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案子是“巫蛊”案。汉武帝还没有登基前为胶东王时娶阿娇为王后，登基后封为皇后。这个皇后就是“金屋藏娇”中的那个陈阿娇。帝后感情虽笃，遗憾的是陈皇后始终没能为汉武帝生下接班人。一次汉武帝巡游至姐姐平阳公主府邸，看中了平阳公主府上的歌女卫子夫（其弟就是后来平定匈奴的大将军卫青），遂将其纳入宫中，因为怀孕生下皇子而三千宠爱集于一身。陈皇后不甘心失宠，召女巫楚服为其祈祷，以图汉武帝能够回心转意。时间久了，引起武帝怀疑，就命张汤来审理这个案子。楚服仗着背后有皇后在撑腰，并不买账，从而激怒了张汤。张汤一怒之下将楚服以“巫蛊”定罪，牵连到宫中三百余人，均被处以死刑。此案办得快速利落，皇帝一高兴，张汤官也就做大了，不久擢为廷尉，成为最高司法长官。张汤办的这个案子纯粹是为了迎合汉武帝不满皇后忌妒的需要，基本上是一桩冤案。这对仗势蛊惑人心者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对皇帝后宫的安全来说也绝对有利。但也由此得罪了宫中一部分人，人人自危。
第二个案子是淮南王刘安谋反案，这个案子倒是证据确凿，张汤明白谋反大案都是皇帝最为忌恨的案子，从律令上来说又是十恶不赦的，而且谋反案人少是反不起来的，所以，他办起来更是杀气腾腾，审讯时，所有能让人魂飞魄散的刑具全部搬上大堂。数百案犯，或鞭笞，或刀割，或签扎，或火烙，或烟熏，无所不用其极，每到审讯之时，全堂上下鬼哭狼嚎，血流满地，惨不忍睹。仅此一案，就有两万多人被杀。
张汤办的第三个大案仍旧是谋反案。在审理淮南王谋反案时，张汤已经侦得衡山王刘赐也参与同谋，但武帝不想牵连过多，就将此事压了下来。孰料三个月后，刘赐的太子刘爽上了一个奏折，告他的弟弟刘孝与父妾通奸，并与父亲串通谋反。武帝下令张汤立即查办。结果刘赐自杀，此案也造成两万多人被杀。
两个案子共诛戮四万多人，可谓杀人如麻。在张汤这样的酷吏眼中，法律是极不稳定的，可以根据需要对法律加以解释和利用，可以随意放大法律的伤害权。特别是在迎合人主需要时更是随意地曲解法律。
张汤眼中的世界无所谓法律不法律的，只要皇帝需要的就是法律，反之不需要的就可以置法律于不顾。这样做的好处可以得到皇帝的喜欢，受到器重，最终可以达到挟天子以压百官，挟刑威以虐万民。
张汤迎合主上的目的是为自己手中的权力寻租，借此为放大自己的“合法伤害权”寻找靠山。换句话说，也是为日后曲解法律寻找正当性的根据，最终达到一种自己能随意地出入人罪、曲解法律的状态。由于法律规定的刚性和具体案件的个性，也需求法官根据具体案件进行平衡，这在客观为酷吏们曲解法律提供了正当性借口。欲其生则附生义，欲其死则附死比。欲生欲死全在其自由裁量之下，曲解法律的目的无非是唯官、唯内、唯反、唯来、唯货，为个人目的服务，是用国家权力进行寻租。而公权力在任何朝代都是禁止寻租的，迎合人主的需要就为权力寻租上了保险。
这三件案子张汤办得相当漂亮，也由此得到了汉武帝更多的宠信，衡山王谋反案办完的次年，张汤就升迁为御史大夫，地位仅次于丞相。
像张汤这样的酷吏阶层是附属于政治统治者的次统治阶层，是统治阶层在政治上的私人打手，不同于鹰犬型人物，具有特殊的政治合法性，因此，历来都受统治者的欢迎。前秦时期就有“路人以目”的现象，也就是说他们是统治集团直接放在民间和大臣们中间的“眼睛”。
张汤作为皇帝一手提拔起来的酷吏，在汉武帝的授意之下疯狂地打击那些豪强权贵。
汉武帝时期之所以屡出重拳依靠酷吏来打压豪强，有他的政治目的，主要是中央政权与地方豪强在经济领域的二元对立，打压豪强的目的是为了“国进民退”。
张汤作为一柄利器，被汉武帝深深地扎进豪强们的心脏地带。
汉武帝利用张汤这样的酷吏诛灭豪强，并借助张汤们之手，推行严酷路线。
在严打豪强的过程中，由于程序正义的缺失，酷吏捞政治资本心切，有时也将打击面扩大化，经常殃及平民。酷吏杜周为廷尉，每年要办一千多个案子，大者数百人，小者数十人；远者数千里，近者数百里。犯人如有不服，以掠笞定之。最终“诏狱逮至六七万人，吏所增加十有余万”，其中当有多少冤狱，多少枯骨。
酷吏吃香，酷卒也跟着成为职场红人，黑狱风云可屡自史册窥见。《史记·周勃传》记其感叹，“吾尝将百万之众，今始知狱吏之贵”。《史记·周亚夫传》记其在狱中不食五日，呕血而死。不吃饭也许可致人死，但不至于呕血死，这或是当时黑狱的一种例行死法吧。《史记·李广传》记其不愿对刀笔之吏，自刎而死。《汉书·司马迁传》记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可见西汉狱吏之尊，且大多都属于法外之刑。从酷吏到狱卒，没有几个人是按照法律程序在走。
