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权力结构中，当皇帝还处于幼年，也就是冲龄之时，这时候权力制度会出现一个有别于正常状态下的特殊时期，有点像玩“过山车”游戏。在这一点上，各王朝的表现也是各有不同。特殊时期会出现摄政、辅政与皇权的“三权”博弈，这种来自于系统内部的博弈是中央权力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往往会左右一个王朝的政治走向。
八旗的权力密码——
后金时期，清太祖努尔哈赤在尝试了各种“立储”方式后，都没有找到令自己满意的结果。在这种背景下，只好实行“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体制，说白了也就是满族贵族分权制。这种体制最大的弊端，就是限制了汗（王）的权力。在这种分权制的权力结构中，汗的权力只是担名，却并不担利，看上去很美的一个虚名而已，其手中所掌握的权力值无异于一个主旗贝勒。
努尔哈赤这么做等于是给自己的继承者出了一道权力分配的难题，在这一点上，他不如他的前朝开国者朱元璋。朱元璋是恨不得把所有威胁到自己“家天下”利益的枝节都削得一干二净，所以才取消相权，分散官僚集团的权力。后金占领辽沈地区之后，八旗各自分得了大量的土地、人口与财物。随着各自实力的进一步增强，后金权力系统内部就产生了分权的倾向，而且这种倾向随着各自实力的不断扩张而愈加强烈。分权意识的强化，让八旗内部原本靠着家族血缘关系结成的权力纽带变得越来越脆弱。这就好像一个大集团公司，刚创业的时候，股东们都非常团结，拧成了一股绳。随着公司业务不断做大，股东们手里的股份值也不断翻番，当这些股东觉得自己有本钱出去创造更大利润的时候，分权就成为每个人的心头所盼。这种来自于权力集团内部的分权意识，不仅给努尔哈赤的绝对专权造成了一定压力，同时也对自己后来的继承者们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它对后金汗权向皇权的转换，造成了致命的伤害。
努尔哈赤有过两次立嗣的失败经历。褚英身为努尔哈赤长子，战功无人可及，可以说是诸贝勒中名副其实的大哥大，成为汗位继承人也是实至名归。在确立为接班人后，他对不服从他的四大贝勒及努尔哈赤所重用的五大臣，强行压制，并以即汗位后将予诛杀相威胁。后来褚英还是从接班人的权力台上一头栽了下来，原因是他有了叛逆之心，被努尔哈赤处死。
事实上，努尔哈赤立嗣的失败原因，主要来自于八和硕贝勒，特别是四大贝勒。他们在后金正式权力这块大蛋糕中，占据了大部分的利益。作为权力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既相互依赖，又相互制约。他们只想在权力结构中保持这种均衡状态，强烈的分权意识让他们已经无法接受有人再将八旗的权力攥在一个人手里的结果，也就是他们不希望在后金的权力系统内部再产生出新的汗（王）。他们向往着能分得一块固定的地盘，永远做一个既得利益者，自己做自己的国王。在四大贝勒中，有着强烈分权愿望的当数努尔哈赤的侄子阿敏。他在努尔哈赤去世、皇太极被推选为嗣汗之际，曾经找到皇太极，与他有过一番权力分配的讨价还价，他说：“我与诸贝勒议立尔为主，尔即位后，使我出居外藩可也。”就是说，我拥你为王，等到将来你分割利益的时候，你允许我带着所执掌的镶蓝旗另立门户。
这是赤裸裸的分权主张，皇太极当然不会同意这种分权主张。如果皇太极按照这个分权要求，将诸贝勒都一个个分离出去。那么他这个“汗”，可就成了真正的虚“汗”了。
后金的最高权力结构是依托八旗构造起来的，只有当具备至高无上权威的家长努尔哈赤在位时，这种权力结构才能保持暂时的稳定。但是努尔哈赤一旦离世，他的那些继承者们，根本没有办法控制八和硕贝勒。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的提出，可以说是努尔哈赤没有办法的办法。他已经意识到，八旗垄断权力将成为自己接班人所要解决的最大难题。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规定后金的各项权力，由八王共同执掌，后金的一切收入，也由八王共同分享。这是努尔哈赤保证八王实力均衡、权力平等的做法。事实上，八王也只有真正处于权力平等的地位，才能做到相互牵制和相互监督，在推选新汗时，不会受到某一强有力者的控制与操纵。然而，这只是努尔哈赤的一相情愿，与后金的权力现状相去甚远。八王共治制的部分实施，并未能使八和硕贝勒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实力均衡。
