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了“组织”
杜月笙又开始了穷困潦倒的生活。不过，杜月笙也是常有幸运的，在他潦倒度日的时候，他在鸿源生时的师兄王国生对他伸出了援手。
王国生离开了鸿源生后，在家人的帮助下开了一个叫潘园盛的水果行，正缺人手。王国生知道杜月笙是个机灵人，看他依旧贫困潦倒，就热诚地拉他到自己的店铺帮忙。
善良宽厚的王国生给杜月笙的待遇很是不错，按月领一份薪水，逢年过节还要派送红包。而且王国生从来不拿老板的脸色对他，总是客客气气，犹如兄弟，杜月笙像是找到了家一样。
这样的生活算不上多么富贵，但是吃得饱，穿得暖，住得安稳，比起之前那种苦不堪言的生活，杜月笙感到很满足。
摸摸饱饱的肚皮，杜月笙时常偷着乐，然后悄悄告诉自己，一定要好好干，保住这衣暖饭足的安稳日子，更要报答王国生的恩情。
如果杜月笙始终能保有这么良好的心态，满足于这种安稳的日子，安安分分地干下去，若干年后他或许也会有自己的水果行，上海滩就会多一位精明能干的水果商。但是，命运不允许他这么平淡。
在十六铺，杜月笙没有一个亲人没有任何依靠，所以他不仅懂得珍惜友情的温暖，更懂得多个朋友多条路的道理。但凡对他有点帮助的人，他总是倾情回报，虽然总是穷困潦倒，可一有点小钱他就会招呼穷兄弟们去吃顿饱饭，所以，在杜月笙来到十六铺的几年中，结识了不少朋友。
长期为生存苦苦挣扎，独自面对各色人等，杜月笙已学会去体察人情世故，也练就了比较敏锐的判断力，加上早年又当过高桥镇瘪三的小头头，杜月笙总是显得比同伴们要成熟和机智。遇到什么事情，他总是有不少点子，同伴们闹了什么别扭纠纷，杜月笙也总能够抓住要害，入条入理地把事情摆平。
慢慢地，杜月笙在同伴中有了一些声望，同伴们都尊称他为“月生哥”，遇到什么事情，他们都喜欢说：“让月生哥来评评理。”在艰难的生活中找不到一点尊严的杜月笙很享受这种感觉。
他的这些朋友，除了一些卖水果的同行外，基本都是些混迹十六铺的流浪儿、小瘪三和小混混。这些流离失所、无人管教的孩子为了生存下去，常常不得不靠乞讨、敲诈、偷盗、抢劫为生，本来就没有多少是非观念，再加上旧上海又是一个充满欲望和罪恶、崇尚金钱的大染缸，更让他们分不清黑白对错。
他们虽然也羡慕杜月笙现在安稳的生活，但是也并没有觉得有多么了不得。大把的金钱，前呼后拥、吃喝享乐、肆意嫖赌那才叫畅快，所以，他们的理想不是做一个安分守己的水果商，而是做一个可以对众人吆三喝四、为威作福、雄霸一方的霸主。英雄不论出处，有钱不讲手段，他们最崇拜的人就是从小混混起家的黄金荣。
有几个年岁比较大的朋友常常在杜月笙面前得意地吹嘘他们的嫖经和赌经。女人，对于一个正值青春萌动期的青年人来说，实在是莫大的诱惑。而赌，对于杜月笙这个资深赌徒来说，吸引力更不待言。
杜月笙难免蠢蠢欲动，可一想起这难得的安稳生活和王国生的知遇之恩，他就犹豫了。他很怕自己会丢掉饭碗，失去来之不易的温饱生活，愧对困境中帮衬他的王国生。杜月笙强按捺住心头的冲动，回绝了同伴们。
几次游说不成，同伴们开始嘲笑他。对这帮朋友的友情，杜月笙是非常珍惜的，在白眼和嫌弃中长大的他，也很在乎在他们当中的那点声望和“月生哥”的地位。杜月笙看着同伴们轻视的眼神，脑子一热，去就去，有什么了不起的。
这一步，对于杜月笙来说意义深远。从此杜月笙往属于他的道路上一步步走去了。
嫖，杜月笙还可以有节有制。赌就不行了，一旦在赌台旁坐一次，杜月笙就发现自己对赌是绝对缺少免疫力。他先从路旁的小赌摊开始，套签子、掷骰子、押单双。这种赌法简单，输赢也太小，杜月笙觉得不过瘾，就又钻进赌棚玩高级一点玩法，推牌九、搓麻将，一度还迷上了输赢28倍的花会。渐渐地，他一天不吃不喝可以，一日不赌就难以度过了。
杜月笙过上了一种典型的流氓生活。当然，他小的时候就已经是个流氓了，不然也不会被舅舅赶出家门。不过，这时杜月笙的流氓生活已经跟几年前有了很大的不同，他由一个无意间走上流氓道路的少年变成了一个有意识地向流氓道路靠拢的成年流氓。
在杜月笙转战于各个赌摊赌棚的时候，认识了一个绰号叫“套签子福生”的人。“套签子福生”大名叫陈世昌，小名福生，早年一手挽篮子，一手抱着骨签子在小东门一带摆摊设赌，后来混出点小名堂，开了一个稍大一点的赌场，成为一个小有势力的流氓。
杜月笙常去他的赌场，陈世昌对乖巧机灵的杜月笙也很喜欢，两个人很快相熟起来。
有一天，一个叫袁珊宝的朋友很热切地叫住了他。袁珊宝是上海小东门人，在潘园盛隔壁一家水果行当学徒，袁珊宝臂力过人，打起架来不要命，对无依无靠的杜月笙却历来热忱友善，杜月笙自然引为挚友。
袁珊宝压低声音有点神秘地对杜月笙说：月生，你知道吗？那个“套签子福生”是青帮的人，“通”字辈的。
“青帮的？”杜月笙睁大了眼睛。
在十六铺摸拿滚爬这几年，提的货送的货常常被人抢；卖个莱阳梨还要被人强收保护费，交不出就是一顿暴打；为和其他的小混混们争地盘抢生意更是不知受过多少气，吃过多少亏，挨过多少打，上过多少次当，受过多少委屈。杜月笙心里无时不在想找个靠山，有个强人罩着，只是苦于不知道任何门路，不认识任何高人。
原来，门路就在脚下，高人就在眼前，杜月笙感到很振奋。他无比热切地渴望投入青帮的怀抱。
