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流党是清朝末年京师官场上的一个松散团体，绝大多数人是翰林出身。他们关心国事，针砭朝政，崇尚气节道义，憎恨贪官污吏；对外交涉主张强硬态度，反对妥协；文化上与西方势同水火，独尊孔孟。
清流党圈子里的人经常聚会，议论时政，并经常以联合上折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在官场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故作魏晋文人的狂狷之气，动不动就弹劾那些触犯了纲常御律的大臣。一时间，在京师之地声名鹊起，让一些行为不检点的权臣恨之入骨，闻之色变。
自恋者的“独清几率”：
“清”字很早就与德行、政治操守联系在一起，《楚辞·渔夫》中的屈原，“行吟泽畔”，面对渔夫，感叹“举世皆浊我独清”，但渔夫劝他要面对现实，去适应社会。水之清浊尊卑，各有各的用处。《孟子》里也记录了这段故事，但一个字都没有提到屈原，咏唱“沧浪之水清兮”的智者也从“渔夫”变成了“孺子”。如果我们要归纳中国古代士人最基本的生命情调与生存方式，可以用一句话，那就是“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在这种生命情调与生存方式支配和现实政治生活环境的催迫之下，归隐就成为古代政治生活中相当普遍的现象。这一现象是对建功立业和个人价值的自我体现、社会责任和个人自我关怀的重新认识，在天下“无道”和个体“穷”的前提下所做出的无奈选择。
元朝建国后，成吉思汗的继承者们就让自己的权力结构陷入了重重的怪圈之中。
这种怪圈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科举停废，补充官吏只剩下了荐举一条路，本来就不是固若金汤的“权力安全阀”一度被打破。在发达的商品经济已使人们变得不那么单纯的时代里，荐举无疑大开官场奔竞之门。在只有荐举一条路可走的情况下，胥吏进入仕途的成功概率得到了放大，毕竟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庞大的胥吏阶层，成为元朝官僚的重要后备队伍。而胥吏的主要成分，大部分是曾经奋斗在科举第一线的士人。谁能料到，权力易主，曾经疯狂追求的功名理想化为了泡影。
放下八股复习资料的士人摇身一变，成为国家权力底层的胥吏，也算是打开了向权力上层奋进的通道。
元朝建制以来，读书人通过从事吏职进入官场，也就是“由刀笔吏得官”。由吏而官的做法，应该是元代士人的主要出路。
元代废除科举制度，对士人来说，虽然有些怅然，但对于一个人的精神层面来说又何尝不是一种解脱？士人们可以不必为了科举束缚自己的身心，对于文人来说，解除精神和思想的包袱，可以让他们更充分地享受生活，享受创作带来的丰足感，这又何尝不是文化的大幸？由于长时间关闭科举的大门，不少士人已经对科举再开不抱有任何幻想，他们干脆死了出仕为官的念头。我翻阅《元曲三百首释注》，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统计。在那本书里选出的元曲名家，做过各级官员的占百分之四十四，其中三分之二向往田园生活，有意学陶渊明“悠然见南山”。心动不如行动，最终有勇气辞去官职的占三分之一。这些人中间不光有汉人，也有蒙古族人。这些来自于权力集团的精英分子争相脱离茫茫宦海，让元朝权力系统留下一副苍白无力的尴尬躯壳。
另一方面，权力集团内的官员们也加速腐化。那些京城里的豪门大户，对权力集团内部的上层官员实行的是一种长线投资策略。高手玩长线，瘪子才玩短线。这些豪门大户所采用的手段也很简单，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每逢节假日，他们都要宴请这些高官，以此与公权力建立起一种私人感情。有人为这种宴请取了个难听的名字，叫做“撒和”。“撒和”本意是指要让马儿跑，就要给马儿吃草料。这些豪门大户对待升迁的官员，就像对待牲口那样，要想让他们将来为自己卖力，就要定时给他们喂料。不光在京城有豪门大户拉拢腐蚀官员，在地方上也不例外。当时流行一种行贿手段，叫做“穿鼻镣”，就是说地方绅士用金钱贿赂官员，就像用一个铁环把牛鼻子穿上，牛怎么走，往哪里走，就由不得自己了，完全操纵在贿赂之人手中。
就在上层官僚有意退出官场的同时，那些中下层官员也蠢蠢欲动，无心安于现状。
忽必烈统治时期的名人鲜于伯机的工资只有纸币二十六贯六钱六分，这在当时大概可以购买两石多大米。加上两石五斗大米的生活补助，薪水共计约现在的七八百元。鲜于伯机是当时的大书法家，会演奏乐器，诗歌写作也很有名气。他的职务是太常博士，正七品，大约相当于县处级，在中央机关从事具体的文教工作。一个县级干部的工资，还不够养活一个大家庭。