其实我们也可以换个角度来分析，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又何尝不是努尔哈赤的私心所在。他从自己的家族长远利益考虑，可以说这是他为了家族集团利益所实施的权力分配制度。他并没有逃脱历代王朝君主的权力“血统论”，还是依靠血缘关系将八旗的权力板块连接起来。努尔哈赤试图在自己百年之后，让后金汗国的权力结构能够形成明暗结合的复式结构。明结构就是后金汗与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分权政治体制；暗结构就是后金汗与八和硕贝勒之间、八和硕贝勒之间互相监督与牵制的方式。努尔哈赤希望通过明暗两条线，以集体权威来取代个人专断，将趋于分权状态的八旗重新黏合成一块铁板。任何时候，想法都比现实来得妙不可言。
在这种形势下，皇太极接过权柄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自己老子分出去的权力再给它收回来。皇太极不断变换措施来调整共议国政体制，先从四大贝勒，再到“三尊佛”，最后才落实到一统独尊的正题上来。直到天聪六年（公元1632年），皇太极才算将自己老子出的这道难题部分摆平。也就是说，直到这时候，他才算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权力之王（皇帝）。
崇德八年（公元1643年）八月初九，皇太极突然驾崩。和他的父亲努尔哈赤一样，由于其生前没来得及立储位确定接班人。后金历经两代都没有确立汗位的传承制度，这就为王权的归属留下了巨大的可供操作的空间。一边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子弟（皇太极的兄弟辈），一边是清太宗皇太极的皇子，两大派系虎视眈眈，皇嗣成为权力架上最大的一块肥肉，争夺战一触即发。
参与权力的博弈虽然都是努尔哈赤的后世子孙，但一方是父辈的血亲，一方是兄弟的血亲。
我们先来分析父辈子弟，这一方的领袖人物是努尔哈赤的第十四子、睿亲王多尔衮。他的支持力量主要是同母兄弟英亲王阿齐格、豫亲王多铎。此时的多尔衮正值盛年，无论是在生理上还是个人权势上，都是巅峰状态。多尔衮参与权力角逐，不光有个人的先天优势，还有更重要的历史原因。努尔哈赤去世后，诸皇子争夺汗位的余波并未得到平息。努尔哈赤晚年将亲统的两黄旗的大部分各授予同母的三个幼子：阿济格、多尔衮和多铎。这种分配方案使得同母三兄弟的军事力量占有很大的优势，没有任何其他兄弟可以与多尔衮集团的力量相抗衡。但反之，这也使得努尔哈赤其他的儿子们团结起来对抗三兄弟。皇太极继位后首先夺取了镶白旗，以自己的长子豪格为旗主。满族是以黄色为尊，皇太极就将原来的正黄旗和镶黄旗改旗号为镶白旗和正白旗，而他所领的两白旗就成了两黄旗。
这样一来，阿济格领镶白旗，多铎领正白旗，成为八旗中实力最强的两旗。多尔衮和他的同母兄弟对皇太极用两白旗替换父汗留给他们的两黄旗，乃至称汗，都是非常不满的。多尔衮兄弟也多次放出话，皇太极的汗位系“夺立”。这也就是说，在多尔衮一方看来，皇太极的皇权来路不正。皇太极的突然离世，给了他们重新理顺皇权归属的借口和机会。阿济格、多铎等人趁机鼓动多尔衮夺回皇位继承权。在多尔衮犹豫之际，多铎说：“若不允，当立我！我名在太祖（宗）遗诏。”多尔衮的回答是：“肃亲王（豪格，太宗长子）亦有名，不独王也。”多铎又说：“不立我，论长当立礼亲王（代善、太祖次子）。”就在福临即位的前一天，阿济格、多铎两兄弟仍心有不甘，跪求多尔衮，一定要夺回本该属于己方的天下神器。他们期待多尔衮能够上位，这样就可以抬高两白旗的地位，释放多年来被皇太极打压的内心苦闷。
另外一派是以拥戴皇长子肃亲王豪格的一方。这一方权力集团的构成主要以礼亲王代善（太祖次子）、郑亲王济尔哈朗及两黄旗大臣为主。这些人相互串联并立下盟誓，拥护豪格。维护两黄旗的优势，以此捍卫皇权的正统。豪格也四处放出风声，“睿亲王多尔衮病怏怏的，怎么能够继承大统？”并拉拢一帮实力派，扩充自己的权力地盘。而代善、济尔哈朗的明确支持，无疑使得整个天平倒向了豪格一方。两黄旗大臣等又同心合力，誓死拥戴皇子为帝。一切看上去很美，似乎悬念并不大。
不到最后一刻，一切皆有可能。人们只把眼睛盯向多尔衮和豪格。可他们却忽略了参与这场权力博弈的第三支力量，那就是以孝庄文皇后牵头的“五宫”博尔济吉特氏集团，欲立幼子福临，以维系其家族在权力结构中的显赫地位。说到孝庄文皇后，在这里简单地说一下后金的外戚集团博尔济吉特氏集团。对于作为政治同盟的后金和蒙古科尔沁部落来说，联姻无疑是他们结成权力同盟最好的手段。说不定下一个后金的皇帝，将会是科尔沁首领的嫡亲外孙，血缘关系向来是权力集团之间最为可靠的契约书。皇太极改国号大清，在后宫实行的是“五宫制”，当时的五宫嫔妃全部是来自于蒙古博尔济吉特氏的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