青帮的演变
加入青帮是杜月笙一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后来更是一跃成为上海青帮大帮主，被誉为“三百年来帮会第一人”，因此，我们必须先来了解一下青帮的来龙去脉。
青帮并不是到了近代才出现的，而是由来已久，只不过因为青帮素来采取的是秘密结社的方式来进行活动，故其真实状况鲜为人知。
根据学者的研究，中国古代的秘密社会组织可以分为两大类，即秘密教门和秘密会党。秘密教门以宗教信仰的面貌出现，以师徒递传的方式组成，以宗教迷信作为维系内部团结的纽带。因为这里宗教组织没有得到官方的承认，所以又被称为“民间教门”；又因为其活动的秘密性质，所以也被称为“秘密教门”。青帮的前身罗教就是中国古代秘密教门的代表，此外，白莲教、闻香教、八卦教等也都属于秘密教门一类的组织。与秘密教门师徒相递的结社方式不同，秘密会党是以异姓结拜兄弟的形式出现的，通常以歃血结盟、焚表（即焚烧写有誓词的表文）结拜的方式来加入组织，以江湖义气作为维系内部团结的纽带，要求会众忠于誓言，恪守规约，严守会内机密。中国古代秘密会党的典型代表之一就是洪门，此外还有三点会、边钱会等。
提到青帮的起源，就不能不提到一个人，他就是罗清。根据现存的青帮秘籍，青帮自身一般都认为明代罗清是其始祖，因罗清曾拜金纯（号碧峰）为师，故又推金纯为第一代祖师。
罗清虽然被视作青帮的始祖，但是罗清创立的其实是罗教，而不是青帮，罗教发展为青帮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罗教在漕运水手中的流传是与青帮的形成是直接相关的。
罗清在世时，曾当过运粮军人，因此罗教在运粮水手中得以传播，是很自然的事情。继罗清之后，对罗教在漕运水手中的传播起重大作用的是翁岩、钱坚、潘清三人。根据清代文献记载：“明代时有密云人钱姓、翁姓，松江潘姓三人流寓杭州，共兴罗教，即于该地各建一庵，供奉佛像，吃素念经，于是有钱庵、翁庵、潘庵之名。因该处逼近粮船水次，有水手人等借居其中，以至日久相率皈教。”另有记载说：“漕船北运之初，此二人（指翁、钱）沿途为人治病舍药，讽经祈禳，劝人持斋守法，死者敛钱瘗之，久而相率皈依。”由此可见，罗教开始在漕运水手中盛行起来，是明末清初的事情。需要注意的是，那时翁、钱、潘三人设庵传教，主要是通过宗教慈善活动进行的，并没有在水手中拉帮结伙之意。到康熙、雍正年间，水手罗教庵堂普遍兴建，形成了杭州和苏州两大中心。在杭州最盛时共有70余庵。雍正五年（1727年），浙江巡抚李卫查禁时，杭州北新关有庵堂30余处。至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再次查禁时，罗教庵堂仍有20余处。各庵都以始建人或改建人之姓氏命名。钱庵建立最早，且未经改建，故称“老庵”；翁庵由万姓人改建，故改称“万庵”；潘庵经王姓人改建，故称“王庵”。各新建庵对于三庵都有一定的从属关系。如李庵、刘庵、八仙珠庵、盘珠庵、刘庵、李庵、周庵、阎庵、石庵，“俱系钱庵分出”；刘庵、李庵、王庵、章庵、黄庵、虞庵、彭庵，“皆自翁庵分出”；清凉庵、王庵、刘庵，“系由潘庵分出”。江苏苏州的罗教经堂分为两大支。一支是罗教的分支石佛口王姓传下来的大乘教，有削筋墩老堂及分出之南堂、北堂、阎堂和罗桥经堂；另一支则是罗教正宗无为教，“由淮安钱姓传至凤阳阎姓，递传至苏州”，有西来庵及分出之马庵、阎庵和楼下经堂。各堂“所传徒弟及招接入教人等仍系粮船水手及内河驾船之人”。这些庵堂都是在康熙中叶以后建立的。淮安在历史上是漕粮交兑之所，由此看来，苏州的罗教庵堂与杭州的钱庵是可能有某种渊源关系的。
水手罗教庵堂的功能最初主要是传习罗教。供奉罗像、罗经的礼拜地方是庵堂的主要部分，如翁、钱、潘三人在杭州建庵之时，只是“供奉佛像，吃素念经”。庵堂的附属部分是供水手居住之所，因该处逼近粮船水次，有水手人等借居其中，以致日久很多水手都皈依了罗教，由此而产生了其他功能：“复因不敷（水手）居住，醵资兴建数十庵之多，庵外各置余地，以资守庵人日用，并为水手身故义（土冢）。每年粮船回空，其闲散水手皆寄寓各庵。”因此，庵堂的附属部分急剧扩大，苏州的10个罗教庵堂，构建的住屋竟达100余间。
水手罗教庵堂的发展与其他民间宗教庵堂的发展模式是相似的。如明代的长生教、元代的白莲忏堂以及20世纪在新加坡兴起的先天道庵堂，都是由田产或其他财产、信徒居住之所以及礼拜堂这样几个部分构成的。
由此可见，从雍正年间到乾隆中叶，水手罗家虽然遭到打击，但是井没有完全褪去其宗教色彩。雍正五年（1727年）李卫仅仅没收了庵堂的经卷和佛像，改为水手居住的“公所”，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改变庵堂的性质，但这实在是个愚蠢的措施，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有鉴于此，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清政府采取断然措施，没收经卷、铲平庵堂、驱散水手，这成为清代水手罗教向青帮转变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但必须指出，罗教与水手的单纯结合，只能形成一种宗教组织，而不能形成一个帮会组织。罗教之转变为青帮，还有待于漕运水手内部组织的变化。水手罗教转变为青帮，与明清两代漕运制度的变化有着密切关系。
