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曹魏时陈群创九品官人之法，士族通过它把持了仕途。这种九品官人之法，是由大大小小的门阀士族任中央的大中正和各地的州中正，负担人才的选拔。他们按照士族的要求，将人才分为九等（九品），入仕做官者，均为门阀士族。九品中正制度，就是维护士族政治特权、垄断仕途的制度。这种制度下选官用人“惟能知其阀阅，非复辨其贤愚”。九品中正制的这种弊病，到南北朝后期，已经十分明显地暴露出来，被许多稍有眼光的政治家所抨击，也遭到庶族的激烈反对。九品中正制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在九品中正制实行的300余年中，庶族地主在士族门阀的排挤、压抑的夹缝之中，依然艰难地发展着，他们的经济实力在不断增强，逐渐形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强大社会势力。庶族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强烈要求在政治上获得相应的地位。皇帝和中央政府面对这股日益壮大的社会势力，也不得不考虑在政治上给以出路。同时，皇权和士族在政治、经济上的矛盾和冲突也在发展。皇帝对于士族把持政权，垄断仕途并不甘心，而且强烈不满。不仅如此，在分配剥削农民劳动果实上，皇帝与士族也存在着严重的经济冲突。削弱士族势力，成为皇帝与庶族的共同要求。在共同利益或者说反对共同敌人的推动下，王权与庶族联合，共同反对士族门阀就有了可能。于是皇帝便可以从改革选举制度着手，来给庶族打开入仕的大门，同时，又可以剥夺士族的特权，这样不仅打击了士族门阀，有利于加强王权，而且可以缓和庶族与中央、王权的矛盾，使他们拥戴王权。改革选举制度，到南北朝后期便提到了政治议事的日程上，隋文帝以政治家的敏感及时而正确的处理了这一政治课题。
早在两魏、北周时期，选用官吏已不大注意门资，九品中正制已经动摇。隋文帝即位之后，趁势正式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度，他规定：每州每年贡士三人。这样，300余年来士族门阀的政治特权，他们把持垄断仕途的制度被取消了。隋文帝的这一改革，从政治上大大打击了士族门阀。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隋文帝下诏：“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这是要求五品以上京官与地方长官，向中央推荐德才兼备的士人，然后由中央进行考核，安排做官。这进一步改革了选拔官员的制度，要求也更为明确了。向中央推举人才的已不是那些担任“中正”的士族门阀，而是隋王朝的官员，也就是五品以上的京官和各地方的长官。他们摆脱了士族的偏见，而以王朝的需要来考虑推举的人士。对于被推举人的标准，也不再是士族门阀把持仕途时，只注重出身门第，而是隋文帝要求的德与才，亦即“二科”：志行修谨，清平斡济。这样，入选的人，就不再由门阀士族所包揽了。庶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只要符合“二科”的要求，便有入选的可能。庶族地主入仕的大门终于打开了。他们以欣喜的心情支持给予他们入仕机会的隋文帝和拥护隋王朝。
到隋炀帝时“建进士科”，正式建立了通过考试选用官吏的制度，可以说，这是隋文帝以二科举人的发展，成为了最早的科举取仕。此后，经过唐代的发展、完善，形成了科目齐备、制度健全的科举制度。隋代开创的这个制度，整整影响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1300年。对于科举制度的产生，隋文帝创始之功不可没。
隋文帝从废九品中正、以二科举人开始隋代选举制度的改革，其意义十分重大。
首先，它沉重地打击了士族门阀，剥夺了他们垄断仕途、把持政权的政治特权，为进一步打击士族，使地主阶级中这一最腐败、最反动的阶层迅速从历史舞台上消失创造了条件。这是非同寻常的、具有进步意义的政治举措。
其次，从选举制度本身看，它是一个新的创造，是选举制度的伟大变革。在隋文帝改革的基础上出现了科举制度的雏型。这种制度，相对于九品中正制来说，要公平一些，通过考试来衡量人才，选拔人才。从此，科举制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各项政治制度中极为重要的一环，是对中国封建社会各方面产生影响深远的重大制度。
第三，这一制度的出现，改变了封建社会各阶层的政治前途。最为得益的自然是庶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他们依仗自己的学识才能，通过考试，在相对公平的条件下，择优录用，步入仕途，参加政权，过问政事。他们政治上的欲望得到了满足，由此，他们更加忠于隋王朝，也就扩大了隋王朝的统治基础。至于一些平民百姓，尤其是农民子弟，力求糊口度日尚且难以应付，怎能有时间去攻读儒家经典，以求入仕呢？当然，也不排斥少数例外。士族门阀失去了垄断仕途的特权，他们的子弟，只有同庶族地主等一起在新的选举制度下竞争。比起在九品中正制度下，不费吹灰之力就可入仕，自然要艰难多了。庶族地主有了入仕的机会，同中央王权的矛盾缓和了，他们与王权结合对付士族，进一步削弱和打击了士族势力，加速了士族的消亡。
最后，新的选举制度，可以更广泛地在地主阶级各阶层以至平民中选拔精干有用之才，相对于九品中正制来说，更多一些“任人惟贤”的味道，这有利于隋王朝以至后来的唐王朝，通过新的选举制度拔用人才，大大改善了官员的构成，有利于吏治的澄清。隋文帝对选举制度的改革，虽然还不完备，但其创始之功，是应予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