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提示：我与郎教授的相同点在于，都认为“虚”的产业才是吸收大学生的行业，中国大学生就业难就在于“虚”的不够，“虚”的经济在国际上无竞争力，也就不可能吸收太多的大学生就业。
那么，我的解释与郎咸平的“6+1”理论有什么异同之处呢？相同之处在于，两者都看到了“虚”的层面是能吸纳大学生就业的所在，没错，吸收大学生的就是“6+1”的“6”。不同之处在于，郎咸平只停留在了表面的七个环节，错误地得出今天的国际竞争不再是产品竞争，而是产业链的竞争结论。
要证明郎咸平的错误非常简单，按照他的理论，我们只要发展好“6+1”的“6”就能在国际产业链竞争中取胜，大学生就业问题就迎刃而解，而实际上，中国在“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零售”等六个环节早就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准，许多世界品牌的这六个环节都是中国人在做，除了产品设计这一环可能稍逊，其他五个环节中国人做得非常好。
事实上，问题的关键根本就不在于这六个环节本身，问题仍然在于产品（品牌），国际竞争仍然是产品的竞争，而不是所谓产业链竞争，你只要创立了世界级的品牌，那六个环节自然而然就运作起来；如果你没有品牌，去搞这六个环节就如同“巧妇做无米之炊”。也就是说，所谓六个环节，是围绕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品牌去运作的，而不是独立存在的，是品牌创立之后催生了六个环节，而不是靠六个环节本身去竞争。如果中国创造出一个可以和耐克匹敌的世界级运动品牌产品，那六个环节马上就会运作起来，大学生就业岗位就源源不断。
所以，中国大学生就业难的真实原因不是因为我们的“6+1”整合不好，或者后面六个环节做不好，而在于我们缺乏让这六个环节产生价值的品牌和“虚”的产业。换句话说，很多业已存在世界品牌，如果要把七个环节尤其是后面六个环节全部交给中国来做，今天的中国已经有能力做好。
事实上，从品牌的创立角度，品牌的打造只与六个环节中的“产品设计”有关联，要在当今世界创立一个品牌，一流的产品设计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品牌打造是一个综合性的庞大工程，并不是单靠设计就能成功。所以说，“6”是果，而不是因，把大学生就业难归根于“6”是荒谬的。
中国大学生就业难的全部真相
阅读提示：要解决中国的大学生就业问题，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大力发展“大学生密集型产业”，也就是要在高技术和虚拟产业上在世界范围内杀出若干条血路，日本和韩国都能做到，中国也一定能做到
“6+1”理论除了肤浅之外，还在于片面，仅仅涉及了产业领域的大学生就业，而实际上，政府部门也是吸收大学生就业的关键领域，政府对大学生的需求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维持日常运作，二是开发公共产品（包括国防产品与技术研发、制度设计、法律建设、经济政策研究等）。大量的大学生是直接进入政府工作或者为政府打工的，国家战略和方针政策也就成为影响大学生就业的一个重要因素。
因此，我想综合考察中国大学生就业困难的原因，但政治层面只一笔带过：
其一，国家战略，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低技术发展战略，国家对技术研发和自主创新投资严重不足，这一领域恰好是需要大学生来完成的。
其二，法制化进程。我国的法制化进程障碍相当大，行政力量依然非常强大，法律“说话”不算，这就导致法律人才的需求大打折扣，如果我们能像美国那样，每一个人都聘请为自己长期服务的私人律师，法律专业的大学生就业将大大增加（增加数十倍、数百倍甚至数千倍），不够用了，其他专业的大学生就会转法律类。
其三，其他一些短期政府政策。
我们回到经济层面作为探讨的重点，毕竟大学生就业是一个经济问题。从经济角度看，只有两类产业是“大学生密集型产业”，这就是高技术产业和“虚”的产业，大学生就业难在于缺少这两种“大学生密集型产业”，而不在于什么“6+1”。