漕运，即利用水道转运粮食，特指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为了供给宫廷消费、百官俸禄、军饷开支和民食调剂而将征自田赋的部分粮食运往京师或其他指定地点的经济调遣，这种粮食称为漕粮，运输的方式包括河运和海运，而在水道不通处，也辅以陆运。狭义的漕运仅指通过运河并沟通天然河道转运漕粮的河运而言。秦始皇北征匈奴时，曾自山东沿海一带运军粮往北河（今内蒙古乌加河一带），这可以看作是历史上最早的漕运。西汉开始，漕运变成国家的一项固定的经济制度，每年都将黄河流域所征的粮食运往关中，也就是都城长安地区。然而漕运路途遥远，又要经过三门峡河险，耗费巨大，后来汉武帝时期开凿了与渭河平行的人工运河漕渠，这才大大缩短了水运的路程。东汉时期，就更加便利了，因为建都洛阳，漕运路程较近，又不需经过河险，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减缓了漕运的困难。隋代在自东向西调运漕粮之外，还从长江流域征粮调往北方。隋炀帝动员大量人力开凿通济渠，联结了黄河、淮河与长江三大水系，形成了沟通南北的新的漕运通道，也奠定了后世作为漕运主渠的大运河的基础。此后历代也都很重视漕运，为此，疏浚了南粮北调所需的水路网道，并且建立了漕运仓储制度。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改道，运河淤塞，漕运开始越来越艰难，同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漕运也逐渐变得不再是必需之举。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停止了漕运。历代漕运保证了京师和北方军民粮食的需求，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稳定，但是辛苦的徭役和高昂的运费也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在历史上，青帮的形成正是与漕运的种种弊端紧密相关的。
明代漕运，“法凡三变，初支运，次兑运，支运相参，至支运悉变为长运而制定。”这里提到了漕运的几种方式：“支运”，就是在淮安、徐州、德州、通州等段，由官军节节接运；“兑运”，就是由官军代运漕粮，百姓付予相应的路费和耗米；“长运”，就是由官军承担漕粮的全部运输。
综观明代漕运制度的演变，民运部分日益减少，而军运漕粮占主导地位，并最终取代了民运。明初的军运费用基本上由财政负担。但兑运、长运法实行以后，运粮军队按照规定从人民那里取得的运输费用，是否能应付实际开支，就成为一个大问题。于是，“军与民兑米，往往恃强勒索”，因官军有耗米行脚收入，故“司仓者多苛取，甚至有额外罚”。总之，各种弊端层出不穷，军运制度到明末已是岌岌可危了。
清初承袭明制，每5年编审一次运粮军籍，以阻止运军逃亡，维持军运制度，但毫无效果。到康熙中叶，军运制度终于发生了重大变革：“康熙初每船运军十名，至三十五年（1696年）改定为一名，余九名选募水手充之。”这一变化对于水手帮会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这时因为：第一，漕运水手的主要成份由军人变成了雇佣劳动者，原来的军事组织系统的管理办法不再适用，这就为粮船水手行帮组织的出现创造了有利条件；第二，由于存在着雇佣关系，就此而产生了雇佣和退雇、工钱多少、雇佣者内部的争雇及协调等一系列问题，需要水手们加强彼此间的团结；第三，这些雇佣劳动者主要是游民，没有家庭可以依靠，他们的归次住所、养老病死都需要水手之间的相互扶助。水手行帮组织正是适应了这些需要而产生的。
由于有关水手行帮组织的史料很少，我们目前尚无法确定它出现的确切年代。有的学者考证：“粮米帮始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这个说法大约是可靠的，因为那正是运军制度改革十年之后的时间。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材料看，嘉庆、道光年间在船帮中出现了一些类似包工头的“揽头”或“荐头”，他们是“一船水手之领袖，或数船之领袖也”。招募水手，处理事务，必须经过揽头的同意，负责押运的运丁无权过问船上事务。这表明水手行帮那时已经初步形成。但是，由于这些行帮组织不像江浙船帮那样有罗教作为组织凭借，远没有发展到足以垄断整个船帮的规模。而水手罗教与江浙船帮中的水手行帮相结合，则直接导致了青帮的产生。
