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李鸿章一手保举的重要官员有很多都是安徽人，并且占据了官场显位。比如说跟随他多年的幕僚周馥、杨士骧，两人既是李的老部下又是老乡。在李鸿章的大力举荐之下，两人官至巡抚、总督（省部级高官的位置）。对于那些曾经在他手下打过工的老部下，他也是有求必应。晚清做官靠的是乡谊，而这份乡谊里如果能够靠上李鸿章这样一棵大树，可以算是乡谊关系中的VIP待遇。除了做官需要乡谊的化学效应，就连当幕友（师爷）、书吏（胥吏、书办）这样的小角色也少不了乡谊的作用。一些地区的幕友、书吏还以乡谊为纽带结成了坚如磐石的地域性行帮，抱团闯市场。比如说李鸿章的淮军幕府中虽然也有来自其他省的幕友，但是在关键位置上还是偏重于皖籍人员。
说到幕友的权力递延，最疯狂的莫过于清朝中晚期的“绍兴师爷”。
清朝时“绍兴师爷”可以说是幕业中的品牌，其权力抱团形成的火力也是最强的，往往某个幕友的家族、亲戚，通过在一个省的上下级衙门当师爷，从而形成一个庞大的网络，借此操控官府。
有一个现成的案例，从中可窥一斑。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3年），在湖北地界发生了一起蹊跷的案件。在上一年，湖北地界的官府捉拿了两个盗贼：张洪舜和张洪炎。两个案犯的名字与乾隆二十六年归州知州（市长）赵泰交抓捕归案的张红顺、张红贵兄弟字音相同。由此，刑部怀疑眼前拿获的张氏二犯与两年前的归州案的犯人系同一案犯。
如果这个说法成立，乾隆二十六年归州抓捕的两人目前尚在狱中，又怎么会跑出来继续作案的呢？按照乾隆年间的司法管辖权限，疑案应该提交到刑部来定夺，但湖北省并没有按司法程序走。
结果刑部在梳理案件过程中发现了疑点，就向乾隆皇帝奏报了。乾隆皇帝获知情况后，着派刑部侍郎为钦差大臣前往湖北复审两案。经过复审，得出的结果与刑部前面的推断相一致：此张氏兄弟就是彼张氏兄弟，两案为同一案犯。
案件卷宗里的内容译作白话大致如下：张氏两兄弟在乾隆二十五年于本乡李作棋家盗窃银子一百六十两及衣物，随后被拿获。但这个案子在官府审问拟罪的时候，张氏二人当庭翻供，最后居然被无罪释放。审查了半天，却是无罪之人。知州（市长）赵泰交因为“滥刑妄断”被流放，具体办案人员李作棋、保正袁志芳等人也因为诬陷栽赃受到了法律的制裁。无罪释放的张氏兄弟逍遥在外，并且重操旧业。他们在盗窃赵启贤家九十两白银后被抓获。这时候，原任按察使（省高院院长）沈作朋此时已经升任布政使（副省长），他担心翻改前案自己会受到处分，坚持只将后案审结，而置前案于不问。由此，才造成了案中案的复杂局面。
现任归州知府（市长）秦锡占在查审此案时，也是看上司沈作朋的脸色行事，才导致案件陷入迷局。
乾隆皇帝获知案情真相后，大为震怒。他下令将张氏兄弟立即正法，被冤枉的李作棋、袁志芳等人也被释放，赵泰交也得到了赦免。这个案子牵涉到一个省部级高官，交由乾隆皇帝亲自审问。审问的结果是沈作朋立斩，原任湖北巡抚周琬、总督爱必达改绞监候（后两人发往伊犁效力赎罪）。
这个案子到这里还不算完。因为在乾隆皇帝审问过程中，越审越感到在高官涉案的背后有着更加灰色的线索。他对湖北大吏这种上下通气，抱团犯罪的做法感到非常不可理解。在随后的调查取证中发现，案件背后的灰色线索是由官员雇佣的幕友串联形成的。涉案的总督、巡抚、按察使司这几名高官雇佣的幕友都和徐掌丝兄弟及其姻亲有关。徐掌丝是绍兴人，他本人在按察使沈作朋署内做幕友，而他的弟弟又在总督（省长）爱必达的手下做幕友，他的妹夫卢培元在巡抚（副省长，享受省部级待遇）汤聘的手下做幕友。这么一个幕友家族依附着湖北省权力高层多年，他们之间互通消息，与地方官员来往密切。在这个案子中，各衙门之间互相串通的公文和消息，都经过他们的手。他们之间就相当于建立了一个情报网络，正是这个网络左右了案情的发展，也正是这个网络让本来简单的民间盗窃案，发展成为政府高官纵盗冤良案。
