是，在什么都没做成之前，口出狂言不过是吹牛，若是不幸一败涂地，那更是会成为别人的笑柄。杜月笙已经懂得凡事要含蓄低调的道理。
杜月笙只是走到最好的朋友袁珊宝面前，紧紧地抱住他的肩头，红了眼眶说：“到了黄公馆，我一定会尽心尽力，把事情做好，可能会有一段时间不能来看你们了。”
告别兄弟们之后，杜月笙背着自己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行李，跟在马祥生的身后向同孚里走去。他突然想起他刚来上海时候的情形：一个瘦弱的少年，背着一个更为寒酸的小布包，一路沉默着，茫然地看着熙熙攘攘的新世界，对未来充满和兴奋、紧张和恐惧。
那时的他才15岁，一个一无所有、懵懵懂懂、没见过世面的乡下孩子。当然，现在他依然一无所有，可是已在十六铺的污泥里滚过几年的他，已经完全不一样。他的内心变得更坚定、更自信、更经得起摔打，也前所未有真真正正地渴求一样东西：成功。
同孚里的弄堂大门很快就到了。这道大门，他曾经远远地观望过好多次，那里总是人来人往，门庭若市，进进出出的人莫不趾高气昂。现在，他也要出入这个门了，杜月笙心里多少有点紧张。
在弄堂口，有一道高大的铁栅栏。过街楼下，一边摆放着一条红漆长凳，凳上坐着五六个彪形大汉，一色的黑香云纱褂裤，微微掀起袖口，对襟纽扣，一个个虎背熊腰，就像戏台上的武生。马祥生很亲热地和他们打招呼，这班人却很漠然，带睬不睬，只微微点点头，允了他们进去。
马祥生悄悄对杜月笙说：“他们就是黄老板的保镖，在弄堂口随时等着差遣的。黄老板要出去，他们就统统跟着走。”
杜月笙点点头，在十六铺的街道上，他不止一次看到这些壮汉簇拥着黄金荣。自己和他们比起来简直太单薄了，保镖这口饭是铁定吃不上的。他也不知道自己会被派来做什么，却相信总是有机会的。
马祥生领着杜月笙往后门走去。杜月笙有点奇怪地问：“我们不是要见黄老板吗？”马祥生摸摸头，有点尴尬地说：“黄老板总是人多事忙，我们先得等人通报一声。”
后来杜月笙才知道，进黄公馆是有两个门的。高朋贵客从大门进，而其他人等就在后门守候，等着传达，以免贵宾豪客和打手、杀手、小偷、瘪三之类的碰到面。
等了好一会，杜月笙二人才被领着去见黄金荣。被带到了客厅后，杜月笙觉得简直有点眩晕：黄公馆的地上铺着厚厚的羊毛地毯，墙上四周挂着中国山水和西洋裸女画，中式红木家具上铺着绣着花鸟鱼虫的围披，上面还摆设着各种他叫不出名堂的装饰品，中式家具旁边是宽大气派的沙发，沙发上盖着厚厚的红毡。
对于从小到大不是身居陋室，就是流落街头的杜月笙来说，这等华丽的居处对他来说犹如殿堂，他做梦都梦不出这般的富丽堂皇。杜月笙暗暗告诉自己眼一定不要到处乱飘，要沉稳一些，不要显得太小家子气。
客厅里，几个人正在围着一张方桌赌钱，几个佣人在旁边站着伺候。马祥生带着杜月笙走到跟前，恭恭敬敬地叫了声：“黄老板。”
一个矮胖子缓缓转过头来，杜月笙认出这就是黄金荣。黄金荣方头大耳，满脸横肉，一张阔嘴，眼神锐利，脸上布满了麻点（黄金荣小时候生过天花，留下满脸麻点，所以他还有一个麻皮金荣的绰号），即使他默不做声坐在那里，也有一种说不出的威严和霸气。
马祥生陪着笑对黄金荣说：“这是我跟您说过的杜月生。”
杜月笙赶紧跪下，实实在在、无比虔诚地磕了几个响头。
杜月笙站起身后，黄金荣眯着眼打量着眼前这个年轻人。衣着很朴素，甚至可以说寒酸，个头不算高，身板看着也很瘦弱，脑门比较宽，支愣着一双大耳朵，马祥生说他很聪明能干，可也实在看不出他有什么特别之处。唯一让他感到有点兴趣的是，杜月笙的面容看起来比较坚毅，眼神很平静，也许以后会有点用场吧。
聊了一会儿之后，黄金荣就吩咐道：“杜月笙，既然你是马祥生介绍来的，暂且就跟他一起住吧，也让他给你安排点活吧。”