从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以后水手成份的改变，到水手行帮组织的酝酿、产生，罗教在江浙水手中的流传到雍正五年（1727年）的初次打击，宗教色彩逐渐淡化。这是两个互相交错的历史发展过程，青帮并不是水手罗教宗教色彩淡化过程的自然结果，而是这一过程与水手行帮组织的发展过程相结合的产物。
水手罗教的宗教色彩淡化，与水手成分的改变有着直接关系。雇佣水手的流动性较大，不像运粮军丁那样，与罗教庵堂有着长期的联系。嘉庆年间有人供称，江南船帮习教的人每年七八月间送香火钱到北京虎坊桥翠花胡同罗教佛堂，但清政府并没能找到这个佛堂，这说明水手罗教早已脱离了与原来教主的联系。乾隆十八年（1753年）水手缪世选在通州遇到罗清的后裔罗明中，“两下都要起身，也不曾拜从他”，并没有施行教徒对教主的礼节。经过雍正五年（1727年）李卫的取缔，许多罗教庵堂的经卷、神像被没收，后来的管庵人对罗教的教义、经典也淡忘了。这使得罗教庵堂的宗教职能相对削弱，而作为“粮船水手回空居住之处”的功能相对增强，加速了水手罗教与水手行帮组织的融合过程。因各庵对于翁、钱、潘三个祖庵各有其从属关系，很自然地在江浙船帮内部形成了三大派系。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清政府对庵堂的取缔，迫使水手罗教把庵堂由陆地迁移到船上，出现了所谓的“香火船”。以香火船为中心，形成了具有宗教特色的水手行帮组织——青帮。
青帮分为翁、钱、潘三支，它们的传法与成份各有不同，反映了它们与水手行帮组织结合过程的相异之处。根据青帮秘籍记载：“翁祖传贤不传子（字），钱祖传头不传子（字），潘祖传子（字）不传贤。”所谓“传贤”、“传头”，实际上就是收揽头、荐头为徒，而直接招收水手行帮中的头目为徒人被称为“老官”，他们可以迅速控制一条船、几条船以至整个船帮。因此，翁、钱二支，虽然“不甚收徒”，但在江浙船帮中的势力却极大，而潘庵一支则“广收义士为徒”，没有充分利用原有的行帮头目以控制水手，收徒虽多，但势力却较弱。青帮各支与水手行帮结合的程度、特点不同，对于后期青帮的发展影响极大。由于翁、钱两支较多地依赖于原来的水手行帮组织，在漕运船帮衰落下去以后，这两支便随之衰落，而潘庵一支则获得了迅速发展。
清代漕船雇佣水手，要求身家清白。由于翁、钱二支收徒的要求严格，因此，清政府对于青帮各支的观感也截然不同。陈文述写道：“揽头之外，另有二种，一曰老鹤。老鹤者，老官也，即老庵也。一曰拜师，则所来咸称徒弟，新庵亦称潘庵也，潘庵之先本潘姓，老庵之先本翁、钱二姓。……迄今翁、钱两姓之徒，尚守其教，曾经犯案及滋事之人皆不收录，所来水手，尚听约束，是名老庵。潘则饮博淫盗，一切无禁，故人乐从之。积恶之滑贼，叛案之逆犯，日久稽诛之巨盗，杀人亡命之凶徒，胥混迹焉。是老鹤所部，贤于拜师者矣。”看来翁、钱二支的收徒规矩，是根据官府的法令而立下的。
青帮作为罗教与水手行帮相结合的产物，还反映在其香堂仪式上面。青帮的香堂仪式分小香堂、满香堂各种，仪式虽有繁简之别，但基本程序是一致的。入帮弟子由引进师引进，然后由传道师主持仪式，供奉翁、钱、潘三祖，唱焚香歌，拜本师，授以帮规、青帮知识，最后焚纸送祖归山。青帮的请祖焚香赞词、上供烧纸以及送祖礼仪基本上是模仿一般中国宗教的仪式，这是罗教的产物。而在香堂仪式上传授有关漕运的知识，如漕运各帮的名称、各省兑粮的米数、码头名称等，则是漕运水手内部旧有师徒关系的反映。这部分知识后来演变为青帮秘密知识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特殊情况下用以考察是否帮内人的身份。
香火船是早期青帮的权力中心。掌管香火船的称为“当家”，为一帮之首。由于翁、钱、潘三大帮各有其分支，同一大帮的分帮首领往往以香火船作为其议事场所，所以从香火船的分布大致可以看出青帮对于漕运水手的控制面。根据青帮秘籍记载，拥有香火船的主要有以下一些船帮：江淮四、兴武四、兴武五、嘉白、杭三、苏前、湖州头、常淮卫、正阳卫、吉安卫、德安卫、蓝山半帮等。而在同一船帮内又往往有多只香火船，这是青帮不同派别犬牙交错的表现形式。有的船帮规模较大，当家的往往有几个，分头船当家、腰船当家、后船当家。从香火船的分布情况来看，除正阳卫、德安卫、吉安卫和蓝山半帮外，其余均属江浙船帮。这与水手罗教传播的范围是大致相符的。清末民初“礼”“大”“通”三辈的青帮头面人物，几乎都是江浙船帮中的遗老遗少。因此，并不是所有的清廷船帮都转化为青帮，只有一部分与罗教发生密切联系并混合生长的、主要是江浙地区的船帮演变成了青帮。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青帮内部逐渐形成了公认的十大帮规：
一、不准欺师灭祖；
二、不准扰乱帮规；
三、不准蔑视前人；
四、不准江湖乱道；
五、不准扒灰放笼；
六、不准引水带跳；
七、不准奸盗邪淫；
八、不准以卑为尊；
九、不准开闸放水；
十、不准欺软凌弱。