然而酷吏的下场，往往像他们的名字一样也很残酷。因为一个非法治社会，没有规则的社会，往往是吞噬所有人的社会。非法执法者怎能保证，他自己有一天不会被另一个非法执法者给法办了呢？
张汤这种动辄“见血封喉”的做法使权贵们感到威胁，为了求得自保，他们只好联合起来除之而后快。犯了众怒，而又能安居高官者，靠的大都是皇帝的宠信，历朝的皇帝几乎都有这种毛病，他宠信哪个之际，大伙儿越是反对，他就越是宠信，非要跟众臣对着来。
但是不要忘记一点，皇帝宠信大臣，就跟宠爱妃子一样，时间一久，难免会生腻。这时候，宠臣倒霉的日子就到了，张汤也是如此。这些年为皇帝鞍前马后积攒了很多仇家，朝堂上很多人瞪着血红的眼睛寻找着机会——一个置他于死地的机会。
武帝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由于盐铁收归中央政府独占，极大损害了同姓诸侯国的利益，再加上以前的个人恩怨，赵王刘彭祖率先指控张汤与其下属鲁谒居合谋诡计危害国家。
鲁谒居是张汤的心腹，曾故意炮制冤案以陷害张汤的旧怨御史李文。
鲁谒居因赵王上告被关入狱中不久病死。被连累的鲁谒居的弟弟认为张汤见死不救，于是在牢里揭露了其兄与张汤违法挟私寻仇的黑幕。武帝特命廷尉减宣调查李文案，而同为酷吏的减宣恰也是张汤的老对头，欲借此案置张汤于死地，便私下秘密行动罗织大罪。正在这危机时刻，有贼偷盗了汉文帝陵园的下葬钱，依惯例，丞相庄青翟与张汤相约一同向武帝谢罪。
张汤临时变卦，单方面推卸责任，准备先弹劾庄青翟，将罪名全归于丞相。而丞相府的三位长吏朱买臣、王朝、边通也都与张汤结有深怨，三人得知张汤计划后，一起联名先发制人，替丞相声辩无罪的同时，告发了张汤平日的种种非法行径。将前后数件事一一联系，武帝暴怒，认定张汤内心险诈，一贯欺君，便不由分说，派使者带着罪名簿以八项大罪痛责张汤。
武帝还派出当年与张汤情同兄弟的酷吏赵禹来质问他。张汤见了好友，自以为事情终有转机，正准备长篇解释，却被赵禹当头痛斥，“今天你觉得自己冤枉了，当年被你杀的那么多人就不冤枉吗？现在别人告你都是有真凭实据的，皇上关你到牢里，就是希望你自我了断，为什么还要争辩呢？”这么一折腾，张汤终于清醒了，回想自己昔日所作所为，再以自己对武帝的了解，尽管不甘心，但是非死不可了。
于是，在诸侯、部属、酷吏、同僚上下内外四面八方的夹击下，皇帝也抛弃了这个曾经为自己摆平一切违规者的“战友”。
在中央政府，这些豪强权贵联手对付张汤这样的高级酷吏。与此同时，在地方上，酷吏的日子也不好过。汉武帝派往地方州郡行政机关的酷吏，扰乱了地方权力结盟的内在平衡，中央政权却又缺乏有效的措施来加以控制，结果导致汉武帝在位后期关东诸郡（华北平原的经济中心）处于动荡状态，乃至群盗纷起，叛乱时作。
吊诡的是，这些叛乱分子与地方豪强、地方官员乃至中央政府的高官，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换言之，叛乱分子并非是那些过不下去日子的下层农民，而是武装起来的地方实力派。这也可视作地方豪强对中央高压政策的一种对抗性的回应。
位居“三公”的张汤在权贵们的合力构陷下，被逼自尽，死后全部家产不过五百金。这是他为官一生的俸禄加上皇帝的赏赐。下葬时，张家仅以牛车送至地头，有棺无椁，这在当时是少见的。
张汤虽贫好歹还有五百金，另一个酷吏尹齐全部家产也不满五十金。
而酷吏董宣执法如山，即使是皇亲国戚也不枉法徇私，所以光武帝才称他为“强项令”。而且他为官清廉，有一次他因坚持原则，处死公主家奴得皇帝赏赐三十万钱，他却悉数分给了下属。待他病故，仅落得“布被覆尸，妻、子对哭”，所遗全部财产仅有大麦数斛，敞车一乘。皇帝感慨道：“董宣廉洁，死乃知之！”
苍鹰郅都被斩，屠伯延年弃市，乳虎宁成亡家，张汤死于三长史手，王温舒五族俱灭。这绝非世俗意义上的因果报应，但或可视作是一种恶法循环的因果报应。公元前81年，汉武帝死后的第六年，朝廷召集会议，“举贤良文学”，全面检讨汉武帝的政策。被举之士人，多是地方既得利益者的代言人，对包括打压豪强在内的汉武帝政策展开了激烈抨击。汉武帝任用酷吏以打压地方豪强的多年努力，终归是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