黄公馆有两个厨房，上厨房由陈永森负责，专门管理黄金荣夫妇和贵宾们的饮食。下厨房就是马永祥领衔，供应公馆上下和一般朋友的吃喝。
被派到下厨房的杜月笙最初干的不过是些烧火洗菜的杂活，但是每一点小事杜月笙都尽心尽力地做好，甚至在很长的时间内，他钟爱的赌和嫖也都戒了。除了奉公差遣，基本足不出户。
初来乍到的杜月笙每天都小心翼翼，不该说的绝不多说，不该问的绝不多问。而对于旁人，他则是细心观察，对他们说的话做的事处处留心。常常有老资格的人欺负他，对他吆三喝四，杜月笙总是淡然一笑，不放在心里。
杜月笙所在的下厨房虽然简陋阴暗，到处弥漫着浓重的油烟味，但是，这里来来往往的人很多，伙计、徒弟、眼线、找黄金荣办事的普通小人物等都要在这里吃饭或者逗留，最多的时候甚至能有200多人。对于杜月笙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大课堂。
每天晚上，疲累了一天的杜月笙都要三省其身：今天有没有说错话，做事是否妥当得体，然后再揣摩估测身边的每一个，他们什么脾气性格，什么喜好，用什么方式说话做事对他们来说最为恰当，他们身上哪点是值得自己学习的，而哪点又是自己要避免的……
在杜月笙的努力和时不时的自我批评下，他开始得到回报，身边的人都很喜欢他，夸他为人实诚，手脚勤快，做事灵活。群众基础好固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还要得到上司的赏识才行。可是，别说赏识，杜月笙连着好几个月连他主子黄金荣的影子都没有看到。
杜月笙坚信，只要他时刻努力，机会也总会来的。
机会终于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来了。不过，最初的机会并不是来自黄金荣，而是黄公馆的女主人林桂生。
黄公馆真正的主子
到黄公馆后不久，从别人的闲谈中，杜月笙知道了黄公馆真正的主人并不是在外威名赫赫的黄金荣，而是他其貌不扬的夫人林桂生。
林桂生是上海本地人，她的父亲是当地一个小有势力的流氓。林桂生从小就很聪明，父亲对她期望很高，希望她能好好读书，将来光宗耀祖。但是林家交往的人可谓是谈笑无鸿儒，往来皆黑帮。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林桂生，从小就是不爱红妆爱武装，书本上的字她记不得几个，江湖上的各种暗语、切口倒是背得滚瓜烂熟，来往的也都是豪爽泼辣的女子。父亲无奈，也就随她去了。
没想到，林桂生读书不成，在黑道上却混出了不小的名堂。林桂生不到20岁就加入了“青帮十姐妹”，成了声震半个上海滩的青帮女强人。所谓的“青帮十姐妹”就是10个上海滩上有名的女流氓，她们结拜成姐妹，肆无忌惮的为非作歹，开赌场，办妓院，甚至贩卖人口。
林桂生在法租界和南市地界交汇的一枝春街开了家烟花间。烟花间清一色都是美貌的苏州女孩，是林桂生去苏州亲自挑选来的，因此，林桂生的烟花间在那一带相当出名。
刚刚当上巡捕的黄金荣也慕名而来，他那副尊荣，自然不会受美貌的苏州女子待见。可是，林桂生却是慧眼识“英雄”，对他青眼有加。黄金荣呢，对于这么一个精明强干又有“良好”家庭背景的女子也比较中意。
这桩婚姻在当时看来其实是黄金荣高攀，他当时刚刚当上法租界的巡捕，还没闯出什么名堂，而且也没有什么身家背景，有势力也有资产的林家给刚出道的他帮了很大的忙。这还不算什么。黄金荣最初打天下，靠的是一身蛮力和狠劲，而林桂生见多识广，眼光犀利，头脑灵活，在黄金荣的发迹之路上给了他很多的指点和参谋，是黄金荣最重要的智囊和帮手。所以，黄金荣始终对林桂生言听计从，恭敬有加。
