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银行诞生以来，银行的其中一个重要职能就是借贷，人人都可以向银行借钱做生意，借银行的钱发财，不少公司就是靠银行贷款发展起来的，相当数量的大公司都与银行有额度不小的债权债务关系。但是，向银行借钱必须有担保人——此人须是信誉好的有钱人。
包玉刚想到的正是“借鸡生蛋”这一招，但是，向银行借钱，找谁当担保人呢？包玉刚冥思苦想，也找不到一个财大势粗且能为自己出面担保的人。忽然，他灵机一动：找担保人的目的，无非就是银行怕你借了钱却没能力偿还，到时要担保人偿还这笔钱。这里面，银行更多的是看重“钱”，而不是“人”，如果我能够找到一样东西证明能偿还这笔债务，那么，这样东西同样可以作为自己的担保。
对！找日本银行给我开一张信用证明作担保！
主意一定，包玉刚不由得轻轻舒了一口气。但是，问题又来了：找哪家银行借钱？
当时香港有三家大银行：汇丰银行、渣打银行和有利银行，这三家银行在香港都实力雄厚，不分上下，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
包玉刚权衡了一下这三家银行，决定找汇丰银行。
为什么包玉刚单单选中汇丰银行呢？原因是两个，一是他的船队七艘船中有一艘是抵押给了汇丰银行的，可算是有业务上的往来；二是他与汇丰银行信贷部主管桑达士打过交道，平时在高尔夫球场经常见面，也算得上是有些交情，找他总比找那些完全陌生的人有把握一些。
一九六一年，包玉刚会晤桑达士，两人进行一次历史性的会晤，这次会晤中桑达士一句“君无戏言”，竟把两人的事业送上顶峰。
包玉刚与桑达士见面的地点，选择在香港会所蓝厅——一个充满殖民主义色彩的地方。
桑达士是一位身材高大、风度翩翩的英国绅士，他虽然与包玉刚相熟，谈得也算投机，但起初他的心里并不是太瞧得起这位比他矮大半个头的中国商人，以他西方人的眼光看来，包玉刚过于保守和审慎，他不喝酒，也不抽烟，更不去寻花问柳玩女人，甚至连最基本的“交际手段”——麻将和纸牌，他也从不沾边，在他身上，看不出会有什么惊世骇俗之举，无非是个平庸之辈。
然而经过几次接触，桑达士渐渐发现包玉刚身上有许多过人之处，他不动声色但准确果断的处事作风，使桑达士觉得他简直如古老而神秘的中国一样不可捉摸。
虽然同是英国人，桑达士却不像乔治·马登那么傲慢无礼，咄咄逼人，他能比较客观地分析形势，对于开拓业务也不因循守旧，正因为如此，他才会与包玉刚建立了良好的合作，甚至结成了联盟；而汇丰凭借着包玉刚事业的突飞猛进，其在香港的地位发生了重大转变，远远抛开了其他两家银行，而成为香港银行业的“大哥大”，当然这是后话了。
却说那天，包玉刚和桑达士两位“老相识”历史性地会晤了。寒暄过后，包玉刚指着墙上挂着的一幅描绘早年英国商船停泊维多利亚港的油画，把话锋一转：“桑达士先生，英国在世界上称雄称霸，殖民地遍布全球，被称为‘太阳不落的国家’，它主要是靠的什么？”
桑达士先是一惊，他不明白包玉刚为什么会这样问，沉默了一会儿，他试探地反问：“是因为有坚固的船只和威力无穷的大炮吗？”
包玉刚点点头：“是坚固的船只，这最为重要。但是，如今时代在变，日本在战后并没有一蹶不振，而是埋葬痛苦，奋起直追，他们现在造出来的船，并不比欧洲的差。”
“但他们毕竟是从欧洲学的，论经验，论技术，他们只能算是小学生。”桑达士有些不服气。
“但是，”包玉刚娓娓道来，“桑达士先生，你有所不知，目前日本船的设备、性能已达到欧洲的水平，售价却要比其便宜三分之一，而且有完善的售后服务。在保养期间，造船商负责承担一切维修费用，只要是他们卖出的船，不管在哪个港口抛锚、出毛病，他们都会立即派出工程师乘飞机前去维修，费用也是他们包。另外，他们是把船造好了，送到买主手上才收钱。日本人这些做生意的手法，对船主的确有很大的吸引力。”
桑达士听着包玉刚一个劲儿地夸奖日本人，不知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但预感到他肯定是有某种意图，于是不动声色，让包玉刚继续讲。
