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沧桑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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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风云突变

1 天翻地覆

我在苗溪劳改农场住了一个多月,过着“山中方七日,世上一千年”的神仙生活。在那里不看报,不听广播,管你山外天翻地覆,得快活时且快活。但是我预料到好景不会长,事情在不断发生变化。

果然,我预期着的老宋忽然坐着吉普车来了。他一来就对我说:“外面闹翻天了。西南局和省委都被打倒了,头头们都成了大走资派,被抓起来了,说他们原来搞的运动,都是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全被否定了。现在西南局已经完全乱了套,你的案子也没有人管了,你到底算个什么,谁也说不清了。反正西南局过去整你的那一套都不对,已经被否定了,现在我就是来接你回去。”

老宋说的这一席话,简直把我弄蒙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原来神圣不可侵犯的党中央派出在西南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怎么会一下子就莫名其妙地被打倒了?原来大权在握,一言可以叫天地变色的我们的第一把手,怎么能在一夜之间就成为阶下囚呢?他不是长期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解放后事事都紧跟毛主席的吗?然而老宋说地有鼻子有眼的,真有那么一回事,我不能不信。第一把手精心组织的批判我的一套,全不算数,给我戴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帽子自然也自动揭掉了。一场闹剧便这样收场了吗?真叫我难以置信。

第一把手和他的一些干将都被抓了起来在挨斗争的消息,初听到时,倒也觉得痛快。想不到他们也有今天,这才多久,他们也要尝一尝挨斗争挨批判的味道了。斗人者人恒斗之,这是中国搞运动的老章程。但是我回过头理智地想了一下,却又觉得他们也是遭池鱼之殃,无辜受屈。要说他们的罪名,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那也还是和我一样,过去都是执行的一个中央的政策,既然中央和地方,除开毛主席和林帅、“中央文革小组”那一伙,以及下面的造反派,上下一起都在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又能怪得了谁?看起来他们和我,前天还是同志和同事,昨天却忽然成了仇敌,他们狠批狠斗我,今天忽然又都成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一丘之貉了。这人世的恩仇,竟是如此地无恁,如此地变化莫测,如此地令人啼笑皆非。

我问老宋,这领导机构都垮台了,那么谁来当权呢?国不可一日无君,北京有毛主席和林帅,四川谁来掌印?他说:“现在什么造反派都有,都在夺权,谁胜谁负,没有结果。到处乱纷纷的,谁也管不了谁,谁也不怕谁,都是老子天下第一。反正谁抢到公章,就是谁掌印。”

我越发吃惊了,这不是无政府主义吗?这个世界真是莫名其妙。一切似乎都颠倒了。不管怎么的,回去再说吧。

2 在劫难逃

我回到成都后,儿女都回来了,一家欢乐。家里人也来看我,见我身体很好,看来这回出去没有受什么罪,都放了心。我说:“这回出去心情虽然仍旧不好,监管的干部却没有把我当作反革命,对我严厉专政。我们倒是游了不少地方,我还有雅兴,做了不少的诗呢。”

他们说:“做什么诗?现在很乱,哪个也说不清谁是革命的,谁是反革命。都说自己是坚定的革命左派,敌对一派却总说对方是反革命。乱整一气,搞得没了个章法。所有原来当权的人都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成了反革命了。大头头们都被批判斗争,整得鸡飞狗跳,自杀的人不少。西南局就整死了好几个。……宜宾的刘结挺、张西挺两口子跑到成都来造反,成了响当当的革命派,据说还得到北京的支持,说不定将来要成为又一个‘四川王’呢。刘、张现在得了势,就实行报复,把第一把手抓起来,拉来扯去地斗得不可开交。”