作为清朝漕运水手的行帮组织，早期青帮的基本斗争方向仍局限于经济范围。首先是进行贩私活动。漕船贩私自明代以来即屡见不鲜。封建政府也采取过一些变通措施，准许军丁和水手贩运一定数量的“土宜”。运河是南北重要的交通运输线，一到漕运时节，商人托运、军丁水手自贩，往往使漕船超过法定的载量，造成搁浅，威胁漕粮运输。同时，漕船私贩淞盐北上，回空时又夹带芦盐南下，也威胁着清政府的食盐销售制度。为了防止上述弊端，清政府对漕船的稽查十分严格。而要逃避和抗拒稽查，必须依靠水手内部的紧密团结。
第二，索添工价。漕运水手的工价十分低廉，并遭到层层盘剥。“粮船水手，每年身工不过七千余文，原不足敷养赡”，而从兑费中提出贿赂领运千总、坐粮厅验米费用以及仓场经纪的费用即达二千六百两之巨。因此，水手“索加身工，纠众殴官，习以为常，恬不为怪”。在索添工价的斗争中，青帮起了重要作用。如道光五年（1825年）各帮在水运途中联合索添工价，浙江嘉白帮、杭三帮老官首先“传出一纸，名曰溜子，索添价值”，接着十余帮水手先后效尤，迫使运弁旗丁答应他们的要求。
第三，竞争就业机会。各个水手帮派之间虽然有其共同的利益关系，但是，当漕粮运输逐渐减少，他们之间竞争就业机会的斗争势必激烈起来。水手帮会成为水手内部竞争的天然的组织凭借。不过，水手行帮的上述斗争在乾隆以前几乎谈不上什么规模，直到道光年间才逐渐频繁和扩大。
青帮在政治上的消极态度是由其依附于清朝漕运制度的经济地位所决定的。他们“霸占帮职，视同己业”，这就势必把漕运看成自己的私利，竭力加以维护，并通过严厉的家礼、家法来保证漕运任务的完成，而把斗争局限于索添工价、抗拒查私、竞争就业等狭隘的范围。长期的走私经商活动、无休止的帮派斗争也使以游民为基础的青帮滋长了好逸恶劳、投机取巧、恃强凌弱等流氓恶习。以虔诚的罗教徒为主体的水手行帮，随着时间的推移，正日益失去其纯朴的本色，而转化为流氓集团。
上海的青帮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海面上开始有外国的船舰耀武扬威，他们的船个头更高，马力更大，跑得更快。统治者发现，海运比漕运更省时省力省钱，清政府于是渐渐冷落了漕运。
1855年，黄河发生洪灾，运河改道，漕运被迫完全终止。在大运河上威风了100多年的漕船帮这下傻了眼，扯下曾经高高飘扬的旗帜，拉下粗大的桅杆，茫然四顾，不能再运粮了，干什么呢？
这场变故对于漕船帮来说是场名副其实的灾难，大约四五万名水手失去了固定职业，加上为大运河漕运沿途提供服务的人在内，不下数十万。
失去饭碗后的水手好多都参加了反清的太平军和捻军，或者当了土匪，自然更是被清政府视为眼中钉，严厉打压，漕船帮面临着土崩瓦解的危机。
但是，漕船帮的人不甘心立刻消声匿迹，上天也不允许他们这么快就退出历史舞台。
19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苏北出现了一个叫安清道友的组织，让奄奄一息的漕船帮起死回生了。
由于清政府允许漕运水手在运输粮食时干私活，比如带点货物什么的，所以漕船帮就利用这个便利，从盐价较低的北方偷偷运带私盐到南方，因此结识了好多盐枭。苏北的漕船帮的失业水手们不久就和当地的盐枭们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新组织。为了掩人耳目，他们叫它“安清道友”。
19世纪末，在青帮举步维艰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位传奇人物：徐宝山。
徐宝山，江苏镇江人，出身贫寒，15岁就游食四方，广交朋友。据说此人身材魁梧，武艺超群，刀枪棍棒无所不精。因其力大无比，经常以寡敌众，遂得浑名“徐老虎”。年轻时徐宝山在当地参加了轰动一时“仙女庙劫案”，后被清政府捉拿并发遣甘肃，途经山东时成功逃脱，随后即潜入江湖成为一大盐枭。徐宝山加入青帮后，广收门徒，盛时党徒曾有10000多人。
在近代青帮发展历程中，徐宝山实在是位关键性的人物，不过，在他去世后，苏北的青帮就大不如以前了，青帮好多分子都转战上海，其中包括他的两个得意门生：张仁奎和高世奎。最终，上海成为青帮分子的最大聚集地，当然，也成为他们的衰败之地。
上海开埠之后，很快成为全国海运的中心，失业的青帮水手和船工们觉得又找到了谋生的机会。对他们而言，回家乡当杂工做土匪流氓，或者在苏北做私盐贩子，都没有一个安稳的饭碗更为诱惑——没有谁愿意整天在提心吊胆中过日子。
那些帮会头子也对这里充满了向往，上海是传说中遍地黄金的传奇之城，他们渴望来这里淘金并扩大自己的势力，于是，大量抱着无数期待和幻想的水手、船工和把头涌进上海。但他们很快发现，他们错了，等待他们的是莫测的命运。
上海的确有很多的码头，也有很多的活可干，但是更有那么多双眼巴巴地盯着。能够找到正儿八经、安安稳稳工作的幸运儿很少，更多的人是流落街头。
面对着生存的威胁，他们好多人加入到偷抢、敲诈勒索的行列。为了更多的机会和活动地盘，他们又与“地头蛇”流氓势力相结合，为了在与流氓地痞团伙的争斗和矛盾中取胜，青帮不再固守漕运人员的界限，开始在游民中吸收门徒。与流氓合流，身无他技的青帮开始从事贩毒赌博、开设妓院、走私军火、行劫窝赃、贩卖人口、绑票勒索等罪恶勾当。
