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把儒家思想作为招牌，却不给儒生以管理国家的权力，反而任用并不信奉儒家观念的胥吏来进行残酷的治理。这个时候，在君、吏、士三者的关系当中，原有的均衡被打破，君主的力量凸现，而酷吏正是君权的直接体现。
——酷吏的利害计算:
酷吏是中国古代官场的特殊群体。我们都知道“合法伤害权”是官家安身立命的本钱，而这种本钱在酷吏身上得到了最大化的展示。他们把这种参与权力分肥的本钱用到了极致，甚至超出了人类的思维。酷吏的酷，是对于犯法者动辄处以极刑。在权力系统秩序井然的官场上，酷吏是一伙善于投机的人。在皇权遇到麻烦，需要酷吏站出来清除障碍的时候，也是酷吏迎来自己时代的良机。他们会不断将自己的“合法伤害权”升级换代，将这种伤害能力兑换成“政绩”以获得提拔。而对于政绩的评定，又取决于统治集团意志的体制中，酷吏总是很容易就浮出了权力的地表，成为一支强劲反弹的潜力股。
汉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汉武帝突发奇想决定制造白鹿皮币。白鹿皮币的提法，的确是疯狂者的疯狂想法，这主要是因为汉武帝刘彻信方术所致。古人经常以白鹿为瑞祥，白鹿出没，则与仙人为伴。后来的说法更加玄乎了，说“鹿寿千岁，满五百岁则其色白”。尽管刘彻那个年代还没“满五百岁则其色白”的说法，但白鹿被视为吉祥之物的说法已经确立。
下面我要说到的这个人叫颜异，时任大农令，也就相当于国家的农业部部长。
作为部级干部的颜异很能干，也非常廉洁，综合考评来看也算是一个好官。汉武帝对他还算器重，将他提拔到九卿的位置上。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被封为“九卿”，“九卿”是秦汉时期对中央各部门长官的一种尊称。
汉武帝刘彻就征求颜异对造白鹿皮币的意见，颜异并不客气，明确表示反对。他说：“现在各王、侯朝贺用的礼物都是白色的玉璧，价值只几千钱，主次很不相称。”
刘彻本来是想听好话的，结果碰了一鼻子的灰，所以对颜异的言论很不满意。
皇帝的心理反应是下边人揣摩的重点，看一看那些权臣们又有几个不是皇帝肚子里的蛔虫。不过像颜异这种官场一根筋的人物，每个时代也都少不了。没有一根筋，又何以衬托出其他人的八面玲珑？
有人就根据刘彻不高兴这一政治动向，给颜异“找碴儿”了。估计这拨“找碴儿”的人，多数是颜异的政敌。
于是，“找碴儿”的人就站出来告发了颜异，汉武帝就派长安吏张汤负责这个案子。善于捕捉政治风向的张汤本来就与颜异有旧怨。对于张汤来说，这是一个将颜异整趴下的良机。
没有等到张汤亲自动手，就有人站出来告发颜异。告的是什么呢？很怪，只是一个表情。
有人说：颜异与客人谈到缗钱（西汉时期出现的新税目）等法令时，他的表情不对。客人说这些法令制定得不符合国情，扰民。颜异当时一句话没说，只是微微地撅了撅嘴唇。
张汤就抓住这一微妙的动作，开始大做文章，向汉武帝上奏说：“颜异见法令有不恰当的地方，不到朝廷陈述，反而在心里非议，应判死刑，罪名就叫‘腹诽’。”
张汤真是太有创意了，张嘴就给人定下一个罪名。比较一下我们会发现，这比一千二百年后整死岳飞的“莫须有”罪名，不知要高明多少倍。
张汤给人定罪的艺术可以说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张嘴就在中国历史上创立了一个新的刑名，叫“腹诽罪”。顾名思义，你就是一句话不说，心里有不满也照样能治你的罪。张汤这种给人定罪的艺术，来自于他在司法实践中的大量总结。他总结出的理论很有“后现代”气息，可以称为“政治上正确”的始祖。理论不算太高深，但实用性却非常强大。
史书是这样评价张汤的，“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监史深祸者；即上意所欲释，予监史轻平者。”
用现在的话来说，皇帝想给哪个犯罪嫌疑人（一般是大臣）加罪，张汤就吩咐手下人多多搜罗证言、证物，甚至不惜造假，给那个人套上重罪；相反，皇上要想从轻处分的，张汤就采取另一种办法，让手下少用证据，甚至毁灭证据来达到减刑的目的。也就是说张汤的脑袋是扛在皇帝的肩膀上的，他内心的利害计算，是建立在皇帝满不满意的基础上的。
在张汤的一手操办下，汉武帝时期恢复了汉初废除的连坐法、族诛法、妖言诽谤罪等严刑峻法，对那些应判刑的罪犯也是毫不留情，全部施以重典。
张汤的闪亮登场，使得文景盛世宽厚之风荡然无存，西汉也由此进入了酷吏的美好时代。
