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安（前179～前122），汉高祖刘邦之孙，后被封为淮南王。
刘安文采斐然，博闻强记，有过人的文学才能。汉文帝十分器重他。一次下诏让他撰写一篇《离骚赋》。刘安在凌晨受命，到早饭时间已经写完，深得皇帝喜爱。天下许多方术之士都投奔到他的门下。刘安后因图谋兵变事发，自杀身死。
《淮南子》是刘安及其门客苏非、李尚被等集体撰写的。该书又名《淮南鸿烈》。《汉书·艺文志》著录《淮南子》内21篇、外31篇，现仅存21篇。篇目为：原道、淑真、天文、隧形、时则、览冥、精神、本经、主术、缪称、齐俗、道应、汜论、诠言、兵略、说山、说林、人间、修务、泰族、要略。
《汉书·艺文志》将该书列入杂家，汉许慎、高诱均有注本，《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及《宋史·艺文志》等皆见记录。许注后亡佚，清孙冯翼辑有一卷，有问经堂刊本。传世为高诱注本，篇目下皆有“训”字。清有杭州书局《二十二子》重刻庄达吉校本等。刘家本撰《淮南子集证》二十一卷，有上海中华书局1921年排印本。刘文典撰《淮南鸿烈集解》，有商务印书馆排印本。1983年中国科学院出版社出版有杨树达著《淮南子证闻》。
《淮南子》是以道家自然天道观为主导，综合道、法、阴阳各家之说。论述“道”和“气”的。《兵略训》即是其中专论军事的一篇，代表了西汉初期的军事理论水平。
《淮南子·兵略训》是在它所认为的道是“覆天盖地”，“高不可际”，“深不可测”的思想指导下，博采先秦各家兵书，综合而成的一篇军事哲学著作。在战争观问题上，立论比较鲜明。在战略、战术上则多继承而少创见。
作者认为战争的起源是：“人有衣食之情，而物弗能足也。故群居杂处，分不均，求不赡则争，争则强胁弱而勇侵怯。”这就是说战争起源于物质利益的分配不均而引起的暴力争夺。这比起前人的相关论述要深刻得多。
战争的目的是“禁暴讨乱”，“导之以德而不听，则临之以威武”，“故义兵之至也，至于不战而止”。该书明确地区分了“义战”与“不义战”。
作者继承前人军事思想，提出了“全兵先胜后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的主张。它认为战争胜负的根本，不在军事的强弱，而在政治的得失。得道者得民心，弱可以变强；失道者失民心，强亦可变弱。所以，政治强大，虽有军队但不必发动战争，也可使敌人伏首称臣，这实际上是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全胜战略思想在汉代的发展。“凡用兵者，必先自庙战。”因为政治得失决定军事的胜负，所以在战争之前就必须先谋划于庙堂之上，对双方力量加以比较，从国君、将帅、民心、治乱、军粮、士卒、武器等方面进行分析，论证是否已经具备了胜利的条件，如此可作到先胜而后战。作者称这种作战方法为“庙战”。
对于战术中动与静的辩证关系，作者认为军队不动则已，动则无形，“神出而鬼行”，出敌不意，攻其不备。不仅于此，善于采取军事行动者，必须做到：行动迅猛有“气势”，善用地形占“地势”，根据敌情知“因势”，巧妙侦察设伏善“知权”，调遣军队灵活有序知“事权”。另外，还要以静制动，以无形制有形，以无为制有为。
《兵略训》还十分重视将帅的作用，作者用很大篇幅阐述了有关将帅的理论。将帅根据其能力可分为上中下三类：“上将”，能够得天道、得地利、得人心，且用兵坚定而有气势，是常胜将军；“中将”。不知天道，不知地利，但得人心，有气势，胜多而败少；“下将”，无坚定主张，性自多疑，动辄败北。“将军之心”要宽宏公允，含而不露。既能随时变通，又不轻易受外界环境影响而动摇主张。将帅要威仪并用，与士卒同甘共苦。威仪并用就是赏罚分明，赏使士兵冒死征战，罚使士兵令行禁止，如此，军队才有战斗力。此外，将领必须爱兵，才能得到兵的爱戴。将帅应具备“三隧、四仪、五行、十守”诸项优秀品质。作者认为将帅最应注意的是士气的“实”与“虚”：官兵有隙，互不相得为虚；上下同心，同仇敌忾为实。将领要统帅军队，完成任务必须建立一个合理的指挥保障体系，包括以下几方面专门辅助人员：“尉之官”，即军事参谋人员；“侯之官”，即侦察人员；“司空之官”，即后勤人员；“舆之官”，收容联络人员。这比《六韬》的有关论述更为充分和完善。
所有这些对战争起源、战争目的、战争性质和战争胜败主要因素的论断，既继承了前人的观点，也在某些地方超过了前人。在具体的战略、战术问题上，继承了前人虚实、奇正、分合、示形等，归结为“神莫贵于天；势莫贵于地；动莫急于时；用莫利于人”。“上将之用兵也，上得天道，下得地利，中得人心”。只是提法不同而没有什么新的发展，这是因为刘安等人，本身缺少战争实践经验，所以只能是在理论上进行阐发，在哲理上加以提高。又由于《淮南子》是由众人编篡而成，其思想观点也不尽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