钰的婆婆是位律师，也许是职业习惯，凡事锱铢必较，算盘打得忒精。
结婚前，婆婆就替儿子方准备好了婚房，而且是一次性付款，并且说了，装修也不需要钰掏钱，一度让小姐妹非常羡慕钰；多好的婆家，一切做得稳帖妥当，哪像我们这些人，两边靠不上，完全得靠自己，结个婚，小家庭5年内的消费能力都得维持低水平。
但钰的眉眼间却没有我们看到的喜悦和满足，只有淡淡的忧愁。
婚房装修，毕竟是小两口自己住，钰本来跃跃欲试想把自己的审美理念融入到新房里，但是婆婆完全不采纳，以装修的钱不够为由，按照自己的观念装修，50多岁人的审美和20来岁人的审美会有多大的差异啊。钰每次去新房看一次就郁闷一次。
和老公方提出来，方却全盘听母亲的，回答是：这房子反正是我妈出钱，你就别管那么多了。钰说：要不我拿出一些钱来装修如何，毕竟这房子我们自己要住，装修好些，也值。
方的态度很黏糊，既不说行也不说不行，只是嗯嗯哈哈，有次实在让钰给逼急了，说了句话，让钰心凉透底：“不用了，这房子是我家的，装修也用我家的钱，省得以后有什么变化时说不清。”
这时，钰才明白，为何婆家宁愿举债也要一次性付款，为何装修也不需要自己掏钱，为的就是不让新房和自己有半点关系。自己顶多算是拎包入住的租客，一旦离婚她可是要净身出户的。债务依然落在方头上，婚后的一部分家庭收入肯定是要还债的。
律师婆婆算得是足够精明，眼见房价蒸蒸日上，未雨绸缪地规划好了万一离婚的结果，半点亏也是不能吃的，且在外人面前话说得漂亮：买了房子又装修好了交给儿子儿媳住着。
都到谈婚论嫁的阶段了，尚且把准儿媳当外人一样防着。听了方的话，钰心如刀割，甚至有了悔婚的念头，一向劝和不劝散的姐妹，听钰如此说来，倒一致建议她不要结婚，这个家庭太精明、太冷酷，所有的感情都会被算计干净的，咱就一普通人家的女孩儿，玩不过她。
婚礼还是如期举行，请帖已经发出，钰觉得无法向准备喝喜酒的亲朋好友解释，更无法面对鬓角已经白发丛生为自己操劳一辈子的父母，不想让他们担心女儿成为高龄剩女。
这个婚姻注定就是悲剧，而悲剧就是这个精明过头的婆婆一手酿成的。
婚后，钰才知道，婆婆在钱财上算得精明不仅针对她，甚至对公公也不例外。婆婆作为律师，收入自然不低，但家庭开销基本由公公的收入负责。婆婆的收入用以作家庭投资，但这方面公公是基本插不上手也插不上话，甚至连具体资金都不知道。
2007年，房地产大热的时期，婆婆与其他人合伙开发一个县城的某个小楼盘，资金有些紧张，于是让公公从亲戚朋友处借了不少的钱。没想到2008年，楼市遇冷，资金无法回笼。债主纷纷上门，婆婆从不出面，只让公公一人应付，如果有人找到婆婆，她就一句话：“不知道，要找就找我家老头子去。”
公公因此得了精神抑郁症，半年后忽然跳楼自杀了。家里人知道公公的死多少是因为婆婆造成的，对婆婆很不齿。
然而婆婆做了一件更让人心寒之事。公公的头七刚过，她便带着儿子方找到奶奶（公公的妈妈），要奶奶签份协议，以后奶奶住的房子必须由方一人继承，理由是奶奶的房子是公公给买的。而公公身后背着姑姑们的债务，婆婆压根不提。
钰得知老公居然和婆婆一起在公公头七刚过就给奶奶心头再扎一刀，对他也绝望了。此时钰已经生了一个女儿宝儿，对婆婆和老公唯一的想法就是：你们对宝儿好些就算了。
让钰生了从这个家庭脱离出来的念头又是婆婆的一句话，也是从奶奶的这个房子说起的，钰本来还想劝婆婆，别和姑姑奶奶这些人分得太清了。婆婆说道：“我的钱不会给他们，只会留给儿子，连宝儿也别想从这里分到一分钱。”老太太咬牙切齿的样子不禁让钰打了个寒战。