民国初年，上海青帮中辈分最高的是“大”字辈的“老头子”，如张仁奎、高士奎、樊瑾成、袁克文、张树声、王德邻、刘登阶、曹幼珊、汪禹丞、步章武、徐朗西、陈其美等，总共也就十几位。袁克文是袁世凯的二公子，清末民初的“名士”，文采风流都是数一数二的；张树声，是冯玉祥西北军中的著名将领；徐朗西和陈其美是孙中山的得力干将；张仁奎做了几十年的通海镇守使，为人正派，官望也不错。
大字辈以下的青帮中人就少有什么“高人”了，多是从事烟、赌、娼、盗、绑、杀的黑道流氓，比如“通”字辈的金廷荪、顾嘉棠、叶焯山、高鑫宝、马祥生、金九龄、季云卿、张啸林等人。通字辈下面才是“悟”字辈，就是杜月笙这一辈的。
需要指出的是，上海的青帮成员除了这些流氓地痞之外，还有很多普通劳动者。那些幸运的就业者们面对残酷的现实，也纷纷拜师交友，希望通过帮会的势力来保住饭碗，避免卷入失业者的洪流。据最保守的估计，当时上海的工人中20%都是帮会成员，其中大部分为青帮。
投入“组织”的怀抱
杜月笙和袁珊宝商量，一定要找到陈世昌，百般恳切，求他收他们为徒。
两人向陈世昌说明来意后，陈世昌眯着眼，打量着杜月笙和袁珊宝。袁珊宝膀大腰粗，是块好料，杜月笙单薄瘦弱，不过好在他机灵乖巧，胆子大，也还不错。陈世昌有心收下这两个小伙子，不过还是要拿一拿姿态。陈世昌故意端着脸慢吞吞地对他们说：“加入青帮可什么好处都没有，清规戒律倒是不少，你们可要想好了。”
两个热切的小伙子连忙点头：“想好了，想好了，早就盼着这一天呢。”
“那好吧，”陈世昌压低声音，“三日后开香堂。那天半夜，你们在八仙桥的小庙等我。”
陈世昌怎么会想到，这个他不经意间收下的小徒弟，在多年后竟然会坐上上海青帮的头把交椅，成为拥有徒众二三十万的大帮主呢？
告别陈世昌后，杜月笙觉得心里很兴奋，没想到陈世昌这么痛快就会答应了他。听说青帮开香堂收门徒的仪式很神秘庄严，会是什么样的呢？杜月笙每时每刻都期待着。
需要说明的是，早期加入青帮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着非常严格的程序。一般来讲，想要投身青帮，必须有青帮前辈进行引导，而且本人必须得写出一份入帮志愿书，内中要详切地陈述自己的入帮动机和意愿，这样，介绍人就可以带着这份志愿书来交给“引见师”。那些有了入帮意愿却尚未正式入帮的人称为“空子”（又作“倥子”），而所谓引见师，也就是带着“空子”去跟“老头子”见面的人。引见师如果表示满意，就会再给他介绍一个“布道师”。这个布道师负责给“空子”讲述青帮的历史、宗旨、规定等，从而让“空子”在入帮之前能够对青帮的情况有一个大体的了解。这一“培训”过程结束之后，如果布道师觉着“空子”的表现还算合格，那么就可以准备一份正式的拜师帖子了。拜师帖子一般都是在正中写上“信守不渝”这四个大字，“信守不渝”的上面写的是“拜投某某某老夫子大人门下”，下面写的是“自心情愿”四个字，而师父名字的旁边还得写上自己的曾祖、祖父和父亲三代人的姓名，在“信守不渝”的旁边要写上引见师和传道师的名号，在帖子的末尾则写上本人的署名。另外，拜师帖子的反面一般还会写着一句誓词：“一祖流传，万世千秋，水往东流，永不回顾！”同时，跟拜师帖子附在一起的还得有一份贽敬金，其额数的多少视本人的具体情况而定，大多是10元或者20元钱。
接下来，也就是正式的拜师步骤了，因为在拜师仪式中要进行焚香叩拜，所以青帮称此为“开香堂”。由于开香堂的仪式较为繁琐，因此“老头子”一般不会单独给一个人或者三两个人开香堂，而是等想要拜师的人凑够了一定人数时，再共同举行一场隆重的拜师仪式。开香堂的时候，为了壮大声势，同时也为了帮内人相互认识一下，“老头子”一般都会邀请一些帮内的前辈和好友前来助威，因此每次开香堂都可以看成青帮人士之间的一场盛大集会。
经过了这些程序，“空子”也就正式成为青帮中人了。
杜月笙不识几个字，偷偷托相熟的识字多点的朋友写好帖子。为了表明自己的诚心，把身边所有的钱都包好红包，只等着迎接那神圣的一刻了。
三天后的夜里，杜月笙和袁珊宝怀着激动和虔诚的心情来到陈世昌所说的小庙（青帮收徒，一开始是在船上，被迫转为秘密组织后，为了安全起见，就选择荒郊野外的小庙）。庙内，陈世昌和他邀请的捧场面、“赶香堂”的各位前辈都到齐了。
庙外，除了杜月笙和袁珊宝，还有十来个人，基本都是混在十六铺上的熟面孔，打架斗狠的角儿。
等了一会，点齐人数，引见师带领这一队空子到达门前，伸手在门上轻轻敲三下然后又四下，里面有人高声问：“你是何人？”
按照青帮的规矩，在开香堂的仪式中，任何人都不能答错一个字。因此，引见师不慌不忙而又非常谨慎地报出了自己的姓名，随即又说道：“我今天是带人特地来赶香堂的。”
里面又问道：“此地抱香而上，你可有三帮九代？”
引见师答道：“有！”
里面接着问：“你带钱来了吗？”
引见师再答：“129文，内有一文小钱。”
这几句对答，完全是照着青帮的规矩进行的，并无分毫差错，因此里面的陈世昌就吩咐庙祝（即寺庙中掌管香火的人）打开庙门。随即，引见师便把这十几个前来拜师的人领到了神案之前。等他们全都进来，庙祝就又将两扇庙门稳稳地关好。
