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想起来像场噩梦，也庆幸自己能够醒了过来。
一九八一年我由杂志社的摄影编辑转入电视制作。起先所有心力都耗在节目的内容策划及事务性协调，后因部分同仁离去，不得不自己投入影片剪辑与配乐，最后连剧本都得亲自执笔。整整有两年之久，我根本就没心情拍照。
这段期间我的相机越换越好，冲放照片也从最早的克难楼梯间，改成在近七坪[1]大的舒适暗房里作业。然而，工具上的改善非但没有挽回我往日对摄影的信心，反而令我更加空虚；对观景窗中所看到的景象一日比一日冷感。往日一天要拍掉好几卷底片，此时却是一卷底片往往在相机里搁上数月，直到冲洗出来时才发现已受潮、发霉、变质。
很难形容那阵子的心情，只觉得虚弱、焦虑、无奈；唯一觉得安慰的就是电视节目越做越来劲，效率也越来越高。但我也知道，这方面的顺利只是短暂麻木一下摄影离我远去的恐惧。每当看到被贮藏在除湿箱里的相机、走入有自动灯光控制的暗房，心头就一阵绞痛。
摄影
当极度苦闷时，我经常反刍着以前的摄影经验聊以自慰。在杂志任职期间，摄影不但是我的工作、兴趣，更是一种生活。每天走在路上，周遭的人事物对我来说都是活生生的一出戏，只要定神就能欣赏得很愉快，记录得很兴奋。
摄影是一项非要介入别人生活不可的行为，一个人在开心笑着、悲伤哭着或其他什么的，都是极为个人的反应。而拍摄这些画面，从某种意义来说，就是揭露别人的隐私。
另一方面，摄影又是一种攻击性很强的行为，以掠夺别人的影像来构成自己的艺术表现。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摄影者也是不折不扣的导演。他对眼前的现实景象有一种期许，会下意识地希望迎面而来的人走入理想的位置，与背景达到一种彼此呼应的关系，透露更多的内涵。若是对方没有朝期望的方向走入，摄影者就会迫不及待地调整自己的角度，甚至紧跟着追击，好让观景窗框取到“希望的时空”。事实上，摄影者是个让对象踏入陷阱的导演，或者说是狩猎者吧！
一九八三年的一个电视节目录制作业，让我发现了基隆市和平岛附近的八尺门。那时的我就像找到了救星，从观景窗看到的东西竟然是温暖的，不再冷冰冰。
八尺门的原住民不因都市影响而改变其原有的生活形态，对任何陌生外客都极尽坦诚地接纳，不存任何戒心。他们的脸孔比都市人健康充实得太多，极不容易被挫折打倒。在这里，我不但寻回了自己与摄影、与对象之间的亲密关系，也学到了一个至理——无论环境有多困苦，会击垮我们的不是外力，而是自己。
正是这些因素，使摄影家和被拍摄对象有十分奇特的关系，有时比骨肉还亲，有时却比仇人还敌。不管怎样，我曾经深深浸沐于这种关系之中，而且多半都觉得和被我拍的人非常亲近，让我觉得生命是如此可贵、生活是如此丰富。
八尺门
一九八三年的一个电视节目录制作业，让我发现了基隆市和平岛附近的八尺门。那时的我就像找到了救星，从观景窗看到的东西竟然是温暖的，不再冷冰冰。我明白，只要持之以恒地拍摄这里，就能重拾以往的丰富与充实。就这样，我前后造访这个小聚落不下二十回。起先还要强迫自己尽量抽空前去，哪怕是散心也好，但在冲洗出来的一卷卷底片上，我看到了自己逐渐恢复的元气——照相机、我与对象之间的元气。
我拍八尺门的心态非常自私，只是希望借这个摄影计划来解脱苦闷、突破艺术表现，并没有刻意报道八尺门村民的处境，以唤起社会的关注与同情。不过，影像记录了活生生的脸孔、明明白白的背景；他们的工作、生活、游戏、欢乐与忧伤，仍然透过我的构图与快门时机的选择一一释放，成为这组照片的主要内容。
一九六三年，这个原本荒芜的小山坳陆续聚落了一些由台东、花莲迁来的阿美族原住民，因为这儿比故乡容易赚钱养家。他们清一色受雇于船东，在远洋与近海捕鱼，后来又将妻小父母接来，逐渐形成一个都市山胞的新聚落。一九七四年左右，阿美族人大批进驻八尺门，发展成为二百多户人家的局面。
居民兴建家园的过程艰辛坎坷，由于土地为国有，所有建筑都是违章，故数度遭逢拆除的命运。然而，八尺门村民就屡拆屡建，在整个山坳塞满水泄不通的简陋木板屋。获得电力供应约莫是在一九七八年，但饮水问题仍未有妥善的解决，一直是由外村接管引入，始终没有纳入基隆市的自来水系统。
八尺门的原住民不因都市影响而改变其原有的生活形态，对任何陌生外客都极尽坦诚地接纳，不存任何戒心。男人们出海捕鱼，返家的短暂假期便镇日酗酒。小孩成群地向相机镜头前面拥，妇人们偶尔替手工艺品商行在厝里做代工，家家户户的电视机在中午开播之前就老早开着等待……生活细节与环境带着忧郁的气息，随着四处乱积的垃圾味儿飘浮。
奇特的是，在这种情形下，他们的脸孔依旧比都市人健康充实得太多，极不容易被挫折打倒。在这里，我不但寻回了自己与摄影、与对象之间的亲密关系，也学到了一个至理——无论环境有多困苦，会击垮我们的不是外力，而是自己。
谨以此书向八尺门的所有人致敬，尤其是照片里的大小朋友们。
写于一九八五年
注释
[1]台湾常用的建筑面积单位，延用日本面积单位。一坪合3.3057平方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