婆婆的房地产开发在2009年年初低价转给了其他开发商，钱没有赚到，倒赔了不少，住在原来的房子里，婆婆感觉公公无处不在，变得胆小敏感，甚至睡觉都得开着灯，做了亏心的事，岂能安枕入梦？这套本来是和儿子儿媳婚房一起买的，就是同一个单元的面对面，最终还是卖掉了，又重新在市区买了一套房子，因为卖得急，价格不是很好。一进一出，倒去了不少的费用，她只好感叹流年不利。
钱攥在手里，就如细沙攥在手里，越捏得紧，流逝越快。婆婆觉得除了她儿子外，一切都是虚无，远不及钱来得实在，却不想抓得越紧，丢得越快。
这个家庭冷漠得只剩下了钱，方一切都顺从婆婆，和钰钱算得清楚而明白，钰带着宝儿终于离开了这个家，与方分居，而方每个月只给500元算是宝儿生活费。方虽然没有婆婆精明得可怕，但也是冷漠自私。一天一天下来两人感情变得比纸还薄，最终离婚了事，离婚也如婆婆当年打算的：钰净身出户。
婆婆和老公方母子守着那堆冰凉的钱，庆幸当年计算精明，儿媳离婚一分都带不走，两人只道是有钱好傍身，至今不知道这个家为何死的死、走的走、散的散。
当叛逆期遇上更年期。
不知是不是老了，总是想到过去，想到当年激情飞扬、桀骜叛逆的20岁的时光，想到的是和妈妈观点相左之后的执拗和对抗。而且是在妈妈生命的最后一年，不肯退让的倔强让我们母女关系陷入了一个冰点。也许这样的状态，是大部分母女都会经历的一个阶段，越过这个阶段之后，母女关系会进入融洽期，但我却没了机会。
如今，我处在当年我的年龄和妈妈的年龄中间，向上能触及妈妈这个年龄的思想，向下能知道20岁时我的心路历程，却发现当年无所谓谁对谁错，所思所行都是希望女儿（我）更好。
记得17岁考上大学的那一刻，亲人们的祝贺无一例外都是：“真是不错，够争气，就是专业不太好，毕业分配可就难了。”在这带点惋惜的祝贺声中，我明白考上大学不是改变境遇的手段，而只有工作才是。
我爸不是李刚，况且我连爸爸都没有，没有人能帮我，只能靠自己，因此就业分配是大学四年一直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我担心，真的担心。做班干、团干、系干、学生会干部，入党，做校报记者，到广播台做通讯员……回想起来，那时的我就不是一个纯粹的人，不是一个高尚的人，所作所为，不是为了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只是为了能找到工作，高尚的口号落到实际不过是卑微地讨生活。稍稍说得好听些，是不想让寡居的妈妈再为我担心。
考上大学是凭借自己的本事，但分配工作就未必是了。妈妈和我一样担心，以至于担心到了焦虑，因为青年丧夫，经历了难以言说的苦楚和辛劳，她太希望我能改变命运过上好日子了。妈妈非常赞成我参加社会活动，不仅能力得到提高，而且也能在将来分配中有更多的机会。
然而分歧也是存在的，分歧的存在的最根本原因是我们24年的年龄差距。已经步入中年的妈妈，看过太多婚姻改变命运的例子，也看过太多世间不公平、不公正的事情，她相信虽然努力也能改变命运。但婚姻会来得更直接、更轻松、更快捷一些。而刚到20岁的我，初生牛犊不畏虎，相信努力和奋斗能改变命运。把爱情看得无比金贵和纯粹，不愿意把爱情附加世俗的东西。爱情就是爱情，工作就是工作，20岁的年纪把这分得无比清楚。
妈妈希望能影响我的人生观、世界观和爱情观，而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妈妈的观点，母女俩暗暗较劲。17岁考上大学是一个分水岭，妈妈认为女儿大了，不好再像过去那样当成小女孩来批评说教，应该自己能悟到生活的艰辛；而女儿又觉得经历过“文革”时代的老妈思想观念已经落后了，跟不上时代。两人都是满肚子的文章，偏就是不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