杜月笙抬眼一瞧，只见大殿里香烟缭绕，烛火摇曳，又见到神台上放着17位祖师的牌位，正当中的一位是“敕封供上达下摩祖师之禅位”，而“老头子”陈世昌正端坐在一张靠背椅上，他的两旁则排列着两行陈世昌邀请来撑场面的青帮前辈。
杜月笙正看得愣神的时候，有人端来了一盆水，从本命师（也就是杜月笙等人所要叩拜的“老头子”）起，按着辈分次序，一一净手。他满心虔敬地洗了又洗。
大家按照规矩净好手之后，又有一大海碗的水被人端了过来，接着大家又从本命师依次传下去，一人一口。喝过净水，就算斋戒过了，从而可以专心致志地迎接神祖了。
随后，抱香师走出行列，高声唱起了请祖诗：“历代祖师下山来，红毡铺地步莲台，普度弟子帮中进，万朵莲花遍地开。”在抱香师唱诗的同时，杜月笙随着其他人在各祖师的牌位前焚香叩拜。
唱诗之后，抱香师宣布：“本命师参祖！”
这时，陈世昌离座就位，面向神坛，先默默念了一首神诗，然后自报家门道：“祖师在上，弟子上海县人陈世昌，给诸位祖师敬香。”他报完姓名之后，又行了一个三磕头的大礼，而在他的背后，在场的所有人也全都跟着陈世昌一同向着神坛叩头。
接下来，杜月笙等新人就跟随着引进师参拜本命师陈世昌，再依次参见在场的各位青帮前辈。而后，杜月笙等人又每人手持三炷香，一齐跪在地上，恭听传道师介绍帮内的历史。待传道师介绍完毕，本命师陈世昌俯望着那些跪在地上的新人问道：“你们进帮，是出于情愿，还是人劝啊？”
新人们异口同声地回答：“出于情愿！”
听了这话，陈世昌就厉声教训道：“既是自愿，要听明白，本青帮不请不带，不来不怪，来者受戒，进帮容易出帮难，千金买不进，万金买不出！”
新人们诺诺连声地回答：“是，是！”
至此，拜师仪式也就基本结束了，不过，如果本命师愿意，一般还会有最后的一项，那就是本命师训话，也就是给新徒弟上青帮的第一课。
青帮规则强调遵从前辈，保守秘密，严禁通奸和偷盗，同时也掺杂了不少儒家仁义礼智信的说教。其中他们最看重的是“侠义”二字，早期的青帮成员就认为自己是豪侠，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英雄，是不仅为自己，也是为其他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出头的好汉。
和早期的青帮相比，上海的青帮虽然变化很大，干着不少见不得光的勾当，但是，“侠”字仍然是他们所强调的，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同生死共患难就是他们的信条。那种该出手时就出手，该出钱时就出钱，该玩命时就玩命的慷慨之士仍然是他们最崇拜的偶像。
杜月笙无比认真地听着，生怕错过一个字。这是自从他8岁离开学堂后上的第一课，也是最重要的一课。在这一课上，他学到了不少东西。
从其他人的故事中，杜月笙觉得自己参透了青帮的部分奥妙：要想在帮内取得信服，赢得拥戴，最好先做到一个“侠”字。
成名后的杜月笙历来以对朋友挥金如土、注重情义著称，因为他懂得，帮内首推的一个字就是“侠”。他能够在卧虎藏龙的青帮中脱颖而出，成为一呼百应的头面人物与此有很大关系。
从阴暗荒凉的小庙出来，夜已经很深了。同参弟兄们依然很兴奋，吵吵嚷嚷说个不停。只有杜月笙很沉默，他抬头看看天，仿佛看到了自己微弱的希望。
污泥中的小泥鳅
知道杜月笙加入青帮后，王国生开始让杜月笙专任跑街。上十六铺码头提货销货，到同行间送货收款，都是杜月笙的事。
在当小学徒的时候，杜月笙也干过跑街，不过那时的小跑街常常受人欺负，可现在加入了青帮就不同了，刚刚还对他怒目相向的恶汉，说几句切口“盘考”一番，很快就变成笑脸相迎的兄弟了。与人打架受人欺负，也有更多的人帮忙出头了，这些都让他感到无比振奋。
杜月笙的跑街工作基本是路路畅通，加上他为人机巧，善于和人打交道，在十六铺许多家水果行的跑街中，他成了干得最出色的一个。王国生觉得自己没看错人，心里很满意。他没想到，他的烦恼也很快就来了。
每天在各家水果店间跑来跑去，这可不是杜月笙心目中的理想生活，他向往的是为所欲为、畅意江湖的生涯。现在，就凭每月拿那么几个钱，莫说发家风光，就是拥有个王国生这样的小水果店，也不知道要辛辛苦苦奋斗多少年。
在他心里，要想发财，唯赌则灵。
杜月笙又开始沉迷于赌了，杜月笙在赌博方面的精神头儿是很少能有人比的，他常常忘了白天黑夜，一连两三天不下台桌是常事。
流连于赌台的杜月笙自然不能尽心尽力工作了，潘园盛水果店常找不到杜月笙的人，甚至三五天不见他的人影。王国生很着急，看见熬得双眼通红、哈欠连天的杜月笙，就忍不住责怪：“月生，玩归玩，可总得有个限度，总不能这么通宵达旦的，连生意都做不成。”杜月笙连声应着，可是赌瘾上来又实在熬不住，还是照去不误。
当小店员的那几个钱，自然不够杜月笙赌的，很快他便囊中空空了。他开始挪用店里的钱，只要有钱过手，他就先拿来赌一把，赢了的话，公款归公，剩下的钱就和兄弟们好好吃一顿。输了呢？反正有赌不为输，又去偷偷挪用店里的钱，希望赢一把赶紧弥补亏空。
可是越着急赢钱越是输，亏空弄得越来越大。想想王国生在他落魄街头的时候拉他一把，不仅给他一份安稳的工作，还待他亲同兄弟，真可谓是恩重如山，而自己不仅没有好好报答，反而给他偷偷弄了这么多亏空，杜月笙觉得实在没脸面对王国生。他索性再不回王国生的水果店，又一次开始流落街头。