这么一说,倒叫我心里发虚了。照常理说,我是被西南局第一把手整成反革命的,现在他们成了反革命,那我就应该是革命派了。但是现在是是非颠倒、黑白混淆、革命和反革命难分的时代,况且,刘、张这两口子的底细,我是略知一二的。他们是四川公认的品质恶劣连共产党员也不够格的人。前几年他们在宜宾工作时违法乱纪,整死了不少的干部,其中还有老红军。所以两人都被中央批准开除党籍。像他们那样的人,能容得下我吗?谁知道他们会怎么看我呢?家人主张我应该主动站出来揭发第一把手迫害我的事实,争取造反派和刘、张的了解,也好有个解脱。要我向刘、张这两口子低头?起初我不愿意,但是家人说,人家现在是响当当的革命派,造反派好多都听他们的。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我不向他们申诉,我怎么能出头?于是我同意这么办了。

我闭门造车,花了几天功夫,也编出了揭发西南最大的走资派、我们的第一把手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行录。反正像他们过去给我编的那些东西一样,把他所有的政策都和资本主义挂钩,把他所有的讲话都编派成是修正主义的,随便编派他不只“十大罪状”,而是几十条罪状。笔杆子在我手里,爱怎么写就怎么写,真是得心应手。反正胡说八道,说得越玄越好。当然和他们过去批判我的一样,要从《毛主席语录》中引用大量的“圣言”,作为自己立论的根据。同时也少不了对于现在的革命造反派要表示拥护。在题目的上方,还不能忘记要写上“四个伟大”,并且写上大字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样一段标准的话。这都是从他们过去批我的“奇文”上抄下来的。不过几天功夫,洋洋数万言的“控诉状”写出来了。我到底还是一个以操笔墨为生涯的笔杆子嘛。我亲自刻蜡纸油印出来,装订成册,寄给西南局的造反司令部。

我回来这么多天了,没有人来找过我,我也可以随便走动,可以出去看大字报,的确成为大家说的“逍遥派”了。我从大字报里知道西南局的造反派们正在狗咬狗地互相攻击。都说自己是响当当的革命派,是誓死保卫毛主席的红色卫士,而说对方是反革命,是“保皇党”。那互相攻击的用语之恶毒,是过去社会的烂师爷的烂笔杆子下的烂文章也相形见绌的。我读了这些文章,不觉拊掌大笑,这实在是文体的新创造呀。

但是我且慢点发笑吧。我发现那些批判文章里,也出现了说我也是走资派的文章,并且举发机关内幕,说我也是第一把手的干将,把我首先拿出来批判,不过是玩的“舍车马,保将帅”的把戏而已,要求把我也要当作走资派来批判。于是接着就出现了批判我的大字报。最奇怪的是,这些批判我的大字报,和过去第一把手组织笔杆子写的批判我的大字报比较,如出一辙。我知道这些笔杆子已经改换门庭,投到新的造反派的麾下,又发挥他们“笔杆子”的作用了。这才真是叫作“有奶便是娘”呀。

我看了这样的大字报,不免悬心吊胆。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我的命运如何,我并不能掌握。我写印的揭发我们第一把手的材料,寄出去好久了,一点反响也没有。我在机关贴了一些揭发第一把手的大字报,似乎也没有反应。我这个“逍遥派”一点也不感到逍遥了,倒是心里悬着,惶惶然不知是什么命运将要落到我的头上来。我的心境十分复杂,情绪十分波动。山雨欲来风满楼,我预感到了,但是毫无办法,像一个判了刑的人等着上法场一样。这样的境遇,本来是作诗的好时光。但是我早已没有作诗的情绪了,只写了“待决囚徒欲何之,逍遥时刻更无诗”两句便再也写不下去了。