如果说，官家制定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代表着皇权，那么湖北发生的这起民间盗窃案，就是官僚集团联手对抗皇权的妄为之举。乾隆了解内情后，震惊之余不免愤怒。他命湖广总督李侍尧等速将涉案的幕友徐掌丝兄弟等拿获交由刑部处理。乾隆借此案为各级官员敲响警钟，他着令各省督抚要彻查幕友上下交通、干预政令的事，并禁止新任督抚藩臬（省部级官员）续用旧任幕友，以切断幕友之间的联系网络。
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愈演愈烈。到了嘉庆、道光年间，甚至出现了一个家族将一个地方的各级衙门的幕友岗位全部垄断，幕友网络在地方官场大有天罗地网之势。
段光清在《镜湖自撰年谱》中记载，道光二十六年十月，段光清就任建德知县（县长），按照官场规矩去拜见知府（市长）时，知府问他有没有请幕友。段光清回答刑名（司法）、钱谷（财政）两席已定，知府听了非常不高兴。他阴沉着脸说：“尔处朋友竟行自定，殊不知我处朋友皆上宪所荐也。”意思是，你这个县长聘请幕友竟然可以自作主张，而我这个市长聘请幕友都是上级领导派发的。
段光清听出了其中的弦外之音，他忙解释说，我刚刚上任，需要依赖幕友干点事，今天大人要推荐幕友，是人情难却。但是人情只能安排一小席，刑钱（司法和财政）两大席却不能安排。
好个不晓行业潜规则的段县长，没有办法，知府只好推荐了一个小席，段光清没有理由再拒绝只好收下。段光清在文中还谈到当时向他推荐幕友的人非常多，甚至可以用“车载斗量”来形容。稍微出色点的，荐条都贴到签押房的墙壁上，次一等的，荐条也贴到了内账房的墙上。
可以说，上司向下属推荐幕友，早已是晚清官场上通行的“潜规则”。上司这样做，不光是为了安排亲戚朋友就业，更主要的是上下之间形成一个权力的信息管道，便于掌控。对于上级官员来说，幕友之间的上下交通，使得他们掌握的权力管道畅通无阻。
在当时，上司向下属推荐幕友是官场“潜规则”。州县官为了在今后的工作中不受到刁难，往往不敢不用，也不能不用，就是你有一千个不满意的理由，也得欣然接受。这就是“勒荐”，用权力掐住你的脖子，让你接受他的推荐。
道光年间，在南昌府衙门里有一个叫胡怀符的幕友。此人混迹江西官场十余年，人际关系网络盘根错节。他与臬司幕友谢固斋关系非同一般，仗着这层关系，几乎所辖州县的幕友，都是由他一人推荐。和前案的徐掌丝有着同样的经历，他的很多家族亲人，都在江西各地做幕友。他的兄弟姊妹很多，比如说他的弟弟胡老五、胡老七和妹婿章老七分别在建昌府、安远县、南昌府做幕友。简直把幕友这个职业，做成了家族产业。
如果地方遇到什么案件，最先得知消息的不是地方官员，而是幕友胡怀符。因为各州县幕友先是通报给胡怀符，征求其意见，然后经过胡的批准才上报给地方官。只要有新派驻的官员来到江西地界为官，胡怀符都会找机会将自己的人推荐给新任官员做幕友，那些初来乍到的州县官也不好拒绝。胡怀符靠着批发幕友，居然富甲一方。
由胡怀符这样的幕友编织的网络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主要还是由政治体制本身所造成。在清朝权力系统的分配制度下，州县官的责任无限大，权力无限小。很多事情自己无法拍板做决定，需要层层上报，等待上级给明确的指示。这样一来，就造成了上下级衙门幕友之间来往频繁，为幕友滥用隐权力创造了机会。
幕友就业的途径无非两种：一是幕友之间互相推荐。也就是胡怀符这种类型的幕友，他们直接向下级推荐自己的亲友，进入下级衙门做幕友，并讲定一年要交多少规例，遇事好彼此关照。二是段光清这样的州县官员大多由自己的上司推荐幕友。因为上司左右着州县官的升迁，如果拒绝接受上司推荐的幕友，就会被视为异己分子。既然不是圈里人，就有可能被踢出局。州县官为了求得平安，即使一千个不满意，也会无奈地接受，而有的识相一点的州县会主动向自己的上司奏请荐幕，态度决定一切。
在“三碗面”大行其道的晚清官场，主权虽然还在皇帝手里捏着，但官僚系统的百官才是国家权力的真正代言人，他们将权力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以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