在小伙计的眼里，林桂生当然更是有着崇高的地位，说到女主人时常常是充满了敬畏。杜月笙对女主人充满了好奇，但是黄家是个守旧的家庭，林桂生很少在小伙计跟前露面，所以，几个月来，杜月笙根本就没有见过女主人的面。
一次，林桂生病倒了，四处求医问药仍是一点不见好，这时有人说，林桂生的病是冲了妖魔鬼怪，除了求神拜佛，平时还要派一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守护。
别的小伙子陪伴女主人，也就是个陪着，杂活自然有丫头老妈子去干，在那好好坐着，他们觉得这就算是尽责了。可是，轮到杜月笙时就不一样了。
这是一个在上司面前表现的极佳机会，杜月笙自会好好把握。他不仅好好守着，更是调动他全身的每一个细胞，全神贯注，耳到、眼到、手到、脚到，但凡老板娘有什么差遣或需要，他总是自发主动地抢着去办。
当然，杜月笙的殷勤除了刻意巴结之外，也有一部分是真情流露。杜月笙自幼丧母，在孤单困苦中长大的他对于母爱有一种天然的渴求，陪伴林桂生的日子，常常激起他心中不多的关于母亲的回忆。他把对母亲的那种怀念和温情多多少少倾注到了这位与母亲年龄相仿的老板娘身上。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对杜月笙百般的尽心尽力、殷勤细致，林桂生自然是很感动，常常会对人夸起小伙子细心、周到。
然而，如果以为杜月笙由此就讨好了老板娘，就可以平步青云、飞黄腾达了，那就错了。对于林桂生这样的厉害角色来说，她不会仅仅因为服侍的殷勤周到就去重用提拔一个人的。殷勤周到、善解人意固然是优点，但那是一个机灵的小丫头也能做好的事。在黄公馆，是否经得起大风大浪，是否忠心耿耿、有勇有谋才是最重要的。
林桂生决定要好好考察杜月笙一番，如果他经得起考验，堪以重用，她自然会好好拉他一把。林桂生开始派遣杜月笙出外给她跑跑腿，办些小事，比如到戏院里收收盘子钱或者要要放帐的利息什么的。这些事其实都不是什么高难度的活儿，但是杜月笙丝毫没有掉以轻心。
“盘子钱”是什么意思呢？戏馆里的前座和花楼包厢座位前，除了供给香茗之外，还会摆上果品供观众享用，这些东西吃不吃都得付钱，因为来这里看戏的都是贵客，所以那价钱还非常昂贵。这笔收入行话就叫做“盘子钱”。不过，这份钱是单派人收取的，除上交戏院老板之外，收盘子钱的人也能从中获利。
杜月笙每次都以最高的效率办好一切，在外也不逗留。向林桂生交差时，杜月笙也总是干脆利索、清清爽爽，态度沉稳、不卑不亢。
林桂生对杜月笙越来越赏识，常常对黄金荣夸他聪明机灵，让黄金荣留意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小伙计。老婆大人的话，黄金荣自然会高度重视，黄金荣外出时偶尔也会把杜月笙带在身边，借机观察。这让杜月笙长进了不少。
身为法租界红人的黄金荣，办公地点并不在巡捕房内，而是在一个叫做聚宝楼的茶楼。
聚宝楼在东新桥法大马路上（今浙江南路、金陵东路十字路口）。聚宝楼的底楼两边都是店面房子，当中有架大楼梯，登梯就是茶室。聚宝楼的老板也姓黄，非常善于经营，因为顾客盈门，生意兴隆，成为法租界首屈一指的大茶楼。然而，树大招风，经常有地痞流氓来敲竹杠，黄老板听说黄金荣正日益做大，就请人说情，请求庇护。黄金荣正看着聚宝楼的财源滚滚而眼红，对送上门的好事自然不肯放过，就扬言聚宝楼有他一半股份，看什么人敢来捣乱。流氓小角色立即被摆平。事后，黄老板要送上那一半股份。黄金荣笑道：“你我都姓黄，500年前是一家，为保你永远太平，我们巡捕早晨的聚会，干脆就到你茶楼上来吧。”这样，聚宝楼便成为法租界巡捕房的聚会之所。
