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望论语
·历揽古今多少兴亡事，苟且者均难苟且，偷生者也皆难偷生。强者之所以强，就在于对手太弱的缘故。
·如果性格懦弱者，只掌控自己的人生，那只是他个人的不幸，但如果由他来决定国家民族的命运，那就是整个天下莫大的悲剧了。
·只满足于小欲望者，如何能够成就大事业？
公元960年，后周的殿前都点检（约相当于首都卫戍司令）赵匡胤，慌称北汉军南进，率军至开封城外四十里的陈桥驿，在其弟赵光义、谋士赵普等密谋下，发动兵变，黄袍加身，做了皇帝。取后周而代之，建立了宋。为了与以后建都临安（今杭州）的南宋相区分，史称北宋。
当时赵匡胤所建立的北宋王朝，其实只囿于中原一隅，北有北汉虎视眈眈，南有南汉分庭抗礼，东有南唐并立，西有后蜀存在，依然是一幅群雄分据的局面。
最终将由谁来一统天下？
在公元960年的军事地图上，可以看出有此势力者，首推北宋。其次，为南唐和后蜀。北宋占有中原腹心，大有统一北方之势，在战略上处于有利地位；南唐久据江南富庶之乡，经济势力雄厚，有坚强的后盾；后蜀属天府之国，经济势力也不可小瞧。因而在960年的军事对阵中，尚难以断定会鹿死谁手。
但在公元960年的性格地图上，强弱竟是那么分明，反差竟是那样巨大。一看，便见分晓。
赵匡胤、李煜、孟昶，这三个掌握天下走势的男人，性格的差别都溶入到了历史进程之中了。他们的欲望和胸怀，构成了一幅对比鲜明的性格图。
赵匡胤，“容貌雄伟，器度豁如”“学骑射，辄出人上，粗通文墨，行伍出身”、“起介胄之中，践九五之位”，他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用并不高明的阴谋手段篡夺皇位，还有什么不敢做呢？本来就来路不正的皇位，只有座踏实了，才放心。所以，他一即位，对内即用“酒杯释兵权”解除臣下兵权，防止他们效法自己；对外便开始了连续的征战，实施武力统一。
李煜，饱读诗书，多才多艺，纯粹是一个风流才子。他的特长是填词、饮酒，为美女描眉，在歌舞升平中，总在欣赏宫女演唱自己写的诗词中陶醉。当赵匡胤在北方“践九五之位”时，李煜的父亲李璟已气息奄奄，文气和脂粉味浓厚的南唐，显然无法与雄性勃发、气势威逼的北宋匹敌。而选择李煜这样文弱的儿子继承大统，无疑是其父李璟犯的致命错误。他那纤细得像女人一样的手，挥毫填词，舒缓弹琴尚可，如何能拿得起决定天下命运的大刀？他那含情的眼睛，只在女人的柳眉、笑靥、朱唇、酥胸、肥臀、金莲上流转，怎会像赵匡胤那样虎视江南山水，恨不能一口吞下。一个“少聪悟，喜读书属文，工书画，知音律”的文弱书生，如何会是“起介胄之中”的赳赳武夫的对手呢？
至于那个孟昶，则属于另一类。“初，昶在蜀专务奢靡，为七宝溺器，他物称是”。他纯粹是一个玩物丧志的花花公子，哪里还有什么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
由于这两个对手太弱了，越发显得赵匡胤太强。
两弱相比择其更弱。
赵匡胤征服的欲望最强烈，他的刀锋首先指向了后蜀。可能是出于战略和力量对比的考虑，可能是对两人性格分析做出的判断。孟昶在赵匡胤的皇位刚座稳不久的公元965年便面临被宰割的危险。
怎么办？
