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湘听了技术专家的意见，便下了决心把“平交”改作高架桥了。高架桥建成后，不仅解决“塞车”问题，列车上坡下坡也没出问题，却节省了一大笔投资。
想到这里，梁湘就这次接不接收工程兵的问题又来征求舒成友的意见了。
梁湘问：“这两万工程兵，你的看法怎样？该接不该接？”
“应该接！”舒成友明确地说。
“你的根据是什么？”
舒成友提出三点理由：
第一，特区建设的需要。原宝安县的建筑公司只有500余人，经过1978年和1979年两次大外逃后，现只剩下300人左右，年青的技术好的基本上都跑到香港去了。特区要培养自己的建筑队伍，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第二，省外和中央直属单位的基建队伍，开始进入深圳了。不过，这些队伍都是“飞鸽牌”。有钱赚便留下来干，赚钱少就到别的地方去了。深圳要有自己的基本力量才行！
第三，工程兵有人民解放军不畏艰难纪律严明等优良传统，底子很不错。
舒成友还主动提出：“工程兵司令员李人林，我熟悉。原来是湖北洪湖赤卫队领导人，曾经担任过我的团长，是李先念的老部下。”
“好吧，我写个纸条，你到北京去，代表我向李司令员汇报省市领导的两种意见，看看李司令员有何主张？”
梁湘从抽屉里取出信笺，流畅地写到：
李司令员：
您好！关于两万工程兵进深的事，省市都有两种意见。今派我市抓基建工作的市政府副秘书长舒成友来向您汇报。您是他的老领导，有什么高见，请给他谈谈吧，我们将认真听取您的意见。
梁湘6月18日
梁湘还嘱咐舒成友：“你去北京的事，不要告知别人，免得节外生枝。”
舒成友到了北京，起初住进粮食大街一家招待所里。李司令员知道后对他说：“小舒，不用住宾馆，我家里有地方，你就挪到我家里来住好了，谈话也方便。”
李人林司令员找来政治部主任张广生，副参谋长徐馨来一起听取舒成友的汇报，细心地向舒成友打听了深圳市的现状、建筑队伍、生活水平和市场物价，以及港澳舆论等情况。彼此交换意见。大家都郑重其事，足足谈了两天半。
舒成友满怀兴奋之情飞回深圳，带回李人林司令员给梁湘一封信，并向梁湘汇报与李人林司令员等人会谈的情况，把他们的看法归纳为几条意见：
第一，工程兵基础好。60年代“工改兵”（即由地方建筑公司改编为工程兵）时，年纪较大、技术较差的人，都退给地方了。年纪轻、技术好、表现好的才转到部队来。除了“工改兵”这部分人外，其余都是义务兵，也是经过政治审查，年纪轻、身体好。所以，这支队伍身体、技术等基础都比较好。
第二，工程兵素质高。这批年轻人到了部队，经过严格的思想政治组织纪律等系统教育，政治素质比地方的民工强多了。
第三，这支施工队伍，在技术人员指导下，只需一两个施工项目的锻炼，便可以成为技术熟练、实力雄厚、突击性强的城市基本建设队伍。
舒成友还说到一点，谁听了都会动心：工程兵带来一批装备和资产。它拥有各类技术干部1088人，设备总值5161万元人民币，固定资产原值6000万元，流动资金近1亿元。工程兵转业来深圳，也把这些财富无偿地带来深圳……
舒成友的汇报令梁湘听得神采飞扬，见舒成友停了口，意犹未尽地追问：“还有吗？”
舒成友迟疑了一会儿，笑笑：“还有……副参谋长徐馨来讲了一句开玩笑的话，我听了心里很有触动。”
“副参谋长讲了什么，你说说给我听听，什么话都无妨。”梁湘笑道。他心想：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即使是与自己相左的难以入耳的话语，作为一个对人民事业负有责任的人，都应该有胸怀、有气量去冷静听之；言之成理又可实现的，更应接纳。
“书记爱听，我就直说。徐副参谋长说：‘老舒呀，这是李司令员养的一个闺女，养了十八个年头，现在长得漂亮活泼，聪明伶俐，要出嫁了。这批财富是李司令员给闺女陪嫁的嫁妆。这么样的一门亲事，你们深圳还不想要，是什么人当家呀？’”
梁湘听到舒成友这番传话，脸色泛红了，笑着说：“说得有道理呀！应该说，这真是门当户对的一门亲事！”
过了几天，在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梁湘介绍了舒成友北京之行的情况，市领导们又一次对两万工程兵转业来深圳的问题展开了讨论。经过集体一番磋商，同意接纳工程兵到深圳的占大多数。梁湘环顾会场问道：“还有什么意见？”
会场静下来，没有人再提异议。梁湘便果断地拍板：“接！我们还是接下来好！尽快往北京送报告。”
1982年11月18日，市委，市政府举行两万基建工程兵转业来深的庆祝大会。梁湘热情洋溢地说：“基建工程兵部队胜利完成了调遣改编任务。从今天起，正式成为深圳市的建筑施工企业了。深圳基建队伍又增添了一支生力军。这是特区建设的一件大事！我谨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基建工程兵部队的指战员，决心扎根深圳，立志为建设特区献身立功，表示热烈欢迎和崇高敬意！”
