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士族长期拥有政治特权，自身优越感非常强烈，而权力场上的竞争意识却在逐渐退化。自己是王侯将相留下的种，我的地盘我做主。这种自我麻醉意识让他们在权力场上逐渐丧失了战斗能力。而与此同时，庶族地主们却无时无刻不在瞪着血红的双眼盯着那根权力的魔法棒，很快他们就发现了其中的破绽。他们以武职为升官阶梯，为了打通自己上升的权力通道，庶族武官通过战场上的玩命精神来获取军功，有了军功他们自然也就有了军权，有了军权他们也就有了获取更大权力利益的资格。权力的发展也是遵循着此消彼长的规律，庶族兴起，士族必然走向衰落，魏晋及南朝的朝代更替密码正在于此。
明初文官荫叙制度是魏晋九品制的回光返照，虽然说这时候它还只是停留在纸上谈兵阶段，还没有全面推行，但离它闪亮登场也只是时间问题。到了明中叶后，在特恩荫叙的基础上又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官荫叙制度。荫叙是什么样的制度呢？简单地说就是特许皇亲、勋贵和中高级官员的子孙凭门第血统获得出身。
那么这种血统上的鉴定，靠的又是什么呢？和今天一样，靠的是士族的DNA鉴定。DNA这个东西很厉害，用来破案一破一个准，并且一个人死了几百年，用毛发就能测出你的前世。当然这里的士族DNA鉴定，并不是靠科学仪器来鉴定，那时候也没有这些先进的玩意儿。而是通过扒一扒你的祖宗八辈，看一看他们曾经留给你的是背影，还是家族的背景。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把封建官场人员的出身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不用说，就是牛气冲天的士族。第二类应该算是小姓，这批人包括所谓县姓、地方豪绅等，就是介于寒素与士族之间的阶层。由寒素升为士族必须经过小姓这个阶段，不能越级。第三类就是寒素，指素士、农、工、商、兵和其他半自由民，以及非自由民中间的奴婢、门客等等
门阀制度的风行，为士族成员把持正式权力维护自身利益提供了强有力的机制保障。门阀的大门直通官家的大门，两扇大门合二为一就可以打通权力的管道。当时官场推行的“九品中正制”徒有虚名，不但没有起到推贤举良的作用，反而成为门阀制度的助推器。这样在整个社会就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不正常现象。此风一长，让那些奋斗在基层第一线充任吏员的士族子弟也就越来越少。士族弟子不用再待在基层熬资历，他们拿着代表身份的通行证在官场之上一路绿灯。
虽然吏员的社会地位也不算差，但他们的出身还是拖了自己的后腿。
强烈的流品导致吏员的地位始终处于权力系统的最底层，甚至与那些跑腿打杂的仆役相差无几。随着科举制度的推行并日益完善，权力集团需要的人才有一部分是由科举考试遴选出来的，但这并不是文人入仕的唯一途径。
唐天佑二年（公元905年）三月，这是一个历史转折时期。当时权力集团内部掌管国家礼仪大典的太常卿的位置空了出来。官场永远不缺官员，就像江湖永远不缺漂流客。这时，藩镇节度使朱温就向当时的宰相裴枢建议，让自己的手下客将张廷范出任太常卿一职。但这个提议却遭到了裴枢的一口回绝，没有丝毫可商量的余地。
裴枢拒绝的理由是：按照惯例，太常卿应该是由当时的清流人士来充当，而张廷范只是一个身份低下的“胥吏”。也就是说，张廷范永远只能做一个打杂跑腿的“胥吏”，没有进步的可能。
太常卿一职属于文臣序列，文臣集团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正式章程。
唐末五代时期的文臣集团，是一个社会成分相当复杂的群体。在这些人中间，有的是来自昔日的名门和官宦世家，有的自身就是前朝的旧臣，有的则逢风云际会或凭借自己个人的能力白手起家。他们有的曾经从文业儒，有的生来就不学无术；有的长于治事，有的根本就没有能力处理繁杂事务；有的洁身自好，有的则谄谀无行。他们中既有儒生和文士，也有所谓的“文吏”。
宰相裴枢拒绝的理由让朱温非常生气，但又让他哭笑不得。他一直以为这个裴枢是个识大体、顾大局的人，想不到原来也是个本本主义者。难道这位宰相大人没有看清楚当下的形势，还一味地抱着士大夫病态似的“清流”主张不放？迂腐的文人，根本不懂得与时俱进。
既然在这里说到了“清流”，那么就有必要了解一下当时文臣群体的构成。因为文臣群体的构成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权力分割的内部关系——是论资排辈还是以家庭出身作为前进的阶梯。对于时人来说，能不能当官，能当多大的官，完全取决于附着在他身上的那些社会角色，与能力大小无关。
就拿那些出生在名门望族的官员们来说，他们从唐朝末年以来就一直把持着朝廷重臣宰相之位，那些高禄显位对他们来说就是自家地里产的，与别人无关。但这些重臣宰相的秘书或者谋士，则主要由那些沉浮于社会基层，经过实践检验的人才组成。文臣群体中不同类型人物之间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往往暗中互相较劲。如果不幸生逢乱世，那么这种权力的争锋将会来得更加猛烈。我们只要看看裴枢这些文人对于“清流”的推崇，就可以知道“文臣”之间的成见有多深，绝对不是一句轻飘飘的“文人相轻”就可以说得清楚。这些人虽然起家方式、素质能力都大相径庭，但他们却有着共同的奋斗目标，在同一个权力管道中生存博弈。这种在乱世中形成的同类之间的排斥打压最容易摧毁一个人的精神。
这一年的五月，天象出现星变。这种在当时无法解释清楚的自然现象，最容易被好事者拿去做文章。朝中另一位非清流宰相柳璨，此人也并非不想加入“清流”，而是清流人士认为他出身贫贱而不肯将其收编，各玩各的。柳璨就跑去跟朱温讲，朝中这些士大夫对您辅佐天子的行为非常不满意，经常在私底下议论这个事。今天天象突然出现星变，据星象专家解释，这预示着国家将有一劫，皇帝和大臣们也将有一场大难。如何避开这场灾难，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以暴力杀戮来应对骤变的天象。骤变的天象总是要为人间带来不祥，究其原因，无非是人心难测，规则难破。
朱温本来就不是傻子，他当然明白柳璨说这些话的意图。一个饱受仁义道德教育多年的文人居然开口闭口杀无赦，与他这个武夫相比，其阴损狠毒之心也好不到哪里去。
朱温心里比谁都清楚，柳璨要借他这把刀来杀人，并不是出于对他未来的考虑，而是出于自己的私心。
朱温当时并没有很快就做出决定。正在他犹豫不决之际，他的亲信，一个被清流人士蔑视的知识分子张策跳出来跟他理论。张策告诉他，你应该让这些清流朝臣们通通靠边站，他们的存在阻碍了你的前进脚步。言下之意，如果你不借此机会来一次血腥杀戮，将来你朱温就有可能成为一头名副其实的瘟猪。
这句话让朱温实在有些坐不住了，他的恶开始向胆边生。他之所以没有被柳璨完全说服，却被张策说服，最起码有两点原因。其一，张策是他的亲信，自然会站在他的角度考虑问题；其二，张策的理由很给力，符合领导的想法。张策说，不要小看这些文弱的知识分子，他们制造舆论的能力还是很高的。在还没有网络报纸电视的时代，制造舆论完全靠手里的笔或者口口相传。文人的笔不输给武人的刀枪，同样可以上演夺命好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