孟昶懦弱的性格在此生死存亡之际，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及兵至”，他也曾想“拒战”。但在一时失利后，“昶大惧”，既无御敌之策，又无抵抗的信心，恐惧加上慌乱，如何能抵抗强敌的进攻呢？更为荒唐的是，他竟让比他更荒淫无耻的儿子统率募兵，这位少爷不知亡国之祸已至，依旧携带美女，“晨夜嬉戏，不恤军政”。有这样的父子。怎能逃脱覆亡的厄运？面临强敌，“昶益惶骇”，彻底绝望了。“请降”做俘虏，企图苟且偷生，便成了他最后的选择。
连国都亡了，自己还苟活着有什么意义？待“昶率子弟素服待罪阙下”时，他已由昔日万人之主的君王，沦落为人人不齿的阶下囚了。如此奇耻大辱，他竟然能默默忍受！他还能厚着脸皮接受赵匡胤的封赏，真是把蜀国的人都丢尽了。
但胜利者在充分欣赏失败者的丑态后，是不会允许他苟活下去的。“昶数日卒，年四十七”，显然，不是自杀！他这样的角色，是没有自杀的勇气的。
而他的蜀国，在几乎未遇像样抵抗的情况下，基本完好无损地成为赵匡胤的战利品。“蜀主孟昶降。得州四十五，县一百九十八，户五十三万四千三百有九。”如此并不算太弱的势力，竟轻而易举地就易主了。
厄运直接来自于孟昶懦弱的性格。他想苟且，却连命也赔上了。他的军队命运如何呢？“王全斌杀蜀降兵二万七千人于成都。”就像杀圈起来的猪羊那样不费多大的力气。因为放下武器的军人，连动物那点反抗精神也丧失了。
而如此悲剧，皆直接源自孟昶性格的懦弱。
君王城上树降旗，
妾在深宫哪里知？
十四万人齐解甲，
宁无一个是男儿？
孟昶的宠妃花蕊夫人写的这首诗中充满了对这位只知投降的君王的蔑视和怨恨。她倒有些许血性，可惜只生得个女儿身、卑贱命。
“十四万人齐解甲”，是由于“君王城上树降旗”，如果君王城头树的是战旗，摆的是战鼓会如何呢？如果君王励精图治，大修武备，赵匡胤的刀剑还敢轻易西指吗？
因此，历揽古今多少兴亡事，苟且者均难苟且，偷生者也皆难偷生。强者之所以强，就在于对手太弱的缘故。
赵匡胤以强者对弱者的傲慢和霸气，灭了西蜀后，他征服天下的欲望更强烈，于是，便沿江而下，剑锋直指南唐了。
与荒淫无道的孟昶相比，南唐后主李煜更多了书生意气。他早知赵匡胤垂涎江南富庶，志在必得。于是“虽外示畏服，修藩臣之礼，而内实缮甲募兵，潜为战备”。但“畏服”得过头了，示弱于敌，不等于在刺激对手疯狂的征服欲吗？
“煜每闻朝廷出师克捷及嘉庆这事，必遣使犒师修贡”，这样“畏服”的结果是，既增强了强敌的信心，又扩充了强敌的实力，等于在不断资敌灭己。
越“畏服”，强敌越想征服，越欲快征服。“二月癸卯，南唐、吴越进长春节御衣、金银器、锦绮以千计”、“五月，南唐贺文明殿成，进银万两”，“会岭南平，煜惧，上表，遂改唐国主为江南国主，唐国印为江南国印。又上表请所赐诏呼名，许之”。人家还未动手，自己倒先装起孙子来了，这样的君王还配为人主吗？李煜一厢情愿地梦想只要称臣纳贡，赵匡胤就会手下留情的。所以，他的“畏服”更甚。“江南进绢数万，御衣、金带、器用数百事”，“五年，长春节，制贡钱三十万，遂以为常”，“是岁，煜又贡米麦二十万石”，这不等于不断出钱出粮，不打自求，让人家动手吗？就像用肥羊喂恶狼，幻想喂饱了的恶狼，不会吃自己。孰不知，喂饱了的狼，力气更大，牙齿更利，也更凶狠，吃起自己来是连骨头也不会剩下的。
赵匡胤是要吞并江南的，与其“畏服”，称臣纳贡，以钱粮资敌，不知切实“缮甲募兵”，全力战备，尚可自保。甚至反过来，让敌“畏服”，北伐灭宋，也不是没有一点可能。