会场上掌声雷动。
为了避免引起港澳一些人士的敏感反应，两万基建工程兵进入深圳特区时，一律不携带武器，全部改穿便服。
有了舒成友的牵线搭桥，终于玉成好事！
1982年腊月开始，基建工程兵两个整师的人员，包括七个团，两个支队司令部，一个医院等，共两万余人，以及有条件的随军家属6000人，改编为深圳市属第一、二、三、四、五建筑工程公司、市政工程公司、市机电设备安装公司和市基建职工医院（华强医院前身）。
两万基建工程兵开始了新的生活。然而，人生之旅不是一条平坦的大道，常常历经坎坷，饱受悲欢。两万工程兵的到来，如何在特区这片开放的热土上生存和发展，经历了许多曲折，谱写出一曲激昂奋进的交响乐章！
万事起头难。眼下是深圳特区初创阶段，条件差。改编后的两万基建工程兵碰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吃住问题。虽然市政府先后拨款3000万元人民币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但正规的住房和生活用水，一时无法解决，只好在深圳湾畔的竹子林和白沙岭一带，漫山遍野用芦竹、油毛毡等搭盖草棚，就近打井取水、暂且安顿下来。战士们戏称他们居住在“竹林宾馆”。
污水处理厂工地住了一个团的人。住地太小，很多人只能住在稻田、沼泽地临时搭起的棚子里。白天，棚里暑气蒸人；夜晚，蚊虫咬人，棚子周围蛙声四起。遇到大雨，一觉醒来，鞋子、脸盆等随雨水漂走，“人在床上睡，水往床下流”。
他们都是北方人，对南方的气候和饮食习惯，一时难以适应，曾闹出了许多笑话。翌年9月8日、9日，风力9级、阵风12级的台风正面吹袭深圳市时，把他们的所有住棚刮得东倒西歪，破烂不堪。
接下来的困难是生产任务不足。此时，深圳的建筑市场已经推行了工程招标、投标的做法，实行了市场竞争机制。如何改换观念，适应市场竞争机制，对两万工程兵是个严峻考验。
工程兵历来是干指令性工程，缺少竞争意识，对投标很不适应，中标率甚低。有时只好等待别的施工队接到工程后，从人家的指缝中领点活干，相当一部分人窝工。有个时期，七成人员没活干，近15000人等工。许多人只好停薪留职回家，或是临时去干些理发、挖砂、修自行车、卖雪条的活儿来维持生计。6000户家属大部分人没固定工作做，有些人不得已地去捡破烂卖，或去捡烂菜帮补勉强度日。
两万基建工程兵来到涌动着商品经济大潮的南海之滨，被卷进洪波巨浪里去，喝上了几口又咸又苦的海水，真够呛！
基建工程兵改编为市属施工企业后，面临如此困境，舒成友睡不安寝，食不知味。是不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他感到有责任帮助工程兵渡过难关啊！工程招标投标刚开步走，市政府还允许300万元人民币以下的工程可以议标，不用招标。舒成友就主张市政府扶持一下工程兵，调一些工程项目给他们干，以济“燃眉之急”。
个别领导不赞成，说：“一切工程必须通过招标投标。在改革面前，人人平等，竞争能促进步。让他们自我游泳吧！不会游水的人，到了河里，喝过几口水，呛一呛后，就学会游泳了。”
说起来也凑巧，一天早上，梁湘在市委大院门前碰见舒成友，问及基建工程兵的近况，舒成友只好依实直说，对于如何帮助工程兵摆脱困境，也说了自己的见解。梁湘神情专注听过后，认真地对舒成友说：“你讲的也是道理，工程搞招标投标，确是市委、市政府决定的。不过，事物发展总有个过程。基建工程兵刚刚步入特区，人生路不熟，一时未能适应环境，我们有责任扶他们上马送一程！学游泳也有个过程，如果把完全不会游泳的人一下子抛到大海里，定会被淹死的！我们起码抛给他一个充气水泡。”
有了梁湘这句话，舒成友便代表市委、市政府，大胆地给工程兵以大力扶持：将二线工程中5公里公路拨给他们建造，又把罗湖联检大楼、皇岗口岸、文锦渡口岸和联检楼等工程中的一部分活儿调给他们承担，并对他们严格要求，指定要有经验的工程师管理项目，工程质量和用料依照规范，每隔十天报告一次进度；还派出人员到工地检查质量和进度。
不久，梁湘又主持会议，研究市里采取什么措施进一步扶助工程兵渡过难关，决定给基建工程兵五年免税的优惠政策，又划拨了150万平方米的土地给他们开发建设。
经过一段日子的痛苦徘徊，可敬的工程兵敢于承认不足，勇于面对现实，艰苦拼博，迎接挑战，提出了响亮的口号：“不怨天，不怨地，自己一定要争气！”
他们不断改革创新，率先在全国建筑行业中实行一业为主，多种经营——包括搞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地盘管理，公司实行经理负责制，双文明承包制，全员抵押承包制，从资产承包制发展到股份制、控股公司。
他们又简政放权，压缩非生产人员，建立和健全质量、安全、财务等规章制度。他们办起了几十间三来一补的工厂，在集中力量搞好主业的同时，利用副业安置富余劳动力，使6000多户家属得到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