这时候的汉武帝，为加强封建大一统，罢百家尊儒术，推崇董仲舒的新儒家学说。张汤也是为时代而生，他一边上书请求选派儒家博士为廷尉史，辅助自己来办案，一边又多次就朝堂重大案件代表天子及官方前去咨询已经还乡退隐的董仲舒，以他的意见作为重要的审判依据。在儒家经典里，为严刑酷法找依据，我们不得不感叹，张汤是个天才。
从此，张汤和他的那些同事们断案，言必“六经”中的《公羊传》，史称为“春秋决狱”。一边要迎合皇帝的旨意，一边又要附会古人之义。迎合皇帝是为了不犯错误，附会古人是为自己行使公权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像张汤这样的酷吏，虽然知道挂着儒家的羊头来买狗肉，但并不能说明他们真就是一群具有儒家意念的人。
张汤小时候，他的父亲任长安丞一职。有一次出门，留下张汤一个人在家。谁知道家里老鼠多，把肉偷吃了。张父非常生气，就把张汤拎过来揍了一顿。张汤内心不服，就掘了老鼠洞，逮住老鼠，取出那块肉。然后自己搞了一个模拟法庭，将老鼠和那块肉丢在堂下，宣布罪状，拿出刑具。张父在旁边看着，张汤的一言一行完全不像一个孩子，就像一个有着多年断案经验的老狱吏，张父非常吃惊，于是就让张汤从一个书记员干起。
这一细节好似一出精彩的戏剧。仔细分析这则材料，我们可以发现张汤所受的教育只是“刀笔吏”的专业教育，他对儒家经典是陌生的，也就是说他掌握的只是断案的“技术”层面，而隔膜于一种终极性的观念和信仰。像他这样的胥吏，“能力”完全是来自于“实践经验”。他们在面对问题的时候，会用实用主义的立场来处理所有的事务。
张汤的飞黄腾达，首要原因在于他在成功之前还是很低调的一个人，也善于编织官场关系网，打下了坚实的阶级基础。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张汤得到了汉武帝刘彻的充分信任。
张汤的一言一行从汉武帝的这个角度看去，无不是唯皇命是从，正所谓“一流的奴才，三流的忠臣”，说的就是这号人。这样一来，汉武帝自然认为他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人才，理所当然地应该重用他，赋予他大权。张汤断案也不是逮着案子就死咬不放，他断案大多是有选择性的。比如遇上汉武帝讨厌的，就落井下石加重刑罚；遇上汉武帝喜欢的，就寻找借口法外开恩；遇上汉武帝不关心而与自己有隙的，就毫不留情一审到底，以排挤仇家为政绩，在维护皇权的幌子下最大限度地扩张己欲。
名义上万事由皇帝一人裁决，其实最终决策权却完全被张汤的个人意志所引导。
位列三公后的张汤仗着有汉武帝的宠信，常常干下一些越权的事情，权势远超丞相。他在朝堂上肆无忌惮地谈论国家大政，忽悠得汉武帝迟迟不退朝，皇帝不走，害得其他大臣们也没办法准时下班。
张汤因病不能上朝时，汉武帝竟然会御驾专程前往张府看望，做臣子做到如此地步，应该是拉风到极致了。
当时，西汉和匈奴长年间大规模的战争导致国库空虚。为解决财政危机，汉武帝又让张汤来主管经济改革，策划国家与百姓争利，负责制造白金货币和五铢钱，实施盐铁用品专卖法案，到处张贴缉拿令，严刑打击豪强富贾，酷法压迫平民弱势，全国被搞得通货膨胀，骚动不堪。
最后，张汤居然混到了万夫所指的地步，可控制的经济危机已被人为恶化成了严重的政治社会危机，这就如同不义的辉煌总逃不过惨淡的收场，张汤的飞黄腾达也快走到尽头了。
张汤最后并没有捞到一个圆满的结局，最致命的原因在于他的两面性格，执法太过冷血，由此结怨太多，最后被自己的皇帝所抛弃。
张汤在这里做了冤大头，他捞取的酷吏恶名都是拜一人所赐，那就是他所效忠的皇帝。为了维护皇帝的颜面，张汤时时处处按照皇帝的指示在做人和办事。说到底，他不过是皇帝豢养的一条狗，忠心耿耿，专以咬人为己任。一生的事业，无非是替皇帝看住其他官员，一不许他们有二心，连私下的牢骚都不能有，若有，就用鼻子嗅出来，满门抄斩；二不许他们多浪费皇家的银子，少花钱多干事，最好是让马儿跑，又不让马儿吃草。
然而，问题是，那些被张汤看住的官员，其实也同样是皇帝豢养的猎犬，为皇帝看家护院，维持秩序、征收钱粮。虽然说，某些官员可能没有张汤这样的忠心赤胆，可以过苦日子还屁颠屁颠地东奔西走，不辞劳苦，但也都是皇家离不开的。说白了，皇家的天下，不就是靠这些人在支撑着吗？
我们来看一看张汤任侍御史、专司刑法时经他的手处理的三个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