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领导我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与我国的具体国情结合起来，对公正问题进行过广泛而深入的探索，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形成了其特有的公正观，从理论到行动都实践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正义观。
毛泽东的公正思想，已成为毛泽东思想体系中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对我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主张人民应当具有基本的权利
在毛泽东看来，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中国共产党是人民利益的捍卫者。共产党员是一种特别的人，他们每时每刻地总是警戒着不要脱离群众，他们不论遇着何事，总是以群众的利益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因此，他们就能获得广大群众的衷心拥护，这就是他们的事业必然获得胜利的根据。由此必然得出进一步的结论，即应当尊重和保护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
人民的基本权利包含广泛的内容，对此，毛泽东作了较为详尽的阐述。
首先，生存权是最为基础的。一个人在“老”、“少”两段不能做工的时候应该都有一种取得保存他生命的食物的权利，这就是生存权。
其次，是劳动权。一个人在十八岁以上六十岁以下有气有力的时候，除开他自己发懒不做工可以让他饿死不算数外，在理都应该把工给他们做，工人就有种要求做工的权利。若是工人有力而社会无事可以买他的力，事实上工人不得不“赋闲”时，社会就应该本着罪不在工人的理由而给他们平等的工资，这就是劳动权。
再次，是其他一系列的权利。如人民群众应当拥有“人权”，政治权利，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权，应当拥有休息权、教育权、老病保养权等。
另外，毛泽东还特别看重职业者参与管理的权利。他认为，职业者应当有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职业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职业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二）关注农民的共同富裕
如何使农民实现共同富裕是毛泽东最关注的问题，他认为，如果我们没有新东西给农民，不能帮助农民提高生产力，增加收入共同富裕起来，那些穷的就不相信我们。要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就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要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穷的要富起来，所有农民都要富裕，并且富裕的程度要大大地超过现在的富裕农民。
在毛泽东看来，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的唯一出路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对于他们来说，除了社会主义，再无别的出路，全国大多数农民，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灾荒，只有联合起来，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才能达到目的。
针对农业合作化初期存在的“富农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像汪洋大海一样的个体农民的所有制”可能导致两极分化现象及可能破坏工农联盟，毛泽东认为，这个问题，只有在新的基础之上才能获得解决。这就是在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地实现对于手工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即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只要合作化了，全体农村人民就会一年一年地富裕起来。
在这里，毛泽东不但把合作社看作是社员发展生产共同富裕的必要组织形式，而且认识到合作社可以避免农村的两极分化，认为只有走社会主义合作化道路，才能消灭剥削制度，而只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可以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根本目标。这是毛泽东在我党历史上首次正式提出“共同富裕”这一科学概念。
（三）反对两极分化和平均主义
特有的时代条件，使得我国社会存在着有损于公正原则的两极分化和平均主义这样两种比较典型的现象，毛泽东认为反对平均主义，是正确的；但反对过头了，会发生个人主义。过分悬殊也是不对的。我们的提法是既反对平均主义，也反对过分悬殊。
第一，毛泽东担心中国社会出现两极分化。例如，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毛泽东认为，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的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间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毛泽东的担心不无道理，但解决问题的药方显然值得商榷。例如，他认为防止农村中出现两极分化的途径在于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
第二，毛泽东对绝对平均主义进行了深入批判。从红军时代直至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经常批判绝对平均主义；新中国成立以后，对于各种“共产风”的批评也是络绎不绝。
毛泽东认为，所谓平均主义倾向，即是否认各个生产队和每个个人的收入应当有所差别。而否认这种差别，就是否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所谓过分集中倾向，即否认生产队的所有制，否认生产队应有的权利，任意把生产队的财产上调到公社来。上述两种倾向，都包含有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这当然是不对的。
毛泽东对于公正问题的见解不仅比较全面，而且是具有现代意义的，同传统的公正观截然不同。毛泽东公正思想的积极方面主要体现在：有关人民基本权利的思想推动了中国人民反对封建剥削与压迫的进程；有关农民共同富裕的思想，促进了农村的发展；有关性别平等、妇女解放的思想在我国的实践获得成功，这不仅是真正人道主义的体现，是平等、自由理念在现实社会中的实现，同时也是对中国人力资源的巨大开发。
大众教育思想促进了大众教育的发展，提升了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并为以后高等教育的正常发展、为我国整个教育事业的协调发展奠定了比较踏实的基础；有关反对两极分化的思想对于改革开放以来的我国社会如何建立一个发达而健康的社会、对于确立以人为本位的社会发展宗旨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有关反对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不仅为当时我国社会避免陷入彻底的平均主义划定了最后的底线，也为今天的我国社会清除平均主义的痼疾提供了依据和有价值的借鉴等。
毛泽东在领导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对分配制度、工资制度、就业制度、医疗保障制度以及农村体制的思考都包含着对公平和正义的追求，但在实践中，却走进了平均主义的误区。邓小平在领导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则力图克服平均主义，提出了先富带后富、以共同富裕为价值取向的社会主义公正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