但李煜只一味“畏服”，对主战将领的建议充耳不闻，对有识之士的图强之策束之高阁，结果连继续“畏服”“犒师修贡”也不再可能了。
赵匡胤久久垂诞江南，早已迫不及待了。
“七年秋，遂诏煜赴阙，煜称疾不奉诏”，“冬，兴师致讨”，这只是一个发兵的借口，“畏服”是不够的，只有完全征服了，才算放心。
李煜与那孟昶一样，并未认真备战，在宋军的大举进攻面前，处处失利，节节败退，陷入了一片恐惧和混乱之中。
“曹彬等将舟师步骑发江陵，水陆并进”，早已磨得锋利无比的刀剑终于出鞘了。一贯“畏服”的李煜，哪里还有招架之力？接下来，“彬败江南军于采石”，“彬败江南军于新林砦”，“彬败江南军于白鹭州”，“彬败江南军于秦淮北”，宋军步步进逼，已兵临城下了。李煜仍不思退敌之策，不求反攻图存之道，还想靠“畏服”苟延残喘，“江南主贡银五万两，绢五万匹，乞缓师”，真是天真之极，可笑之极，可悲之极。
李煜都不想想，那些一路血战而来的宋兵，若依旧只为了得到一些银和绢的话，何必劳师费力，千里征战呢？
而“乞缓师”的同时，这位风流君主还在写诗填词：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河山。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楼作烟萝，几曾识干戈？
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在那样的时候，面对那样的场面，他竟还能填写出这样的词来，可见“垂泪对宫娥”的悲剧的确源自“几曾识干戈”。他与孟昶一样连自杀报国的勇气也没有，除过沦为囚徒，还会怎样？
“八年冬，城陷，曹彬等驻兵于宫门，煜率其近臣迎拜于门”，屈辱的俘虏余生由此开始了。“九年春正月辛末，御明德门，见李煜于楼下，不用献俘仪”。“乙亥，封李煜为违命侯，子弟臣僚班爵有差”，这样的优待，犹如猫嬉老鼠一般，只是为了满足撕咬、吞食前的心理需求而已。赵匡胤不让他“畏服”，还会让他“违命”活着吗？
“三年七月，卒，年四十二”，显然，也不是自杀，他和孟昶一样是没有勇气自杀以谢天下的。与“昶数日卒”有些不同的是，他是“违命”苟活了两年多，才“卒”的。可能，这是赵匡胤对他一贯“畏服”几乎耗尽国本民财“犒师修贡”的一种回报吧。
而他的南唐国，也与后蜀一样几乎原封不动地归降了。“江南平，凡得州十九、郡三、县一百八十，户六十五万五千六十”，比后蜀还多，比后蜀更富庶，若不长期“畏服”，真正的“缮甲募兵”，那究竟谁“违命”，尚在两可之间。
由北宋、后蜀及南唐的兴亡可以看出，当权者的性格，在非常时期往往起相当的决定作用。赵匡胤、孟昶、李煜性格的巨大差异，是导致其命运不同的主要因素之一。
历史，总是由强者最终写成的。
在公元960年的性格地图上，看得很清楚。
如果性格懦弱者，只掌控自己的人生，那只是他个人的不幸，但如果由他来决定国家民族的命运，那就是整个天下莫大的悲剧了。
性格懦弱者，是做不出强硬的事的。
只满足于小欲望者，如何能够成就大事业？
动力加油站
一只狼、一只羊、一头猪之间的较量，结果一看便知。
一只狼、一只虎，一只狮子之间的较量，结果尚难以料定。
是凶猛与懦弱，狂暴与懒散，凶猛与凶猛的对抗，决定着胜败。
谁是狼？谁是羊？
谁是虎？谁是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