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是高风险行业，孤身上路的风险性更高。投身其中，大都希望能够将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编织得更大更严实，以保证自己能够步步高升，久居官位而不衰。一个官位不论是张三还是李四来干，官家赋予其职权都应该是不相上下的。职权主要是通过官阶、品秩、俸禄、职位等来衡量的，也就是正式权力。对于官员来说，正式权力是有限的，而通过私人关系网络得来的非正式权力却是无限的。通过科举层面，得来的座主、门生、同年等这几种关系，往往会决定一个官员的权力大小。也就是说同样的职位，落在不同官员的手里，他所产生的权力值也是有所区别的。这就好像一只蜘蛛，它捕捉飞虫的能力是不变的，但是让它置身于不同的网络中，它所捕获的虫子也是不一样的，网络越大，所获得的利益也就越大。
由于科举录取存在着太多的不确定因素，这也使得那些将毕生精力放置于科场的举子对于能否及第感到茫然和焦灼。这完全不像是一场考试，更像是一场命运的赌博。为了增大及第的把握，一个举子甚至会同时向数位文官大员行卷。也就是在科举之前，将自己所作的诗文投贽给有关的官员或社会名流，求得他们的推荐和赞誉，使得自己在众士子中可以脱颖而出，最后能够顺利登科。明朝时期，行卷是一种完全放开的行为。那些文官大员在接受行卷之时，往往要面临着人情与公平的权衡，周旋于私人关系与公共权力之间。
随着官家制度的发展，座主门生关系、同年关系成为官场中的一种必然关系，这种千丝万缕的人际网络关系将正式权力结构层层包裹，想挣脱却越陷越深。这种由人际关系结成的非正式权力完全不受政治制度的限制，它可以随意越过制度的边界，将触角伸向官场的权力空间。这种不受制约的私人关系，有自己的行事标准和利益结构，有自己的权力地盘，有自己的传递管道。当它的触角伸向正式权力系统的时候，犹如一条蚂蟥将自己的吸盘紧紧地吸附在权力的躯干上，尽情地吮吸着权力的血浆。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种带有帮会性质的权力小团体也随之应运而生，也就是“朋党”。这种以私人关系为纽带的权力链，成为腐化上层权力结构的病因之一。朋党从总体说来是权力系统中的祸害，虽然它并不是全由座主和门生的关系滋生出来，但官场之内的私人关系网络在其中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
权力马甲的价值——
在《新京报》上读到过一则消息：一心想当官的郭某和金某，认识了自称某直属机关单位“某农业产业发展委员会”主任的李某。李某对两人称，可以依托自己的关系，花钱帮他们谋取一官半职。郭某、金某为谋取某地办事处副主任一职，先后向李某账户汇款九十七万余元，但随后李某就再也联系不上了。随后，两人向北京西城警方报警。西城警方将李某等人抓获归案。经查，李某所谓的“某农业产业发展委员会”这一机构并不存在，“办事处”所有证件材料均系伪造。
赵本山的小品里有一句经典台词，“小样，穿上马甲，我也照样认得你。”虽然这个案件以买官者被骗收场，但是在事件背后却传递出了两点信息：一是芝麻绿豆官的成本收益惊人。某些表面看来不起眼的官位能够捞取到的利益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若非如此，买官者又怎会心甘情愿地掏出近百万元的“活动经费”去谋求一个“某地办事处副主任”的“芝麻小官”？私底下，他们在买官前肯定有过利益的权衡。只有在评估了成本收益率和风险性的前提下，他们才肯投入血本。二是“权力马甲”的权力值同样惊人。卖官的骗子穿上“权力马甲”，就能轻易将买官者套牢，诈骗这么大一笔钱财。
这样的故事，自古以来总是在不断地上演。俄罗斯著名作家果戈理就曾经写过一部讽刺小说《钦差大臣》，描写一位地方小官员被别人误认为钦差大臣后，他便将错就错，冒充起钦差大臣来，演绎了一出饱含“含泪的笑”的丑剧。