是祸果然躲不过,终于有一天,省里所有的报纸都以头条整版篇幅登出了“中央文革小组”钦命的新贵、“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组”的负责人之一刘结挺写的一篇批判我们第一把手的皇皇大文,说他是“西南地区的赫鲁晓夫”,理所当然地是“西南地区最大的走资派”了。以前那些造反派的娃娃们,不管跳得多凶,说谁谁是走资派,那都是不足为意的。但是炙手可热的钦派四川当权人物的权威发言,那就是定性的了。我拿到报纸马上阅读,当我读到第四版,我的心马上凉了。刘结挺在他的气势汹汹的批判文章中,把我也捎上批判了一通。说我是第一把手的黑干将,是文艺黑线周扬黑帮在四川的代理人,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那当然是罪大恶极的了。他说第一把手之所以把我先抛出来批判,是在玩“舍车马、保将帅”的花招云云。

这一下完了。原来的当权派把我批判了一阵,现在新来的当权派也把我批判一通,我两边都挨打。他们两个都把我拿来作他们上台的垫脚石,祭旗的牺牲品,哪里还有什么公道可言?命也如此,我这冤案是铁定的了。我知道我的前途更加险恶了,能不能活得出来,是很难说的了。原来第一把手批我斗我,总还有几十年搞运动的传统章法,无论现在斗得多么凶,最后还要降温,实事求是地做出结论的。现在刘结挺、张西挺这两口子上台,他们的政策水平我是知道的,我十有八九是要受到更大的打击,说不一定要弄得死无葬身之地。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中央要把这么两个人弄到四川来当权。据我过去所知,他们那点本事,只能把事情整烂,要说治理天下,恐怕还不如我们这些走资派呢。

我打听一下,据说北京的康生、陈伯达、江青这些才上台的权势人物,在四川找不到他们认为合适的干将,最后终于看上了这两个打手,把他们沐猴而冠,捧上四川革委会筹备组的宝座。他们是带着一股冤气和杀气来的。他们把第一把火就烧到我们第一把手的头上,并且把我也捎上了,还会有我的好日子过吗?刘结挺一回到四川,就到那些造反的娃娃们的造反司令部去,把那些江青夸奖为“天兵天将”的红卫兵收罗起来,变成自己的虾兵蟹将。他号召他们到处造反,说是“造反有理”。大打大砸大抄,说是“旧世界要打它个落花流水”。他们到处捉走资派,说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些口号当然都来自北京的“文革”司令部。眼见一个他们说的“红色恐怖”已经造成,真叫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人人自危。各机关、学校、事业企业单位里,但凡有一个“长”字在头上的,都被扣上走资派的帽子,斗、批、抄、关、打,那自然是革命行动,成为走资派面对的家常便饭。

一般的走资派,尚且如此,我这个已经被第一把手拉出来批得体无完肤的大号走资派,又被刘、张他们这个“新生红色政权”顺手接了过去,一网子网住,自然要成为他们批斗和专政的对象了。我有如笼中一只困兽,成天在小房里转来转去,不知如何是好。我曾经想逃出去,但是现在到处布下了天罗地网,在捉走资派,没有“红色政权”颁发的通行证,我哪里跑得掉?最可能逃遁痛苦的办法就是自杀,我已经听到不止一位西南局的领导同志,用这样的办法来逃避造反派和“新生红色政权”的折磨。但是他们死后也没有逃脱戴上一顶“畏罪自杀”的“革命叛徒”的帽子。

对于我这个已经受了不知多少令人难以忍受的折磨的人来说,自杀,的确不止一次向我眨过诱惑的眼睛。而且做起来也实在十分简便,比如跳楼,触电,落井,前面已经有不少的“走资派”和“叛徒”做过示范,都是一次成功。这种办法有的人大概还嫌有一瞬间的痛苦,于是又有吃安眠药的新办法,前几天一位部级领导就是用的这个办法。据说那样做简直就是“安乐死”,一点痛苦也没有。他安卧床上,面不改色,恍如睡着了一般,说来还有一点浪漫主义色彩呢。这些办法对我好像都没有诱惑力,甚至我在流放峨眉山时,路过千丈悬崖边,曾经在心里萌动过向外跨一步,便可以了结一切,而且能够享受“乘风归去”、“羽化登仙”的快乐,我也没有下决心。我不想死,我不甘心,我要活下去。我要看一看那些整我的人们的下场。我不相信这个不知用多少烈士鲜血换来的新社会,便这样被他们几爷子葬送了。

这么一想,我的心平静下来了。反正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已经成为他们刀板上的肉,是挣不脱的,只有一任宰割,红烧清炖,随他们便了。他们可以整死我,但是想要我自寻短见,然后给我很方便地戴上一顶“叛徒”的帽子,没有门儿!