黄金荣每天九点起床，盥洗完毕后出门，不穿制服，不配手枪，也不去巡捕房办公，而是去聚宝楼喝茶。黄金荣一在自己固定的位置上坐定，很快就有川流不息的人来找他，或者是虾头蟹脚前来汇报、问候和打听消息，或者有人来求情办事，或者是帮派纷争请他来解决。
在旁随侍的杜月笙觉得大开眼界，他看到了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小流氓、混混、黑帮老大、巡捕、小商人、老板，等等。什么人用什么态度，那人会什么反应，杜月笙都默不作声地细心观察。更重要的是他还亲眼见识了黄金荣的办事方法和能力，无论多么繁杂的事，黄金荣总是能够找到关键所在，然后开始分配任务，通常三言五语就能安排清楚。这一点对杜月笙来说是受益匪浅，以后他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多大的事在他那里都变成“闲话一句”。
转眼就到了腊月十五。黄金荣穿了一件新皮袍，满面喜色地出了家门。杜月笙照例和几个保镖一起跟在他的后面。再后面是挑棉衣和抬银角子木箱子的人。杜月笙知道这些棉衣裤，是头一天由黄金荣的手下挑进黄公馆的，数量足有两三千套。
一到八仙桥，杜月笙吓了一跳。只见桥旁的一大片空地里，密密麻麻地站满了人，得有几千号，一个个衣衫褴褛，满面菜色，原来尽是些叫花子。他们一见到黄金荣一行的身影，立即欢声雷动。
在一片欢天喜地的喊叫声中，那几千套棉衣和很多箱银角子都抬到了黄金荣的身边，由十来个人分别发放。叫花子不分男女老幼，每人一套棉衣，四角洋钱。
杜月笙知道了，黄金荣这是在救济灾民。杜月笙也知道这些棉衣和钱不是租界巡捕房给的，外国人才不会管中国穷人的这种事，是黄老板自己掏的腰包。他心中不免感慨，还是有钱好。可是，黄老板哪里来的那么多钱呢？
某一天，杜月笙内心的谜团被黄公馆的一起失窃案解开了。
马祥生在跟杜月笙聊天的时候提到了这个案子，他说：“那桩闹家贼的案子查出来了，是伍乐城趁着一个亲戚来看他的时候，乘人不备偷了两块‘红土’，事发之后，他害怕被查出来走不掉，就提前逃回了老家。可你说他傻不傻，他这一跑，那不就相当于不打自招吗？可好在咱们老板大人有大量，‘家贼’查出来以后，他并没有追究这件事，说伍乐城也是实在因为穷才那么做的。听说啊，伍乐城将偷的那两块‘红土’卖了几百块大洋，已经在乡下买了好的宅院，真是白白便宜了那家伙。”这下，杜月笙总算明白了，黄公馆中被盗的是“红土”。“红土”就是从印度运来的鸦片，黄金荣正是靠着这种秘密的鸦片生意为自己牟取钱财的，怪不得他能拿出那么多的钱去赈济穷人。
有关黄金荣对于伍乐城的处理，杜月笙可不像别人那么好糊弄，他不相信黄金荣的度量真的就那么大。在他看来，黄金荣是一个极度爱财之人，能白白丢掉了几百块大洋而不追究？况且他是法租界巡捕房的名捕，连他自己家里都出了窃案，他能这么不声不响地就放过那人吗？
果然，很快就传来了一个消息，伍乐城回到老家之后没过几天就突发暴病，一命呜呼了。外人也许不知道他得的是什么病，但杜月笙知道，那病因都是从黄金荣这儿起的。黄金荣表面上无比大度，表示对此事不予追究，那是因为他害怕把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而将自己私贩鸦片的事情泄露出去，可暗地里，他早就打定主意，将黑手伸向了伍乐城。
经过了这件事，杜月笙在黄公馆做事就更加恪守分寸，而他从中也总结出了两个道理，一是“要想富，贩烟土”；二是“下不了毒手，干不成大事”。这样的想法，为杜月笙日后的“崛起”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经常为老板和老板娘跑腿的杜月笙自然招来厨房里那些小伙计的羡慕和嫉妒。他们来的时间比杜月笙长，资格比他老，还没机会常常被老板老板娘召见，可是这不起眼的杜月笙，短短时间里俨然是红人了。他们觉得心里很不服气，杜月笙有啥真本事呢？不过是乖巧机灵、溜须拍马罢了。
