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从人情社会到丛林社会的溃败，出现过道德滑坡、社会失范的非常时期。吴思先生提炼出的“潜规则”概念，之所以风行是因为它为人们提供了中国历史生存发展的基因图谱。中国人有一个习惯，就是凡事都要讲究潜规则，习惯用灰色规则去勾兑一条生存管道，如果没有这条管道，内心反而会产生不安。而在这所有的生存管道中，我们都不要忽略官家定律中的“差序格局”。在这种格局中，作为利益人个体，无论是站在哪个位置上，外延可以说是公，是群；内涵则可以说是私，是己。公私之间其实并无明显的界限，对于处于权力格局中的人来说，价值体系的建立都是以“我”为中心。就像分权制衡对于君主来说，又何尝不是“我”为中心的权力活动？
分权制衡，主张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三项权力应当分别由三个不同的权力机关去行使，形成三项权力间的相互牵制和相互约束的格局，以保持国家权力间的平衡状态．防止某个集团或某个人的独断专行。
明朝开国之初，朱元璋对自己的权力系统还没来得及梳理，于是在自己的王朝体制的建立上照搬元朝那一套，在中央仍然设立中书省作为辅佐帮助皇帝处理政务的机构。
中书省的权力结构设置是左、右丞相（后改名丞相），秩正一品，左、右丞，秩正二品，参知政事从二品，其属官有左、右司郎中，员外郎等官员。
在当时看来，中书省的权力极大，可以说是总领百官，工作事务涉及方方面面，就连帝国的一切命令及奏章也需要中书省呈转颁发，不然就视为违法和无效。除了人事任免权、决策权、行政权、监察权、财政权等大小不等的权力，中书省还同时掌管军权、军务。也就是说，靠着中书省一个权力机构的运转，皇帝就可以不用上朝了。
在这种权力背景下，皇帝坐在那里，不像是一个人，倒像是一个震慑人的牌位。丞相的权力也极大，真正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就连后来盛极一时的六部长官也下辖于中书省，成为其属吏。
洪武元年起，中书右丞相徐达就一直是军中的最高指挥官，直到十七年以后他死在北京城。
从秦朝创立丞相制度起，排除一些历史时期出现的波折，丞相的权力时大时小。丞相制度天生就有个缺点：那就是皇帝和丞相的权力分配问题难以平衡。别小看这个问题，因为王朝的制度，皇帝是至高无上的独裁统治，官家集团只有一个老板，那就是皇帝，所有的人（包括丞相），都是给一把手打工的。丞相的特殊性质就在于，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如果处理得不好，皇帝太强势了，丞相就会经常换人，而且有可能是换一个杀一个；皇帝太软弱了，皇权就可能为相权所架空。
一旦这种局面形成的话，朱元璋所能做的只是根据丞相的建议发发圣旨，自己根本不用操什么心。时人可以不知道他朱元璋是谁，但一定会知道当今的丞相是谁。
朱元璋出身贫寒，但当了皇帝以后，有时间他还是会学习文化的，尤其是前朝的历史。比如说这时候他就会想起宋朝时期的王安石、司马光、秦桧等，掌权时都是说一不二，风头完全盖过了当时的皇帝。他还会想到，丞相因为权力过大就有可能干预到皇帝的意愿，甚至威胁到皇帝本人的权力和地位，搞到最后，自己的地盘自己也做不了主。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不就是一个前车之鉴吗？
这是朱元璋内心深处最大的忧虑，这种忧虑促使着他将会对明王朝的权力结构做出变革。
在变革之前，让我们来看看朱元璋当初设置丞相的初衷是什么。
其实朱元璋当初这么做，也是有他自己的苦衷的，至少他是基于三方面考虑。
一是形势的需要。当时的朱明王朝刚刚建制，可以说是百废待兴，需要尽快结束连年的战争阴霾，安抚四海的生灵，巩固新的政权。而这些目标的实现，不是嘴巴说说就可以实现的，它需要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我们知道建立一套制度不是那么容易的事，需要大量的时间，更需要实践的检验。既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那就先拿旧的体制来套一套。