骗子们穿上“权力马甲”，就可以玩转权钱交易的把戏。世上的“马甲”千千万，这么多人热衷于穿“权力马甲”，是因为可以借着权力的光，照亮自己的前程或者钱程。一旦穿上“权力马甲”，又没有被人识破，那么穿“马甲”者不光可以获得真正官员的待遇，更能享受到官场利益的分肥。我们不要只被诈骗案本身蒙住了双眼，其实更应该关注的是骗局背后隐藏的现实问题。诈骗案只是一场意外，参与交易者不会因为一场意外而收手。“权力马甲”在这里被明码标价，买官者只需照价付款，便能买来对应的“马甲”。交易双方在市场规则内各取所需，这是一场双方共赢的游戏，没有输家。
古代官员的权力并不仅仅限于法律条文中规定的正式权力，对权力系统造成破坏和伤害的往往是那些法律条文之外的非正式权力，有人将其称之为“隐权力”或者“暗权力”。这种带有隐性质的权力系统损害了权力行使过程中的正常秩序，也就是上下级之间命令与服从的层级关系。对于公权力（正式权力）来说，凡是和“私”字沾边的因素都要尽可能地控制。而对于非正式权力（隐权力）来说，它的扩张与蔓延，或者说它所能产生的权力值，完全是靠个人的交际网络来运转。这有点类似于癌症患者体内的癌细胞，一旦条件成熟，它完全不受控制，可以在身体内部随意滋生。这种滋生和蔓延，根本不受正式权力的约束。相反，很多时候，非正式权力却在不断啃噬着正式权力的躯体。在古代官家的权力系统内部，如果说正式权力是一个见血封喉的利器，那么非正式权力就是杀人于无形的暗器。一个是明面上的专断独行，一个是暗地里的强制蛮横。在正式权力与非正式权力（隐权力）面前，人们往往更害怕后者。也正是因为有所畏惧，才强化了人们对私人关系网络的信赖、效忠与敬畏。此消彼长，这样也就相应削减了人们对正式权力和法制程序的忠诚度。
光绪年间，在河南开封地界就发生了一起“权力马甲”案。在开封城的西南方向有一座香火还算过得去的寺院，这一天寺院忽然关门，拒绝接纳香客。好事者打听之下，才搞清楚怎么回事。原来是寺院里住进了几十位北京客人，这帮人衣着华丽，举止神秘。更让人感到不解的是，自打他们入住以来就紧锁门户。平日里只有采购日用品的人才能进出自由，尤其是禁止那些闲杂人员在寺院前后窥探流连，这样一来，更让人觉得神秘莫测。很快就有人将这一群不速之客的神秘之举举报给了当地的官府。这件事犹如一枚小型重磅炸弹，震动了开封的官场。因为当时的河南巡抚正在被京官参劾，官场内部早就在流传，京城已经派人在暗中调查巡抚。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开封来了几十位北京客人，而且行事如此诡秘，难免不让人浮想联翩。最紧张的莫过于巡抚本人，下面的大小官员也跟着紧张。因为在晚清官场，一个地方的权力系统，往往是一条环环相扣的权力链，所有的官员都生存在潜规则之中。也就是说，他们每个人都是这条链上的其中一个环节，如果一环断开，整条权力链就会分崩离析。如今朝廷要调查巡抚，他们怎能不跟着紧张？
难道是朝廷派钦差大臣下来取证的？所有的人都是这么考虑。如果真的是皇帝派钦差大臣深入地方奉旨办案，地方官员还是有所畏惧的。钦差毕竟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官员，他们通常是挟天子之权威，手里拿的是尚方宝剑。在古代官家的正式权力运行体系中，官大一级肯定是能压死人的，何况还是皇帝的代理人，地方官员不敢怠慢。钦差到地方之后，常常禁止随行人员出门会客，各官来拜，也是一概不见，这个架势显示了正式权力的公事公办原则。通常情况下，朝廷如果派钦差大臣出来办案，目的就是对地方官员失去信任，或者是地方权力结构陷入集体腐败。
巡抚再也坐不住了，他私下里派密探去寺院打探虚实。那名亲信非常尽职，寸步不离地守候在寺院一整天。一直等到天快黑的时候，才见到里面出来一个内宫太监模样的年轻人，手里拎着一只酒葫芦像是要到集市上沽酒。巡抚派出的这个密探就上前找机会与其搭讪。小太监警惕性很高，并没有做任何回应，像是生怕泄露出什么机密之事。巡抚的密探并没有气馁，第二天又准时来到寺院蹲点。年轻人走到哪里，密探就跟到哪里，还抢着替年轻人付酒钱，两人终于有了交流。密探邀请年轻人一起喝酒，两人酒过三巡就天南海北聊了起来。等到有了三分醉意之后，年轻人神秘兮兮地告诉探者：自己的主人得知河南巡抚在某某案中收了黑钱，贪赃枉法，所以特意前来密访，如果罪证确凿的话，那个巡抚可要倒霉了。这件事关系重大，千万不可说与第三者听。