杜月笙看得出同伴们原先眼中的友好亲热变成了怀疑和冷淡，但他没有太多在意，还是一如既往的对每个人都很友好谦恭。
得到桂生姐的赏识
在近代上海，最一本万利的生意应该就是鸦片了，好多腰缠万贯的富商巨贾就是靠它发家的。也正是因为这样，当时的上海诞生了一个很红火的副业：抢土。一些胆大妄为的流氓团伙纠集人马，冒着各种危险，想尽各种办法去抢劫鸦片，从中大获油水。黄公馆的女主人林桂生也是其中的一个。
在林桂生的抢土人马中，一开始并没有杜月笙。抢土是要动刀动枪、流血卖命的，杜月笙看起来很文弱，不适合干这行，何况抢土在黄公馆是机密的事，不能让正在考验期的杜月笙贸然参与。
杜月笙能够加入这个队伍，纯属巧合。
某天晚上，黄金荣带着随身保镖出去应酬了。杜月笙向林桂生交完差，刚要告退，听见外面有急匆匆的脚步声，两个壮汉门都没敲，气急败坏地闯进来，还不等林桂生开口问，两人就赶紧汇报。原来，他们今晚得手了一大麻袋货，怕招人耳目，就让一个兄弟用黄包车先拉着走，其他人断后，结果断后的几个兄弟到了，拉货的却还没到。林桂生听完，阴沉着脸，咬牙低低骂了一声：“没用的东西。”一个壮汉赶紧说：“肯定是半路上被别家抢走了，请老板娘再多派些人手，咱们再拼死抢回来，不能丢了这个人。”
林桂生鼻子“哼”了一声，转头向杜月笙说：“月生，你也听见了，你说说看。”这个时候说对说错可太重要了，说对了，就是高人一筹，说错了就说明他也不过尔尔。
杜月笙有些心跳加快，不过口气仍然很平静地说：“兄弟们想得很周到，一个人在黄包车上，不会引人注意，谁也不会想到他竟然还带着一麻袋的货，不太可能被别家抢了，除非是走漏了风声。可是这个也不可能，一则兄弟们都很忠心，二则若真这么做了，也没什么好处，在江湖上更没办法立足。所以，最大的可能是那小子动了贼心，想藏起来把货给独吞了。”
林桂生听了，脸色稍微缓了缓，点点头说：“月生说得对，我也是这么想的。”那几个壮汉性急地说：“那兄弟们赶紧出去，把那小子抓住，老板娘来狠狠处置他。”杜月笙插话说：“让我一个人去吧。”几个壮汉都狐疑又有些不屑地看着他，林桂生也有些吃惊。杜月笙仍然不动声色地说：“兄弟们都去的话，难免动静太大，说不定真的会招来别家来抢土，或者引来巡捕，出什么意外，所以，还是一个人去的好。”林桂生有点担心地看看他说：“给你再派一个人吧。”杜月笙摇摇头坚定地说：“不用了，我借用一下师娘的手枪就可以了。”拿过手枪的杜月笙大步走出去，他背后尽是怀疑又掺杂着些许钦佩的目光，包括老板娘林桂生。
杜月笙出了大门，外面漆黑一片，一阵冷风吹来，他不由打了个寒噤。这个赌他赌得可不小，可是，什么都来不及多想了，找人是要紧。杜月笙叫来一辆黄包车，对车夫说，你先拉着往前边快跑。
那人会跑往哪里呢？杜月笙的脑子飞速地转着，法租界到处是黄老板的人，他肯定不敢藏在这，上海县城现在城门也早关了，华界他进不去，那么唯一的去处只能是英租界。
杜月笙赶紧对车夫说：“你赶快往英租界那边跑。”一路上杜月笙睁大眼睛搜索着四周，没跑多久，杜月笙看见有一辆黄包车在前面慢腾腾地跑着，车夫一看就是很吃力的样子。单是拉一个人绝不会这样，杜月笙断定这就是他要找的人，他按捺住兴奋，悄悄对车夫说：“你快从前面拦过去。”
那人正心里紧张得要命，突然见有一辆车拦在面前，不由吓得一激灵。杜月笙飞速跳下车，一眼就看见偷土贼前面的大麻袋，他用枪指着那人脑门压低嗓子说：“跟我回黄公馆。”那个偷土贼本是打打杀杀惯了的“武角色”，平时对杜月笙这样跑腿提包的“文角色”并没怎么放在眼里，但是今晚，杜月笙平静的脸上露着隐隐杀气，有一种说不出的震慑力量，他不由慌了神，连声哀求，从80岁的老娘到刚吃奶的孩子都搬出来，求杜月笙看在兄弟份上，放他一马。杜月笙冷冷地说：“不要啰唆了，老板娘知道你偷了土，四处安排了人追你，你哪都逃不了的。你也知道，在黄公馆里是不动刀动枪的，你只要跟我回去，我肯定会帮你说好话，说不定老板娘就会放了你。”