从高技术产业看，我们的计算机产业、软件产业、汽车工业、军事工业、航空航天工业没有一个能在世界上占据重要位置，产品在世界范围内销量太小，自然就无法吸收更多的大学生来生产、研发产品。在这些方面，中国哪怕能在一个领域占据世界市场的较大份额，就能让理工科大学生就业大大改观，韩国都能创造出现代这样的世界品牌，难道中国举全国之力就不能做出一个来吗？
从“虚”的产业看，我们几乎不拥有世界级的品牌，没有一个奢侈品牌；我们的明星娱乐产业冲不出华人圈；我们的金融业非但不能剥削别人，反而成为国际游资席卷我国财富的工具，所谓国际金融中心香港也主要靠内地支撑着。“虚”的产业无一例外都是大学生密集型产业。
如果我们有世界级的品牌，我们就可以虚拟化经营，让印度的廉价劳动力为我们生产物质产品，我们只须雇用大量大学生进行技术研发、外观设计，广告宣传（明星代言）。须知，韩国三星手机仅仅外观设计团队就聘请了500多名艺术类的大学生，软件和硬件等技术类的大学生更是数量巨大。
如果我们有真正的世界级的金融服务业，我们经济类的毕业生就不必挤破脑袋去外国的投行，我们自己就能消化掉这些毕业生。
如果我们有能走出国门的娱乐业，我们就需要大量的文科大学生进行编剧、摄像、表演、导演、营销、宣传、策划等，事实是，我们连“韩流”都抵挡不住。我们所谓去了好莱坞发展的导演和演员，只不过出口转内销而已，他们只是充当了美国人占领中国市场的好工具。我们的娱乐明星如果也只能在华人圈里折腾，那么所能吸纳大学生的数量是相当有限的。
如果我们能有在世界范围内或者至少在亚洲范围内大行于世的软件、网游产品，我们就可以吸收大量的计算机专业的大学生进行软件开发和产品生产。事实上，我们的网游市场被韩国人占据了半壁江山。
纵观所有发达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在某些“虚”的产业或高技术产业上在国际范围内占据一席之地，这是他们不存在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共同原因。法国有无数奢侈品和国际品牌、还有飞机，德国也有诸多国际品牌，日本汽车工业世界首屈一指，美国军工、金融服务业、汽车行业也是世界领军，韩国有三星、现代等国际品牌。所以中国大学生就业难，不在于“6+1”，不在于高校扩招，也不在于专业不对口，我们的大学生比例还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而在于缺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技术产业和“虚”的产业，一句话，我们缺乏“大学生密集型产业”。
要解决中国的大学生就业问题，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大力发展“大学生密集型产业”，也就是要在高技术和虚拟产业上在世界范围内杀出若干条血路，日本和韩国都能做到，中国也一定能做到。须知，日本和韩国乃至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都是依靠大量虚拟产业寄生在中国内地无数劳动者身上的，我们必须摆脱这样的悲哀局面。
在2007年至2008年之间，在金融危机中中国出口型经济困局初现之时，郎教授对于中国面临的经济困难有一个解释，许多人认为很有道理，但我从中发现了一个很搞笑的逻辑：中小企业因为缺钱而腾出钱来炒股炒楼。
各位不信郎教授会提出这样自相矛盾的“理论”吗？且听我娓娓道来。
中国面临的经济困难真相
郎教授推翻了自己的说法
阅读提示：在次贷危机爆发之初，郎教授一直鼓吹说中国的制造业危机与次贷危机无关，主要是中国政府错误的宏观调控政策导致了中国出口企业的困境。转眼到了2009年，我却发现郎教授改变了说法，开始说中国的制造业危机完全就是因为次贷危机导致美国消费者借不到钱了，无法像以前那样大肆购买中国货，中国制造业由此丧失了美国需求，所以才发生了危机。显然，郎教授后面的说法是靠谱的，这本来是众所周知的简单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