二是国家的需要。当时天下未定，朱元璋和他的战友们对元朝残余势力的战争仍在大规模的进行当中，同时对新附地区的统治也在进行当中。可以想象，崭新的朱明王朝的政治事务是极其繁重的，这时候最需要的是人才。人才不光在二十一世纪最贵，在任何时代他都是最贵的一项资源。这时候设立中书省，授大臣以重权，使招揽的人才尽快进入到角色当中，并能够灵活处理各种政务应对危机，可以说是新帝国发展的需要。同时这种做法也表明朱元璋对大臣的高度信任，这样容易形成上下齐心、君臣携手共成伟业的良好局面。
三是个人需要。朱元璋当上皇帝的时间还不长，随着统治疆域的急剧扩大，原有的统治经验已显出不足。也就是说在一段时间内，他还无力单独有效地处理所有的官家事务，他需要帮手。还有就是，在朱明政权的创立过程中，他的文武大臣很多人都立下了赫赫功勋。他需要根据每个人的功勋、才具和特点授以高官显职以平衡权力集团之间的利益，这也是权力分肥制的具体体现。也就是说，在新政权建立的初期，丞相权势过重，中央权力分散是权力分配的共性。
随着元朝势力一路向北败退，天下大局趋于稳定。
朱元璋认为削夺中书省宰相职权的时机已经到来，该到他动手的时候了。当然，促使他手起刀落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形势逼人。手握重权的文武官员们也开始尝试着将自己的权力触角伸向不该去的地方，这让朱元璋无法忍受。
朱元璋决定出手，而且准备出重拳。他将目标直指相权，他要借此机会将那些分散在丞相手中的各项权力夺回到手中，对官家的权力系统进行重新布局。这时候，废除中书省已经箭在弦上。
夺回相权，就意味着要动一动那些功高盖主的开国功勋，这是一件让皇帝们很头痛的事。这些在帝国第一轮权力分配中捞到实惠的大臣，想要让他们吐出吃到嘴里的食物，并不是容易的事。要知道，擅自废除行使了千年的政权制度和官僚制度，这也不符合儒家提倡的伦理道德的要求。皇帝要想坐稳自己的江山，就不能跳出伦理政治的游戏规则随心所欲。
但对于朱元璋来说，不容易的事并不代表做不到。他做出了一个假设，如果这些大臣犯下了国法难容的重罪，那么皇帝不就有可能对当下的权力配置做出调整了吗？
虽然说，德厚不足以止乱，威势却可以禁暴。对于古代官家集团来说，单纯地以儒治国，没有暴力强制机制的约束而治理好国家，是难以想象的事。
古代官家的统治观念一边宣扬着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一边又要求权力集团所代表的国家机器适当考虑老百姓的愿望和要求，按照社会公认的伦理道德原则活动。简单地说，就是要上应天意，下如民愿。从表面上看，国家机器是在上天与民众之间搞伦理调和，实质上是在统治阶层和广大民众之间搞利益调和，上层统治力量要努力为自己所实施的行为寻求一个合适的借口，披上一件让大多数人无可争辩、无话可说的伦理外衣。用一句电影台词：给个理由先。
从政治运作和伦理观念这两个角度来讲，朱元璋要从几位大臣手中收回政治、军事、财政等大权，就必须采取一种合适而有效的策略，既要让天下人觉得这事干得顺乎天意民心，又能顺理成章夺回权力，扫清官家执掌天下权柄的障碍。
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爆发“胡惟庸奸党案”，到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牵连杀死李善长等大臣，再到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的“蓝玉奸党案”。朱元璋掀起的这场权力“连环三击”持续了十多年，被卷进去杀死的文武功臣各色人等，有五万人之多。效果是达到了，可天意民心却难以说服。