重新游荡于十六铺街头的杜月笙不再像上次那样感到那么凄惶无助了，这全因他是帮会一员。
刚从潘园盛出来时，杜月笙做过“花会”的“航船”。
花会是一种流毒甚广的赌博方式。花会一共有36门色，每色由一古人的名字、官名和属相组成。比如：林太平为皇帝为龙，王坤山为宰相为虎，黄志高为宰相为黄狗。内容离奇荒诞，毫无意义，但赌徒们却视为金科玉律。设赌者将写着这些人名的花布扎紧高悬梁上，赌客选一个人名并注上所押的赌注，投入一个木柜里。等大家都押完注，忽然炮竹喧天，台前的人把彩筒一抽，布卷徐徐展开，花神的名赫然出现，押中了的照赌注赔28倍。花会一天开两筒，因为赌徒众多，怕官府干涉和流氓集团的“黑吃黑”，花会一直处于秘密或半秘密的状态。
为了招揽赌客，赌场就派出大批能说会道的兜揽者，称之为“航船”。男航船专跑商号、店铺、伙计、小摊贩、手工艺人、车夫；女航船专跑女宅，引诱女眷、女厨、女佣、老妈子、小丫头。
杜月笙初做航船时还老老实实，拉到生意，就规规矩矩往彩筒里送，后来就做手脚挪用赌客的赌本。这下可好，杜月笙赔不出钱，又怕赌客追究，一旦秘密被揭穿，就有可能吃赌场打手的棍棒，心虚的杜月笙不敢再去花会了。
花会不敢再去，可还有江湖上的兄弟们呢，找他们自有门路。
前面已经说过，近代上海的青帮已经流氓化了，尤其是混迹于十六铺的那些青帮分子，大多干的是坑蒙拐骗偷、敲诈勒索的勾当。杜月笙与他们为伍，能吃的也不过是这口饭，杜月笙聪明，很快就摸清了其中门道。
比如，在轮船上接“小货”（茶房水手从香港等处带来的走私货物）。碰上店家派出接收这种小货的伙计，杜月笙一帮人就蜂拥而上，恶狠狠地说：“你们都是背上背了招牌的（指有店家依靠的），我们是日吃太阳，夜吃露水的。”店伙们碰上他们，只有自认晦气，被迫把货物留给这帮“日吃太阳，夜吃露水”的恶煞。有时候杜月笙他们接到这帮小货还不付现款，当轮船要离开码头时，就躲起来不见面。
还有一种勾当，是在黄浦江上拉船。上海附近，平湖、嘉定一带，常有农民用小船运一些瓜果、蔬菜来上海贩卖，杜月笙等人常在半途把小船拦住，口称要买，跳上船去，把小船故意弄得摇晃不定，如果农民说已经有了老主顾，他们就把锚抛在江里，强横霸道，非到农民答应不可，然后他们再转手去卖，赚好几倍的价钱。
一段时间下来，黑道江湖的十八班武艺，杜月笙基本上已是样样精通了。像在轮船上下岸的时候，混在搬运工人中乘机掠夺偷窃，或者趁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拦住单身旅客，强行索要所谓“码头开销”。
1911年，杜月笙的大名出现在报纸上。
捕房解冒探索诈杜月生至案请讯。人和栈伙吕和生，茶房朱彩心廪称寓客带有烟具吸烟，杜月生等二人前来，指商人栈中私售洋烟，言如能出洋五元，可免拘解公堂，否则，定当重罚。商人系生意人，不欲多事，当给杜月生五元，有账簿书明为凭。杜供：小的与张阿四同去，实系张起意，现张不知匿在何处，小的分用一元。余洋均张取去是实。
从这则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杜月笙敲诈的手段已经很老道，被抓获时又自己一身担当，让他的同伴张阿四逃脱。应对巡捕时更是狡猾，不仅巧妙地推卸罪责，还可以少交赃款。
显然，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砺”，杜月笙已经成为一个标准的流氓、恶棍了。他依然慷慨、聪明、打起架很勇敢，但最让同伴们钦佩的是杜月笙无论什么时候都表现得很沉着。他看起来比他的同龄人要成熟很多，他几乎没有过大怒或大喜，说话不多，脸上的表情总是很平静，制定起作案计划来总是周到细致，无论在什么状况下，他总是头脑比别人更为冷静、更有担当。慢慢地，杜月笙成了十六铺小有名气的流氓小头目，同伴们对他充满了由衷的热爱和尊敬。
在杜月笙初闯江湖的这段生涯中，仍然孜孜不倦于他最钟爱的赌博。有的时候赌的一点钱都没了，他忠心耿耿的兄弟比如袁珊宝等，就心甘情愿地把衣服当掉，换点钱让他接着去赌。
这份“患难情义”，杜月笙自然永远不会忘怀，把袁珊宝视为终生挚友，亲逾兄弟。袁珊宝对杜月笙亦是毕生追随，杜月笙在华格阜路营建豪宅时，袁珊宝就盖了一幢房子在李梅路，和杜月笙的住宅前后相连，以便可以和杜月笙经常走动。
同伴们这种死心塌地的拥戴和追随，常常让杜月笙感到几分满足和虚荣。每每作案成功，带着兄弟们吃顿饱饭，甚至偶尔领着他们大摇大摆地出入赌场花丛时，他的心头也总是会有一丝自得。
但是杜月笙心里更明白，比起被巡捕追拿时的惶恐、作案时的忐忑、与同伙血战时的恐惧、饥肠辘辘时的无奈，那点小风光实在是微不足道、不值一提。最让他感到难以忍受的是，每当衣冠楚楚的人士看到他和他的兄弟们时，眼里总是写满了戒备和鄙夷，这种眼神总是把他深深刺伤，让他感到愤怒和屈辱。他在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出人头地，体面风光地走在众人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