“日本人虽然造船水平大有进展，但他们并不想拥有船队，因为他们筹集外汇有困难，另一方面，他们的船队要挂本国国旗、使用本国船员，但日本国的员工工资比香港的贵三倍，他们宁愿租船用。”
桑达士接过包玉刚的话：“所以你这些年多跟日本人做生意。”
包玉刚微微一笑，说：“在香港搞航运，有很多有利因素。像英国、美国、日本这些国家，在国际上会有不少敌人，搞航运有太多敌人的话就会受到限制。香港是个自由港，任何国籍的轮船都可以进来，同样，我们也可以拥有任何国籍的轮船，挂任何国家的国旗，只要是对我们有利……”
桑达士不禁为包玉刚的分析所折服，对他平添几分敬佩。
包玉刚见桑达士不作声，知道他对自己的话产生了兴趣，便步步紧逼地说：“桑达士先生，我想向日本公司订造一条新船，排水量为七千二百吨，船价为一百万美元。我已和日本一家公司谈妥，船造好之后租给他们，期限为五年，第一年租金七十五万美元，我想向你借这个数。”
桑达士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包玉刚拐了这一个大弯，目的是为了借钱！
这一下，桑达士犯难了。汇丰银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同行及其职员称之为“黑书”，内容是：请不要投资于航运业、航空业和电影业。这条“规矩”不但汇丰有，其他银行也有，究其原因，恐怕就是风险太大了。
本来，以包玉刚开出的条件，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是相当优厚的，不管哪家银行都会接受。问题就在于，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银行的经营手法还相当保守，不肯承担任何的风险。
桑达士在心里盘算一下：第一年的租金虽然有七十五万美元，但是人工、燃料、损耗等等费用加起来，也不是一个小数目，扣除这些，剩下的并不多，包玉刚买这条船，起码得十年八年才收回成本，如果我借钱给他，那么，银行就得承担这么长时间的风险……
包玉刚见桑达士低头沉吟不作声，面上却露出踌躇之色，便问道：“这个条件还不够？”
桑达士为难地说：“包先生，对于船运业，我们银行一向比较谨慎，银行贷款的规矩，包先生你也是清楚的……”
原来是为这个！包玉刚心里有底了。其实，以包玉刚的聪明，又怎么会打无准备之仗呢？他接过桑达士的话说：“你需要我找一位可靠的担保人，对吧？”
桑达士点点头。包玉刚说：“如果有一家日本银行，愿意为我开一张Lc，汇丰银行就肯借钱给我吗？”
Lc是Letterotcre（iit的简称，即银行信用证明）。
银行能开信用证明，就证明租约保障没有问题。包玉刚如果能拿一张Lc来，不就跟找到一个可靠的担保人一样吗？
对于这点，桑达士心里明白得很，不过，他可不相信包玉刚真的能拿到日本银行的Lc。
“眼前这个中国人看来是不到黄河心不死的了！”桑达士想：“与其让他喋喋不休地纠缠下去，不如就先答应他，反正他未必有什么能耐拿到日本银行的信用证明。日本人做生意的是那么的精明，我可领教过。”
想到这儿，桑达士脸上的愁容一扫而光，爽快地对包玉刚说：“包先生，只要你拿来信用证明，我马上给你贴现。”
包玉刚眼前一亮：“此话当真？”
“君无戏言。”桑达士用了一句不太贴切但相当肯定的中国话来回答包玉刚。
一个君子协定就这样诞生了。
尽管桑达士有点信口开河的成分，却为汇丰银行与环球公司的合作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而他与包玉刚之间的友谊也就从这次的合作中发展、加深了。
却说包玉刚得到桑达士的口头应允，便看见了一丝曙光，但是，要拿这张日本银行的信用证明，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