要来的灾难就快来吧。

3 形势大变

果然第二天,我所居住的科学分院机关的造反派就来理抹我了。宣布对我实行专政,把我重新看守起来,要我接受他们的批判斗争。这是我所预料到的。但是也许是因为分院造反派获得省革筹刘结挺对我的定性“诛语”较晚,一时来不及作大批判发言的准备,或者要把分院过去一直对我比较有好感的干部动员起来,对我实行大批判,还要花一点提高阶级斗争觉悟的时间,我所预料到的对我的大批判大斗争,一直没有开始。我被隔离在我原来住的一间房子里,无书可读,无过可悔,无罪可认,叫我苦闷得要死。

这间屋子里不是没有书。靠墙立着的就是五柜子书,可是都被贴上了封条,我无权取用。留给我读的就只有《毛泽东选集》和那本红宝书《毛主席语录》了,我已经通读不只一遍,有的语录背得下来了,没有兴趣老读一本书。但这个话那时候是不能说的,那是可以上纲到反革命的高度的。所以当他们来看我在干什么的时候,我一听脚步声,便赶紧把《毛主席语录》翻开来,嘴里念念有词,他们就会满意而去。

说到无过可悔,无罪可认,我却因此吃了苦头。我自认为我一不反党,二不卖国,三不犯法,何罪可认?说到有过,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一直奉公唯谨,执行的都是中央文件和上级的指示,他们有过,我当然也有过,有过则改,善莫大焉。这有什么?

然而现在是造反的时代,哪有我讲道理的余地?他们把我拉出去上斗争会,从过道和大厅里挂的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上看来,以及从他们在大会上批判我的发言听来,却是:说我有过,是太轻了,我是罪恶大大的有,简直是十恶不赦的反革命。道理呢,还是第一把手过去组织的笔杆子编的那一套。无非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无中生有,含血喷人,无限上纲,乱扣帽子,我已经听腻了。不特我听腻了,连参加批判会的干部也听不下去,有的无精打采,有的悄悄溜了。就是在台上发言的批判者,也是色厉而内荏,有的连色也厉不起来,用手举起稿子把脸遮起来,像背书一样地念,害怕见人,更害怕见我似的。我断定这样的批判会,再开两回,恐怕再也没有可说的,那样的大字报再挂两天,恐怕也难以为继了。批判完了,我心安理得地回到自己的屋里去休息。

但是事过几天,形势大变。北京中国科学院和科学技术大学来了一些造反派,连同本地大学的一些造反派进驻到科分院机关里来,他们说是来煽风点火,帮助革命的。他们一来,那个阵势就不得了,首先就是要大家(包括我在内)学习《毛主席语录》上那一段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么雅致,那么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么温良恭俭让。……”接着就是贴出大字报,批评我们机关的革命太“温良恭俭让”了,也就是说,对我这个走资派太仁慈了。于是他们把我拉出来做示范性的开刀。他们到我住的房间里来,看我住得还那么安然,有成套的家具,有大办公桌和电话,还有他们看来特别不顺眼的转椅,他们坐上去摇了几圈,嘴里骂着“他妈的,这逍遥椅坐起来真安逸哩”。于是就大为不满,说是给反革命还待以上宾之礼,真是“呸,呸,呸,他妈的岂有此理!”他们马上把我从这间屋子搬到另外一间小屋里去,除开一床一桌一椅,什么也没有了。只是我感到最满意的是这间小屋的窗子是面对大街的。这样我可以从这个窗口望出去,可以看到大街上的风景线,特别是在大街上发生的各种“革命活动”。