然后，杜月笙对惊魂未定的车夫安抚说：“没什么事，你不要怕，把车拉到黄公馆，我会赏你两块大洋的。”一路上，杜月笙仍然紧紧握着枪对着那人，同时支楞着耳朵警惕地听着四周的声音，直到看见同孚里巷口的大栅栏才松了一口气。
杜月笙并没有急于去里面报功，他先派人把大麻袋搬下来安置好，才带着贪财的偷土贼去见老板娘。原先抢土的一干人正在客厅里焦急地等待着，看见杜月笙很快带人回来，不由有些惊异和羞愧，好在有个泄愤的对象，立马冲向偷土贼一阵狂骂、拳打脚踢。
林桂生听到消息，高兴地从楼上下来，亲自迎接这个“孤胆英雄”。她以为杜月笙肯定会眉飞色舞、滔滔不绝地描述一番“擒贼记”，可杜月笙只是很平淡地说：“货我安置好了，人就请师娘发落吧。”林桂生没有想到杜月笙竟然会这么淡定从容，不由一愣，看了他一眼，点点头说：“好，你也累了，先去后面休息吧。”杜月笙能够看出来，师娘的眼光里充满了赞许。
林桂生喝住正在打骂的手下，狠狠给了偷土贼几个耳光，大骂了一通，偷土贼只是哀声告饶，林桂生咬牙说：“滚出上海滩，永远不准再踏进一步。”偷土贼以为捡了条性命，千恩万谢地慌忙走了。等他走出大门不久，林桂生对几个手下使个眼色，手下心领神会，立即跟了出去。
杜月笙躺在自己狭小的床上，感到很疲倦，刚才太紧张了，里面的小褂都湿了。想想刚才的经历，杜月笙觉得有些后怕，他怎么能没有恐惧呢？万一是别的团伙抢了呢？万一那人也拿着枪和他打仗呢？万一找不到那人，他两手空空回来呢？
没想到情况竟然和他估计的一模一样，他心里有些自得，对自己的判断力更有了自信。更让他高兴的是，他看到了林桂生眼里的赞许和信任，他也看到那几个兄弟眼里的敬畏。
杜月笙智擒偷土贼的事很快就传遍了黄公馆上上下下，常有人让他讲讲那晚经过，杜月笙只是淡淡地笑笑，谦虚地说：“不过是碰巧，不过是碰巧。”
他知道得意更不能忘形，自己是什么？不过是在人家手下讨饭吃的小伙计，一点小功劳就自以为是只能招人厌烦，主子若是一翻脸，他只能回十六铺接着当他的小流氓。
杜月笙依然像往常一样，小心翼翼做人，勤勤快快跑腿，老老实实干活，和和气气说话，能帮谁一把就赶紧帮谁一把。他越这样，在小伙计们眼里的地位就越高，他越什么都不说，那晚的经历越被描述得神乎其神。他们不再觉得杜月笙是仅仅靠拍马才得主人欢心了，他们看他的眼神已经没有怀疑敌对，而是变成由衷的佩服和亲热。
小伙计们都觉得，很快，杜月笙就会得到提拔重用的，杜月笙也这么想。
但是出乎意料的是，林桂生好长时间什么都没有表示。杜月笙心里有些纳闷，可他一点都没有表露出来。
公兴记赌台吃“俸禄”
林桂生是故意冷一冷他的。
杜月笙那晚的表现，林桂生自然心里有数。他冷静准确的判断，英勇果敢的行为以及举重若轻的姿态都让林桂生暗暗称赞。她的确有心好好提拔杜月笙，予以重用，以后做自己的左膀右臂。可林桂生知道，越是想重用，越需要谨慎，越需要严格考验。
若是杜月笙因为这点功劳就得意洋洋，到处吹嘘炫耀，自以为高人一筹，那他绝对成不了什么气候，也掌控不了什么局面。若是因为冷落了他就满怀抱怨，背后牢骚，那也说明他没什么城府。可是几个月下来，杜月笙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对上对下还都是那么周到小心、谦逊有礼，林桂生觉得自己没有看走眼，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小伙子的确不简单。
