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老了，许多朋友、同事、战友陆续得病、谢世，因此收到的讣告越来越多，几年下来，有一大叠。偶然拿出来翻看，那文辞好像都是从一种核定的辞典中抄出来的，只不过姓名、职务、简历不同罢了。再细细研究一下这些词汇，全部都是歌功颂德，都是永垂不朽，都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如此等等。然而据我所知，有的同志未必如此。有的同志犯过错误，有的同志毛病不少，有的同志未必像所说的那么伟大。相反的本来还好，可是在生前，却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曾经被歧视，被批判，被不公正的对待，有的在“文革”中，被说成是“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然而死后却香了起来，在讣文中说了许多溢美之辞，超乎实际的盖棺论定。不知是不是由于死者亲属的强烈要求，甚至停尸不烧的威胁，不得不如此，总之从讣文看来，对于死人的确一律是够宽厚的。
这就使我联想起来——“你又联想起来了。”我的老伴说，“你一辈子吃亏，在‘文革’中挨得那么痛，就在你喜欢‘联想起来’。爱去思考问题，爱去搞什么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功夫，对什么事情都想去问一个为什么，看它是否合于实际，看它是否真有道理。本来在‘文革’那种世道里，求生之道，就是夹起尾巴做人，不要用脑子，相信他们那些法定的文件、书本、金口玉言、最高指示、报纸上的表面文章就是了。这样就可以给你自己少招来多少麻烦，免得祸延子孙。”
“你怎么啦？”我表示异议，“时代早不同了，作为一个现代人，难道可以不用脑子去观察，去思考，去用实践检验真理吗？难道你才说的那些经典之言不正是出自最高指示，不正是真理吗？”
“你这个人就是书呆子爱认死理，认定的就死不改悔，所以至今你一个快进棺材的人，还是筋筋绊绊的，不得安身。”这就是老伴给我的盖棺论定吧。
我说：“诚然如此。但是你可以放心，我死后发的讣文，也一定是够辉煌的。因此我还可以联想下去。一个人活着，不追求真理，还活着干什么？”
于是我继续联想下去。
我想，为什么我们总是对于死人抱一种隐恶扬善的宽厚态度，对于活着的人却常常那么苛刻，以至吹毛求疵，甚至无限上纲，去鸡蛋里挑骨头？这是为什么？
我想，——我又想了，我不得不想——对于死人的宽厚，大概因为死人就是死了的人，而对于活人苛求，大概就因为他们是活着的人的缘故。死了的人不可怕，既不能成神成鬼来害活人，也不会张口要求什么。除了一张讣文，几个花圈，还有一个骨灰盒外，不会再有什么敲索。他们也不会再犯错误，害得活人在某种场合，须得去收回对他们的赞美之辞。
活人就不同了。活人总是与活人住在一个屋盖下，在一口锅里舀饭吃，这就难免要生出种种麻烦。活人有脑子会想，有嘴巴会说话，一想一说话，更会生出许多是非来。而且一个活人总是要变化的，而且在某种情况下还会犯错误的，犯了错误就难免要受批评，甚至挨批判。那时岂不要收回自己对他说过的赞美之辞，而且要作适度的自我批评吗？那多麻烦。所以还是对活人无妨严格一点甚至苛求一点的好，或者为了自己的特别利益，对于某些活人多说一点溢美之辞。管它什么实事求是不实事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