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群众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一个基本的理论观点。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争取解放的学说，主张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在我国社会发展的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不仅以其赤子之心和丰富的理论诠释着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群众观，赋予人民群众观以浓厚的时代气息，而且导引着人民群众观的与时俱进。
邓小平的人民群众观是其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务员掌握和运用这些观点，对于在新世纪正确处理党群关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对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关于邓小平的人民群众观，公务员需要掌握以下方面。
（一）群众动力观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的观点，在邓小平理论体系中，位置很高，并且根深蒂固。他认为：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工人阶级必须依靠本阶级的群众力量和全体劳动人民的群众力量，才能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解放自己同时解放全体劳动人民。
邓小平在《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一文中进一步强调：群众是我们的力量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如果党组织严重脱离群众而不能坚决改正，就丧失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败，就会被人民抛弃。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把广大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这一人民群众的主体作为党的依靠力量，特别是在实现祖国统一的问题上，他敢于打破意识形态的壁垒，消除“资”、“社”信仰上的观念差异，把那些只要是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都团结起来，动员起来，最大限度地壮大群众队伍，形成整体合力，顺利成功地解决了香港、澳门问题，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充分显示了邓小平群众动力观的巨大威力。
（二）群众实践观
马克思主义在承认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的同时，也就承认了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认为，革命是群众干的，没有群众什么也干不成。邓小平深谙此理，他始终把人民群众视为实践的主体，相信群众，依靠群众。
在邓小平主持制定的党的基本路线中，首先就是要“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来进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他认为：一个党和它的党员，只有认真总结群众的经验，集中群众的智慧，才能指出正确的方向，领导群众前进。不断地同群众商量，不断地研究群众的实践，这就使党有可能少犯错误。因此，邓小平在设计改革开放的蓝图时，总是特别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正如他指出的：“联产承包是农民提出来的，乡镇企业也是农民创造的，我的功劳是把群众创造的经验进行理论概括。”
有人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群众的实践为基础制定出来的政策，称之为“富民政策”，这正是广大人民群众对邓小平领导哲学群众实践观的首肯。
（三）群众英雄观
对群众的认识和态度问题是领导哲学的根本问题。毛泽东指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邓小平始终遵循这一教导，特别注意摆正与群众的关系，从而形成了他的一整套群众英雄观。
第一，群众是有能力的英雄，能够自己解放自己
他认为党对于人民群众的领导作用，就是正确地给人民群众指出斗争的方向，帮助人民群众自己动手，争取和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因此，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和依靠群众，而不能脱离群众，不能站在群众之上。
邓小平指出：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的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官僚主义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成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我们必须向这些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的现象进行经常的斗争，顺从群众的意愿，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
第二，群众是有胆略的英雄，特别敢闯、敢试、敢冒
在革命战争年代，人民群众为了民族的解放，曾经展示过“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雄才大略和英雄气概；在改革开放的前夕，农民群众冒着坐牢的危险，搞起了家庭联产承包。
邓小平南行看到深圳的发展后指出：“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这是对他的群众英雄观的最好诠释。
第三，群众是有智慧的英雄，永远是我们的老师
向群众学习的观点也是邓小平领导哲学群众观的重要内容。向群众学习本当不成问题，然而，邓小平却清楚地看到，党处于执政地位，有一些党员，稍稍有点工作成绩，就自以为了不起，就看不起别人，看不起群众，看不起党外人士。似乎当了共产党员，就比非党群众高出一个头，有的人还喜欢以领导者自居，喜欢站在群众之上发号施令，遇事不和群众商量。邓小平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种狭隘的宗派主义倾向，也是一种最脱离群众的危险倾向。
邓小平指出：只有首先善于作群众学生的人，才有可能作群众的先生，并且只有继续作学生，才能继续作先生。群众永远是老师，在群众面前，我们都是没有毕业的小学生。这正是邓小平领导哲学群众观的彻底性。
（四）群众是非观
用什么样的标准来判断事物的是非，这是领导哲学必须回答的问题。对此，毛泽东在他的著作里已有过不少论述。他认为任何一种东西，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才是好的东西。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
邓小平在继承这些光辉思想的基础上，根据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明确提出了以群众好恶为是非的观点。他在主持制定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政策时，总是以“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为标准。
邓小平在南行讲话中讲到发展科技时，也是持的这种观点。他认为：“搞科技，越高越好。越高越新，我们也就越高兴。不只我们高兴，人民高兴，国家高兴。确立了这样的群众是非观，我们就既能争取群众，又能坚持真理，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五）群众监督观
对于执政党来说，失去监督必然滥用权力，就不可能实施正确的领导。邓小平认为我们大量的干部居于领导地位。在我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如果我们不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会脱离群众，犯大错误。
邓小平指出，监督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是党的监督；第二，是群众的监督；第三，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无论是党内的监督和党外的监督，关键都在于发展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发扬我们党的传统作风。
邓小平认为监督的重点，主要是党的各级领导人。因为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同志又是全党的表率。如果党的组织把群众的意见和利害放在一边，不闻不问，怎么能要求群众信任和爱戴这样的党组织的领导呢？如果党的各级公务员自己不严格要求自己，不遵守党纪国法，违反党的原则，搞特殊化，走后门，铺张浪费，损公肥私，不与群众同甘共苦，不实行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不服从组织决定，不接受群众监督，甚至对批评自己的人实行打击报复，怎么能指望他们改造社会风气呢？
邓小平主张建立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各级公务员。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
邓小平一方面强调群众监督，一方面又坚信党和党员在群众的监督下，一定能够把我国的事情办好。他认为：只要党和党员不脱离群众，只要党和党员接受监督，只要党和党员虚心学习，只要党和党员不断地进行工作，我们就一定能够同过去领导革命取得胜利一样，顺利地领导国家建设，学会管理经济，把我们国家由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先进的工业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