密探赶紧将得到的这个消息报告给了自己的主子，巡抚听了大惊失色。第二天，他将自己辖区内的大小官吏集中到一起，前往寺院来个集体拜访。
寺院像往日一样紧闭，巡抚正待让人去叩门，忽然从那寺院里传出杀猪般的哀号，夹杂着棍棒敲打在身上的声音。折腾了半天，门才徐徐打开。只见两个差役模样的人从里面拖出一个皮开肉绽的年轻人，巡抚的密探眼尖，一眼就看出被打的年轻人正是昨天与自己对饮之人。密探赶紧附耳告诉自己的主人。巡抚和手下属官早已魂飞魄散，赶紧整理官服官帽，通报求见。巡抚等地方官吏被带进房间，见到一个穿黄马褂、戴珊瑚顶、插孔雀翎的长者。他们正要向他行礼，那长者摆了摆手，然后用手一指坐在旁边的少年，说：“这才是爷，你们可行礼。”众人抬眼看那少年，一副京城阔少模样，眉宇间隐隐有着清朝贵族的桀骜不驯。巡抚带头向少年行大礼参拜，众官员也是忙不迭地以朝廷大礼参拜，生怕慢一步就犯了重罪。少年面无表情，摆手示意旁边的长者过来。他低声向长者耳语了一番，神情极其倨傲。老人应了声，面向巡抚等人说：“我们明天就回京，不给地方添麻烦了。都回吧。”
巡抚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只好悻悻而回。回到府上，他还是心神不宁。直觉告诉他，这个小王爷绝对不是一个凡角，如果自己处理不好，就有可能栽在他的手里。想到这里，巡抚赶紧备下一万两银子于当天夜里悄悄送进寺院。
古代官家设立“钦差”制度，其实是坐镇中央、无法掌控四方的皇帝们的无奈之举。“钦差”之所以有如此威力，在于他们只对中央政府负责，不与地方官府产生过多的利益纠葛，同时钦差大臣往往操着尚方宝剑，也就等于操着“生杀大权”。有了皇帝在背后为自己撑腰，他们的胆子也比普通官员要大许多。他们可以在正式权力的范畴内，直面问题或者处理问题，尤其是对那些无视中央政策、无视国家法律的问题，可以绕开地方径直呈报给皇帝。当然，对于一个权力监督到位的社会是不需要钦差大臣的。钦差大臣只是权力失控的产物，是中央与地方权力监督出现断裂的产物，古代官家权力结构内部那些满天飞的“钦差”，不过是权力腐败的制度补丁罢了。
巡抚坚定地以为这个少年钦差是受皇帝委托出巡开封，此行的目的就是来调查自己被官员参劾案。在这里，这个少年钦差就是公共权力的正式代理人，巡抚为了洗脱罪名，不惜用一万两银子将“钦差”拉下水。对于巡抚这样的省部级高官来说，钦差大臣固然是受皇命而来，不可小觑。但他也深知官场猫腻，在晚清的权力腐局中，钦差的作用不过是用一个更高级别的“被滥用的权力”，来制约地方政府“被滥用的权力”。
钦差大臣出巡地方办案，他所代表的身份就是国家正式权力的代理人。但官家身份并不完全代表个人行为，身份就算再光鲜亮丽，也难保证私底下不行苟且之事。通常情况下，一个官员的非正式权力与正式权力是成正比的，正式权力越大，非正式权力在正式权力的保驾护航之下也会水涨船高。钦差大臣毕竟是直接受皇命嘱托，他就算有心用权力谋取私利，自己也不会走到前台和地方官员交易。在市场经济中，有“经纪人”这样一个职业。这些人都是熟悉市场变化规律，根据市场的需求信息在买卖之间起中介作用。钦差大臣既然需要将手中的权力寻租，那么就会找一个市场中介。往往这些市场中介是他的亲信或者地方亲属，这些接受委托的人就成了名副其实的“权力经纪”，他们在正式权力与非正式权力之间打开了通道。交易双方在市场规则内各取所需，这是一场双方共赢的游戏，没有输家。
第二天一大早，巡抚又率领所属地方官员在城门口摆下酒宴，打算为这帮北京城的钦差大臣饯行。可是左等右等，始终不见少年的影子。巡抚只好派人主动上门去“问安”，关闭多日的寺院大门已经敞开，那些所谓的“钦差”早就已经离开。打听之下，才搞清楚，那些人根本就不是朝廷钦差，这一切是著名骗子团伙“插天飞”表演的。这帮人专门搜集各地的官场消息，对官员的升迁和心理揣摩得很到位，然后有针对性地开展行骗，百发百中。河南巡抚担心顶戴落地，骗子团伙就有了行骗的基础，把他给忽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