其实，林桂生有眼力是一方面，关键还得杜月笙会表现。杜月笙不仅有能力，还有心机；不仅是金子，还懂得如何让自己及时发出光来。
这天，林桂生把杜月笙叫过来，漫不经心地对他说：“月生，看你连换洗衣服都没有几件。这样吧，你去公兴记赌台和他们老板说，我让你在那里帮帮忙，支一份薪水。”
公兴记是法租界三大赌台之一，装饰得相当气派豪华，整日都是门庭如市、车水马龙，腰包没有相当重量的人是不敢出入这种场合的。
杜月笙听了很兴奋。他的兴奋不仅仅是为这份薪水，更重要的是自己拥有了领薪水的资格。要知道能够在黄公馆领一份薪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法租界只要打出黄公馆的金字招牌，做的又不是太出格的话，想寻个财路并不是什么难事。黄公馆充分利用无形财产这点优势，能省则省，对底下人一般不发薪水，任你放手去自寻财路。若是很幸运有薪水可领，那就说明这个人已经受到了主人的青睐和重视。
杜月笙很明白这份薪水的特殊意义，他知道这意味着另一个开始，黄公馆真正接纳了他。
满怀憧憬的杜月笙没想到的是，他兴冲冲而去，却灰溜溜而回。公兴记的老板竟然让他吃了一个软钉子。
杜月笙找到赌场老板，向他说明来意。老板用疑惑的目光上下打量着单薄瘦弱的杜月笙，心里有点不悦：什么人都给我打发来，这副身板能干什么呢？流氓无赖若是找事，恐怕连两个回合都招架不住，你黄公馆派头再大也不能让这么个人来吃闲饭吧？
赌台老板笑笑说：“小兄弟，口说无凭这句话你总知道的吧？”说完转身就走了。
杜月笙清楚地看到老板眼里的轻蔑，这是他最忍受不了的。他不由得慢慢攥紧了拳头，可是想想又松开了。好汉不吃眼前亏的道理他还是懂得的，而且自己来这里，打的是老板娘的招牌，若是闹事，人家也会说自己不过是仗势欺人，而且还会给老板娘添麻烦，他不愿意这样。
杜月笙的心里当然是很受伤，俸禄没吃上，还让人嘲笑了一番，面子真是丢大了。不过，要是向林桂生诉委屈，找她撑腰的话，杜月笙觉得更丢人。更主要的是，老板娘知道了肯定会为赌台老板不买自己面子而恼火，若是因为自己惹起什么事端和矛盾，那就不好看了。杜月笙决定忍下来，不向林桂生提半句。
过了一段时间，林桂生关心起下属来了：“月生，在公兴记那边怎么样，他们给你多少俸禄啊？”
杜月笙支支吾吾答不上来，只好推说是病了没去。林桂生何等聪明，一看就知道有隐情，逼着杜月笙说出实情后，冷笑一声说：“走吧，你跟着我去一趟，我倒要看看他有多大威风。”
接下来的事不难想象，满脸怒色、盛气凌人的林桂生一到赌场，赌场老板赶紧作揖打拱，连称误会，并立刻许诺给杜月笙吃一份长生俸禄，月薪30元。
大家都是场面上的人，以后还要精诚合作，共谋发财大计，林桂生架子拿够，威风摆足，目的达到，怎么着也得给赌场老板一个台阶下，就笑盈盈地对老板说：“生意不错啊，我也来耍一把。”
黄公馆的女主人下赌场，这可是莫大的面子。正在推庄的赌客急忙含笑起来让位，赌场老板亲自侍奉，赌场做事的人也赶紧跑过来捧场。
林桂生决心要给杜月笙把面子挣够，好让他以后在这里混得顺当。看着差不多了，就站起身笑着说自己还有事，要先回去，吩咐杜月笙帮她接下去。
杜月笙天生就是个好赌之人，今天有着好机会置身这么奢侈舒适的赌场当然不会错过，赌得那叫一个酣畅淋漓，三个钟头下来竟赢了2400块。别说赢，杜月笙生平见都没见过这么钱，但正在兴头上，他却突然站起身，对众人赔笑说黄公馆还有事情，要先走一步。
话一说完，抗议之声四起。赢得这么多，说声走就走，这未免太不合赌场规矩。但是，大家都晓得他是黄公馆的人，尤其方才他还由桂生姐亲自领来，也就只能抗议几句，自认倒霉了。
这其实也不是杜月笙的作风，但是，今天为什么急着抽身呢？原因很简单，这是个邀功的好机会。