当时有位名叫揭曼硕的从五品监丞，其职务类似副局级长官助理。他住在京城大都双桥北面的旧公房中，每天步行十几里路到皇宫附近的机关上班，一年忙到头。他这么劳模，辛辛苦苦干了几十年，穷得最后还买不起一匹马。元代把人分为十等，即“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当时有文人这样拿自己自嘲：我们这些人用权力换来的官值在妓女之下、乞丐之上。原本为儒家文人所藐视的工商阶层，现在却赶上了好时光，他们的收入远远超过一个元朝国家公务员的收入。当时有位知府（市长）酸溜溜地说：“小商小贩，出门的时候还两手空空，晚上回来却能收获千金利润。”
就拿在封建时代处于百业最底层的演艺行业来说，收入也不见得比中下级官员的收入少。一个在乡村演出的杂剧班子，每位看客收费两百钱。就算每月有二十天演出，每天有百人捧场，月收入也在四百贯，折合白银二百两。这二百
两白银是什么概念呢？它可以抵得上八名县处级官员的月俸加补助。
九儒十丐，这是一个让人看上去很妖孽的命题。科举制度的取消，让知识无法改变命运，让官阶无法兑现合法利益，让权力只能交换规则，偌大的官场让士子们身无所恋。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他们能够选择的就是清仓而去，宁愿隐身乡间做一个自由的农夫，也不愿再贸然入市。全国各地，从上到下，每天都在上演着拒官辞官玩失踪的话剧。
山东地区的知名文人杜仁杰，朝廷多次征他做官都被他婉言拒绝，他的辞官理由是：只要赶上好年景，干什么都没有当一个庄稼汉快乐。维吾尔族人贯云石，曾经干过地市级的军分区司令员，还在京城当过高级文官，后来也称病跑到江南隐居起来。他说：人在官场祸福难料，不如自得其乐的生活来得安逸。蒙古贵族孛罗，曾经是一名御史，也放弃功名，混迹乡间。他对自己的为官生涯这样总结：黄鸡白酒好滋味，不再巡案惩奸猾。
士人无心眷恋纷纷扰扰的官场，将自己的身心放逐山水之中，归隐成为他们的不二选择。
封建官场的淘汰规则是污吏驱逐良吏，一旦正直官员的生存处于边缘状态，便轮到那些奸猾小人在舞台上群魔乱舞了。至少，素质低下的庸官可以得过且过，安享俸禄。整个元朝权力结构受到了来自士人集团的强烈冲击。
士人大多都是志向远大、矜持清高之辈，他们对现实政治往往抱有积极进取的态度，可以说是儒家经典所培育出来的官员典范。但如果他们生不逢时，官场腐化的事实将会使他们的生存空间遭到致命的挤压，在奋力反抗又无能为力后不得不走向另一个极端——归隐，索性眼不见心不烦。我常常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封建政治体制下，士人的“独清”几率究竟能有多大？如果让一个“清者”陷入无数“浊者”和潜规则的重重包围之中，他还能将这个“清”字招牌死扛多久？他能够坚持的底线到底在哪里？
清流，官场魔鬼的诅咒：
在古代官场中，有所谓的“逆淘汰法则”或叫“精英淘汰法则”，就是指在那些有真材实料和道德操守的官员，往往会在现实中遭到冷遇、排挤、打击、压制乃至被最先淘汰出局。而与之伴生的现象是，当官员中的优秀分子被淘汰出局后，那些缺乏才具、能力平庸、境界低下、道德品质较差乃至恶劣的庸人甚至坏人，他们反而因为善于投机钻营和趋炎附势，而成为官场竞争的胜利者，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宋代的苏辙曾形象地将这一现象称之为“君子斗不过小人”。
排列古往今来的官场精英人物，有一个人不得不提，那就是海瑞。连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都认为海瑞是一个古怪的模范官僚，一个古怪就把海大人直接推到了官员的另类人群中去了。
在明代官场之上，也有所谓的“清流”，其组成人员是以东林党人为代表的言官。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被朝廷革职还乡的顾宪成在常州知府欧阳东凤和无锡知县林宰的资助下，修复了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然后邀请了一些名人学士在其间讲学。在讲学之余，他们往往会对万历年间的时政和权力集团的首脑人物展开点评，他们的言论被称为“清议”。这种紧扣时政的讲学活动，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一时之间成为一种社会风尚。在朝在野的各种政治势力都参与到活动中来，这些人以东林书院的东林派为核心，时人称之为“东林党”。这些人既不肯与官场的邪恶势力水乳交融，也没有勇气革故鼎新。当然，他们也希望化纸上谈兵为点石成金，但始终找不到一个释放的出口。在他们眼中看来，个人名气要比朝廷社稷来得更为实惠。他们认为，只有自己先立好身、立好言，才有资格去为官家效力。
在野的“清流”少了权力枷锁的束缚，自然可以做到身心解放。但那些置身于官场中的“清流”，他们的境遇只能用一波三折来形容了。
明朝重臣张居正在对待那些“清流”下属有他自己的一套理论，张居正认为，天下之贤，天下用之。他从来不用言官，也不喜欢官场上所谓的“清流”人士。
汪伯昆和张居正是同年，即在科举考试中跟自己同时打进排行榜的人，是在同一年同一科获举的哥们。同年对于官场中人来说是最铁的关系，就像我们现在的同学，通过科举出身的官员，一般都有几百个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