其中有些人的确属于罪大恶极，自取灭亡的。譬如永嘉侯朱亮祖仗着手中的威权，恶贯满盈。但更多的人死得实在是冤枉，理由给得也是不清不楚。朱元璋巧妙地借助了朝臣之间的矛盾，将诬陷栽赃运用到了极致，他先后以谋逆、谋反、通倭种种理由把胡惟庸、蓝玉、李善长等几大权力集团全部收拾干净，直杀得刀锋卷口，史书流血。
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朱元璋将开国元勋们逐个封赏。其中有六人受封公爵，二十九人受封侯爵。李善长是唯一一个以文臣身份晋封公爵的，其他受封的公、侯则全部来自于武将集团。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春节刚过，朱元璋就借着清除丞相胡惟庸的机会，废除了中书省和丞相，将权力分摊给原来丞相管领的六部和监察机关，大幅度提升了监察机构在权力系统内的地位。在官家复式权力结构中，丞相作为官僚系统最顶端的那尊大神，在权力演变的过程中，一直与皇权进行着此消彼长的博弈。朱元璋索性将其连根拔除，为自己的继任者们“拔刺”。在对权力集团上层进行大手术的时候，朱元璋出台了一系列安民抚民的政策，力图不触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下层民众的利益，使得这次官家机构的大整顿，官家权力的大转移、大重组能够得以和平实现。
这项权力整顿运动让官僚系统内部陷入巨大的恐慌，手握军政大权的相权集团被皇权生生斩落马下，那些开国功臣被清除殆尽。
经过整顿之后的帝国权力系统，顶端成了皇帝一个人的独角戏，皇权的高度集中，官僚集团的分权制衡呼之出欲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相权被瓜分得支离破碎，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和监察机关七大部门瓜分了这块权力的大蛋糕，各部门只对皇帝负责，受皇权的直接领导和监督。它们既独立行使职权，又相互掣肘。监察机关将六部纳入监察范围，六部的给事中（言官）也可以反过来对监察机关的官员进行弹劾，充分体现出官僚集团内部权力的相生相克，这样既达到了分流相权的目的，又健全了权力结构中的监督机制。
朱元璋的分权制衡体系建立起来了，那些潜在威胁朱明王朝统治的功臣们被一个个剔除，但事情还远没有到结束的时候。虽然相权这时候被生生剥离出了权力系统，但由于朱元璋的血腥杀戮毫无节制，使得权力结构中的辅政系统损毁严重，最后到了形同虚设的地步。
这造成了一个什么局面呢？在那个复式立体化的权力系统中，官家权力机构都变成了花瓶式的摆设，看上去很美，可中看不中用。官员事无巨细都要跑到朱元璋面前去请示汇报一番，朱元璋没有拍板的事，谁也定夺不了。这就好像在一个几十口人的封建大家庭里，大事小事都让一家之长拿主意。如果一个人饿了喝碗牛肉汤，渴了泡壶龙井也要来个请示汇报，一次两次算是尊重长辈，天天如此，谁也受不了。一个家庭尚且有轻重缓急，运转一个偌大繁杂的帝国系统又岂是一个人能够忙得过来的活。
朱元璋虽然是劳模皇帝，可劳模皇帝毕竟是人不是神。他面对的是庞大的官僚机器，是没完没了的复杂政务，这让他陷入了身心俱疲的境地。
十七世纪英国政治思想家约翰·洛克认为，在君主专制政体下，对个人权利造成最大伤害的往往是国家权力，他认为人们若把财产交给专制君主来保护，无异于为防止狐狸的骚扰而甘愿被狮子吞食，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就是君主政体下政府的权力过分集中，缺乏对权力的制约，为了防范政府超出人们对它的授权，更好地保护人们的权利，分权便是必要的了。
朱元璋进行的权力整顿运动可以说是官家制度的重大变革，这项以强化皇权为目的的变革是中国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与皇权较劲了一千五百多年的相权就这样在朱元璋手里化为乌有，这也开启了明清两代五百多年的官家权力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