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把持高位显职的士族大鳄们也利用手中的权力，助长这种风气。尤其在朝廷取仕用人方面，组织上是一定要“必稽族谱而考其真伪”，用来防止庶族人员假冒。宋、齐之后，政府还专门设立了一个机构“谱局”，其实这个“谱局”很多时候的表现是完全不靠谱的。士族为了标榜自己闪闪发光的身份，还发明了一套烦琐的礼仪。例如，当时在士流官宦中间，流行一种避家讳的风气。
也就是说，在这班人面前，绝对不能舌头打滑说出他们祖辈任何一人的名字，就连同音不同字也不行，必须找其他义同音不同的字来代替。否则的话，便是犯了忌讳，搞不好就抓你去蹲班房或者暴力相向。东晋时王忱去拜访太子洗马桓玄（桓温之子），桓玄设酒宴招待。王忱因为刚吃过寒食散，不能喝冷酒，于是连呼左右将酒温一温再饮。没料到这一嗓子触犯了桓玄父亲桓温的名讳。桓玄感觉受到了莫大的耻辱，可他又不敢得罪这位望族，一时之间情绪激动，竟在酒席之上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说实话，就是王忱有所准备，一般人要想在日常交往中不犯别人的忌讳，难度系数还是相当大的。但当时也有一些高人，能够做到“日对千客，不犯一人之讳”，真是让人佩服之至。
在这种动辄就往脸上贴金的门阀制度下，士族成为当仁不让的特权阶层。比如梁武帝在对待自己的亲属和士族，不许动用法律，也就是说法律对这些特权阶层来说，是无效的。换句话说，法律只对庶族和寒门人士造成伤害。士族人员犯罪，可以得到宽大处理或者直接赦免。而老百姓犯罪，就会立马撕去温情的面纱，如该连坐的，无论老幼都不能幸免；一个逃亡，全家人都跟着“沾光”——罚做苦工。另外，士族还享有免税权，因此他们多兼营商业，赚的每一分钱都能进自己的腰包。东晋时期，山阴的豪强士族们纷纷走经商之路，用手中的权力去兑换利益。谢安有一个同乡被罢官后从广州回建康，带来蒲葵扇五万把。谢安取一把自用，不知不觉中充当了广告代言人，建康的士人们都跟在他后面争相出高价购买，该同乡获利数倍。士族还享有免役特权，也就是不用扛枪到边境站岗放哨。齐朝与北魏接境的扬、徐二州，三个人中有两个人要去服兵役。为逃避繁重的徭役，民众被迫或自斩手足，或投靠士族为奴，称为“属名”，附属于士族户下，为户主服役，比服官役稍轻。
这种等级森严的士族制度，破坏了国家的权力结构，就连组织上选拔干部既不问文武才能，也不看吏治考绩。只要有个好爸爸或者好祖宗，凭借祖上积下的那点阴德，便可青云直上，高官显贵。在当时的市面上流传一段话：“上车不落则著作（郎），体中何如则秘书（郎）。”就是说，那些士族子弟生下后，只要到坐车掉不下来的年龄，便可做著作郎；只要会在信中写两句问候的客套话，便可当秘书郎。
士族子弟生活上不差钱，政治上不操心，高官厚禄从他们呱呱坠地时就已注定，这不是命又是什么？
士庶之间的有着云泥之别，可并不代表门阀士族就强大到了没有权力软肋。比如说，当时的门阀士族的地位正在受到新兴寒门地主的挑战和威胁。这种威胁来自于枪杆子，因为这时候的军权就掌握在皇室和寒门出身的武将手中，枪杆子撑起了腰杆子。
既然士族有那么多的既得利益，庶族地主也不愿意只讲奉献、看着对方吃香的喝辣的。于是，他们也就想办法拼命往士族地主阶层里钻，而钻营的主要办法，就是修改黄籍。放在今天来说，就是修改户口本。当时的户口本是用黄纸书写，所以称黄籍，像每户家里有多少人，祖上做过几品官，担任过什么职务，有过什么军功，跟哪些人家结过亲，是和尚还是道士，黄籍上都记得清清楚楚。也就是说，谁家是士族谁家是庶族，一查黄籍就清清楚楚，因此像收赋税和派徭役等不少官差，也都以黄籍为准。
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既然有空子可钻，谁还愿意当那冤大头二百五？因此，庶族地主挖空心思想挤进士族的队伍里来，那时候想搞个士族的户口比什么都难。难归难，总还是有办法的，而且方法还不只一两条。比如说冒充士族，假报祖上有过什么军功，假冒和尚道士，增丁加口的时候瞒报户口，人还活着就在黄籍上将其注销户口……当然，这样做的前提就是必须买通管理黄籍的官吏，相当于今天的派出所户籍警。史料记载，当时只需要花一万钱（相当于今天的两千元人民币）就可以贿赂管理黄籍的官吏，把庶族改成士族。
既然能通过这样一种手段，实现农转非，于是有钱有门路的庶族人员纷纷走此捷径，造成庶族地主假冒士族地主愈演愈烈，纳赋税和服徭役的人也就越来越少，朝廷的收入自然也在不断减少。这样一来，最急的人是坐在宫里喝茶的皇帝：都去当士族了，我找谁吃拿卡要去啊？
南齐的开国皇帝齐高帝萧道成，就跟大臣们商量，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士族队伍不能再这么无休止地扩招下去，必须“检籍”，也就是做好人口普查。不过检籍刚刚启动，齐高帝就病死了。继位的齐武帝继承了他老爸的遗志，并且设立了检籍官，专门负责清查户口。
这样折腾来折腾去，麻烦就折腾大了。买卖户口，改换士庶门庭，本来是制度漏洞下人人都可以去钻的空子。可政府这么一扎紧口袋，将那些还没来得及钻进袋子里的人生生地堵在了门外。中国自古以来的法治传统，有一条约定俗成的习惯做法，叫“法不责众”。可如今皇帝较真起来，要动真格的了。政府出台的政策是：凡是清查出来的冒牌士族、假和尚、假道士，就罚他们到边远地方充军。这样一来，清查户口使得庶族地主跟朝廷的矛盾，庶族地主跟士族地主的矛盾，普通老百姓跟统治者之间的矛盾都骤然升级。每个集团都在与规则较劲，都在打着各自的利益算盘。
尤其那些已经花钱托关系办好户口的庶族地主，他们本来很享受这种“山寨版”的士族生活，可如今皇帝查户口破坏了他们的好梦，注销了他们的假户籍不算，还把他们发配到那些鸟不拉屎的地方去充军，这等于是要了他们的半条命。
于是，查户口带来的不稳定因素，越积越重。老百姓与检籍官之间不断发生血腥冲突事件，直至酿成一场声势浩大的起义。齐武帝永明三年（485年）浙江爆发了一场以富人为主体的革命——唐寓之起义。民间社会的庶人群体希望通过花钱修改黄籍来实现身份上的华丽转型，而官家集团却利用“检籍”来堵死庶族人员通往权力的这条唯一路径。富人不过是有钱的庶人，既然是庶人那就要认命，因为你无法打破“王侯将相真有种”的宿命论。这场富人革命的闹剧最后只落得一个兵败身死的下场，在那冲天的血光中倒映出的是士族豪门子弟盛开如花的笑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