他们对我谈话,不,对我再也不能说是谈话了,要叫作“训话”。要训话就有他们立的“训话”的规矩,叫我站起来听,而且要俯首帖耳地听,要诚惶诚恐地听。“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据说这也是出自经典的教导。只要我稍有迟疑,或者小有动作,他们便对我大动作起来,或动口骂,或动手打。而这当然也是根据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合理行为。

我原来的办公室都被造反派占用了。那张大办公桌和那把活动圈椅,当然也被他们拿去“逍遥”去了。我卧室里的一套楠木家具(这是解放后从军阀家中没收来分配给我的),也被造反派里手长脚快的革命家们,趁火打劫,争先恐后地搬跑了。据说是不能再让我“修”下去了,而他们是御封的天生就是合理的革命派,用那些家具是不会变“修”的,阿弥陀佛!

这些办公的和家用的东西,对我来说,实在是身外之物,没收了毫不可惜,我念念不忘的是我那五柜子书。现在他们宣布,不是封存,而是没收,就全拿跑了。我是搞文学的,收藏的中外小说特别多,除开原来被成都四中的一些小红卫兵抄走了一部分外,剩下的就这样被他们全拿走了,这自然是他们喜出望外的收获。但是这些自称是响当当的革命派,对于我收藏的马列主义书籍,却好像兴趣很小,包括最高统帅的著作,也不以为意,这到使我大为吃惊了。而且特别使我吃惊的是,在我后来被官封为“厕所所长”,负责清扫厕所时,竟然在厕所旁放扫把的黑屋里,发现了我的那些被拿走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堆在那里,而且有的被尿渍过,有的已经被虫蛀了。这真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的这些马列主义著作的蒙难,使我大为愤慨,我总算看清了他们的“革命”嘴脸了。不过在造反派的淫威之下,我不敢表示我的愤慨,这样把他们的老底翻出来,他们会恼羞成怒,拿我出气的。但是我还是偷偷地收回去几本,至今我还保存着,以作见证。

4 斗争示范

北京中国科学院来的造反派,自认为他们在北京得的造反真传,专门到成都分院来传经。他们特地把我拉出去作一个示范性的批判斗争会。

说实在的,他们准备的批判发言,并不比我们机关的造反派从被他们“炮轰”掉了的原西南局那些笔杆子那里抄来的批判稿的水平更高。但是他们好像不在乎批判的内容,而在于斗争的形式,显示他们说的“赤色恐怖”的威力。他们再不是像原来的斗争会那样让我坐着记批判发言,或者最多是点名站起来,站着听批判发言。他们的做法是把他们的革命群众集合起来,进行了战前动员,并且履行那一套标准仪式,首先是念毛主席语录(主要是念“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两段)。接着是摩拳擦掌地高呼口号,无非是“把反革命某某人批倒批臭,批深批透!”“和某某人血战到底!”以及“某某不投降,就叫他灭亡!”“顽抗到底,死路一条!”等等。最后是由那个造反司令一声大叫:“把反革命分子某某揪出来!”我就被他们的两个彪形大汉揪着,像提小鸡似地从会场外提进会场,拖到前排,面向群众。但不是站着,而是按到地上跪着,并且据说为了叫群众看清我的罪恶的嘴脸,硬要抓住我的头发,把我的脸仰起来,面对群众(那时还没有发明“喷气式”,没有叫我把双手向后边高高举起来,做成一个喷气式飞机的模样。后来我们每上斗争会,就自觉地照标准的喷气式低头站在那里听候斗争了)。我第一次面对这样的场面,自然是不自觉的。稍有不乐意的神色,一顿拳打脚踢就上来了。据北京来传经的造反派说,要这样才像个革命的样子,而这是根据“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经典而演化出来的。