杜月笙把白花花的大洋满怀虔诚地递给林桂生时，林桂生一怔，随即又把钱推给他，说手气是杜月笙的，钱是他赢的，她不能收。
黄公馆不差钱，这正好是个笼络人心的机会，林桂生自然不会收。杜月笙很差钱，但是他更珍惜这次邀功的机会，坚持说手气是老板娘的，他不能要。两人就手气和钱的归属权问题推让了一会，最后，林桂生烦了，杜月笙只能是乖乖听命。
杜月笙脸上看着委屈，心里却是很欢喜，他把钱捧到他的小房间里，一一摆开，数了一遍又一遍。那么，这笔钱该怎么花？派什么用场？杜月笙认真思索着。
经过一番思量，杜月笙选择的是一种投资，一种有极高回报的投资。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有钱大家花，有福大家享。杜月笙是个讲义气的人，在他的世界里，义气是个过硬的通行证，他明白这样的义举会给他带来更多的回报。在他看来这样的花钱方式是最好的方式，既充分享受了花钱的乐趣，还带来回报，这样无形的回报更有价值。
杜月笙心里明白，这笔钱还不能大把花在黄公馆的兄弟们身上。拿钱笼络老板的人简直是自找不自在，除了自己的直接领导马祥生，其他的人稍微意思一下就是了。他决定要去的是一个老地方，十六铺，那里有他的师父和同甘共苦的兄弟们。
杜月笙先找到他的老头子陈世昌，拿出100大洋来孝敬他，既谢师恩又谢推荐之恩，老头子高兴得眉开眼笑，觉得这个徒弟没白收。
杜月笙回报的第二个人是王国生。对于这个恩人，杜月笙一直心怀愧疚，挪用他的钱还欠下一屁股赌债后，杜月笙一直没脸见他。这次他终于来了，带着感激和歉疚，带着更多的回报。
当然还要一一看望他共患难同“战斗”过的兄弟们。兄弟们见过久违的“月生哥”，个个倍感亲热和兴奋，更让他们兴奋的是杜月笙还带了白花花的大洋。袁珊宝自不必说，阿猫阿狗之类也都分了一杯羹。
在兄弟们的一片感激和吹捧声中，杜月笙没有一点陶醉和膨胀，他很清醒。他已经见识了黄公馆钟鸣鼎食的生活，为黄金荣拿包戴帽的时候，他也见识了一些大人物，他知道这些实在不算什么。
在十六铺转了一圈儿，兄弟们皆大欢喜，杜月笙的钱也花得差不多了，可他心里觉得很畅快。最让他畅快的是他花钱还花出了另一个效果，林桂生的肯定。
杜月笙不知道，在他拿走那笔钱后，老板娘林桂生也在背后悄悄看着他，关注着他这笔钱的动向，这是一种考验。杜月笙到十六铺大笔疏财，林桂生看得清清楚楚，这反而让她更赏识杜月笙，她认为如此花钱的人，懂得笼络人心，绝非池中物，是可以有大用的。
林桂生毅然决定，让杜月笙管理公兴记赌台。可是，当她把这个想法说给黄金荣时，却遇到了阻力。黄金荣很犹豫。
公兴记赌台是法租界三大赌台之一，老板是腰缠万贯的广东大亨，往来的赌客也个个身价不菲。别说管理赌台，就是在赌台打个杂也不会愁钱花。但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高回报必然高风险。管理赌台要涉及到方方面面，不仅是免得被人放抢、偷窃、讹诈那么简单。所以，管理赌台是项很艰巨的任务，非常人可以胜任。黄金荣担心杜月笙资历太浅、年纪太轻、经验不足，镇不住场面。可是林桂生却相信一切皆有可能，非常看好杜月笙。争执的结果当然不出意外，林桂生赢，杜月笙走马上任，成为公兴记赌台的管理者。
这是杜月笙来到黄公馆后担任的第一份要职，他下决心竭尽全力把它做好。可是，不做不知道，一做吓一跳——赌场是一种藏污纳垢的地方，来这里消遣的既有达官贵人，更有流氓无赖，其中不乏大量的亡命之徒，因此赌场的突发事件几乎每日不断。好在杜月笙很有头脑，凡事还能应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