这时,一个才转到我们机关做小工的转业兵,走到我的面前来。他对于架在我的鼻梁上的眼镜,看得特别不顺眼。口里念着“我看你这个戴眼镜的臭知识分子就讨厌”,伸手就把我的眼镜抓去折断,扔到地下。看来他把戴眼镜是作为知识分子的标志的。然而对于我说来,眼镜却是我至关紧要的东西,没有眼镜我就寸步难行了。我不得不叫起来:“我的眼镜。”幸好北京来的造反派看来都是知识分子,其中就有好几个戴着眼镜的。他们虽然不臭,却是知识分子无疑,不得不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出来纠正那位战士的阶级仇恨,说“把眼镜还给他。”当我把眼镜摸起来一看,已经折成两段,我说:“怎么办?”总算恩准我拿回去用线绑起来戴上。

眼镜风波的插曲过去,批判开始了,他们一个又一个上台去,先念一段《语录》,然后义愤填膺地读批判发言稿。我跪在那里,迷迷糊糊,根本没有听清他们说了些什么。当然也用不着听清,那些陈词滥调,我早已听厌了。

从此以后,经过一大群南下成都来串联的北京造反派、传授最具有权威性、最标准的造反格式,并且由南下的和本地的红卫兵进驻成都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传经送宝,切实地实行起来,成都的革命形势便变得“大好”起来。正像他们在报纸上吹的,“不是一般的好,也不是比较的好,也不是百分之九十九的好,而是百分之百的好。”

成都沸腾起来,各种各样名目的造反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当然是一个赛一个地革命,也就是一个赛一个地能打善斗,而走资派被揪出来的越来越多。斗争走资派的办法越来越花样翻新,虐待俘虏的创造发明越来越古怪。我虽然以“吾道不孤”,我们走资派的队伍越来越壮大而感到欣慰,可是我们受的罪也越来越叫人难以忍受了。

我们机关,由于从北京中国科学院来的真资格的造反派,加以批评,加以鼓动,加以示范,加以打砸抢,革命形势便大大地改观了。

我这个被领导抛出来,早已在机关里被批得体无完肤,在报纸上被批得臭不可闻,后来又被北京来的“标准”造反派视为“土”造反派的机关造反派揪出来,批判得也可以说是够深够透的了。可是中国科学院来的造反派还认为批得很不像样,还要把我拿出来回炉。于是洋的土的造反派联合起来,把革命群众再动员起来,重新把我像烤烧饼似地翻过来掀过去地批判斗争,又搞了一阵。我的人身可以被随便什么派的英雄们拉到这里去示众,捉到那里去现相。机关里某些“昨天并肩呼战友”的人,忽然“今朝反目疾深仇”,扬扬得意地对我反戈一击,赢得造反派的青睐。有些过去对我恭顺得令我生厌的“好”干部,忽然也写出洋洋洒洒的大字报,揭我的“老底”,到“打马联络站”当狗头军师去了。还有在机关大错误不犯,小错误不断,郁郁不得志,年年泡病号,走过几千里路,有相当资格的干部,也忽然抱病站出来,义形于色地担任对我进行监管的勤务员,在我打扫楼房地坝和厕所的体罚中,故意挑剔。这时候真是“汹汹者天下皆是也”,正如有人说的连平常呆在角落里的臭嘎渣子也跳了出来,趁火打劫来了。我的家门户洞开,无论白天晚上,无论什么人都可以提起皮带,大摇大摆地进来,爱拿什么就拿什么。

这样又搞了一两个月,我终于被造反派认定够得上批深批透,斗倒斗臭的标准,定谳为死不改悔、打倒在地、永世不得翻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成为“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的标准人物了。于是我被扔在一边,被勒令搬到一间不过十平方米的小屋子,监管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