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梁湘贯彻“对内手拉手”的思想，还要讲讲他推行“集资建楼”这一新概念。20世纪80年代初期，深圳特区开始酝酿向内地筹借资金兴建“中国第一高楼”。梁湘接任后，更是全力支持这幢深圳地标性的大厦上马，并把它定名为“国际贸易中心大厦”，楼层由38层增高为53层，高出地面160米。他邀请了全国务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委的负责人，相聚于翠竹依依的深圳竹园宾馆。面对满座贵宾，梁湘举杯相约：“一楼何奇之有，胆敢劳顿大驾，把诸位千里迢迢请来深圳。这是因为中国有句古话‘一株梅花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深圳经济特区要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国贸大厦要成为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在深的窗口。我衷心冀望全国每个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委，都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前沿框上一个窗口。所以深圳市政府决定把原计划建三十八层的大厦改为五十三层，让它成为全国对外开放的一块阵地，成为友谊之楼，彩虹之楼。”梁湘越讲越兴奋，黝黑的脸膛更加绯红，他呷了一口茶水，率直坦诚地说下去：“既然此楼属于大家的，建楼也是大家的事。深圳不怕亮丑，建这幢大厦不够钱，得靠大家出钱帮助。说白了，今天把各位请来，四个字——‘集资建楼’。”
“我们投了资，大厦给我使用多少年呢？”某省负责人抢先问梁湘。
“三十年。这是深圳给贵省投资的利息。”
“请问要出多少钱呢？”一位胖呼呼的男士又发问。
“面积大多出，面积少少出。”梁湘笑着答。
“钱怎样交法？”
“预付四成，余下的六成分若干期付。”梁湘从容地答。
“交给我们的是座什么模样的楼房？”有人又问。
一直站在梁湘身旁的副市长罗昌仁回答道：“各位尽可放心。这座大厦的建筑和设备都要达到现今世界水平。楼高160米，是目前全国最高的楼宇，最高层是旋转餐厅，最低层是停车场，总建筑面积达10多万平方米。它不但是一座办公大楼，而且也是一座综合性的商贸中心——符合目前世界建筑的趋向。在这座高楼里，你可以用作办公、谈生意、餐饮、娱乐、消闲、住宿……”
梁湘连忙接过话茬：“像吉林的人参，苏州的刺绣，北京同仁堂的中药，上海的电子轻工产品，东北的机械，湖南的有色金属……都可以拿来展销嘛。这里将是一个万商云集的国际贸易中心……”
不久，深圳国际贸易中心大厦预付楼款，终于聚集起来了。1982年5月，国贸中心在舞狮鸣炮，笑语欢声之中破土动工了。中建三局一公司承建这座大厦，采用世界先进的“滑模”工艺，开创了三天建一层1350平方公尺楼面的新纪录，书写了当代中国建筑史的不朽篇章。在封顶仪式上，梁湘市长铲下了最后一锹封顶的水泥砂浆后，就宣告英雄的建设者们，仅用了两年时间就把这座巍峨大厦建造起来了。从此“深圳速度”传遍华夏大地。
内联企业的发展，又吸引了外资进入深圳。前来特区投资的客商，由仅香港一个地区，发展到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者由中小客商，发展到大财团和跨国公司；投资额由几万港元，发展到数亿巨额；投资项目由搞简单的“三来一补”，发展到中外合资、客商独资兴办大型的综合性的高新技术企业。
外引内联创出了世界经济特区的新模式。
1982年初冬，深圳布吉河畔，陆续驶过一百多列军车，两千多节车皮，带着北国的寒峭，捎着蒙蒙的冷雨，来自全国各地的两万多名基建工程兵部队的干部战士，穿着棉衣棉裤，背着背包行李，南下深圳，奏响了建设深圳经济特区的乐章。有人说他们是“南下大军”。
原来梁湘考虑到特区建设百业待兴，基建施工任务很重，而特区基建力量有限，经过仔细思考，又与市委、市政府“一班人”多次磋商，决定接纳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拥有2万人马的某部，从内地调入深圳特区，改编为市属施工企业，承担基建工程。这支基建工程兵队伍，成了当时深圳特区建设的生力军。
先说说这基建工程兵的历史。
基建工程兵是60年代，国家为了确保一些重点工程建设和骨干企业的正常投产，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提议，并经毛泽东主席批准组建的。
从1966年至1982年，这支队伍由五六万人发展到50多万人，参加了国家黄金、钢铁、煤炭、水电、交通和核工业等重点工程的建设，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80年代初，随着国民经济的逐步恢复和改革开放的进行，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决定撤销基建工程兵这个兵种，部队归口改编为地方施工企业。
深圳市委、市政府的部分领导，考虑到深圳缺乏基建施工队伍，想请求国务院调拨部分基建工程兵到深圳来参加经济特区建设。
可是，“好事多磨”。商调基建工程兵调来深圳，颇费一番周折。
基建工程兵要撤销，几十万人待安置，工程兵司令员李人林得知广东的改革开放要先行一步，要试办经济特区，基建工程热起来，便派出副参谋长徐馨来到广东联系，希望广东能接纳一部分工程兵。
大军南下，可不是小事。省政府领导中有同意接和不同意接的两种意见，有人认为，广东基建虽有起色，但连自己的施工队伍仍没吃得饱，哪有余粮去周济别人！要是工程兵来了，等于一碗米饭分给两个人吃！
“你深圳特区刚刚诞生，一下子便想接收两万工程兵，这副重担，一两岁的孩子能挑得起吗？”
省里也有领导欢迎工程兵进粤，他们认为：“不能囿于小山头的利益，以长远来看，让工程兵进来，对广东基建工作有利无害。”
徐馨来转而和深圳联系，深圳特区领导层也是两种意见：一种主张接纳工程兵，认为他们有着解放军的优良传统，让他们进入深圳，将对特区基建工作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况且特区百业待兴，极需壮大基建施工力量；也有一些领导人心存疑虑：深圳毗邻港澳，是个敏感地带，一举一动都会对港澳产生影响。几万名身穿军装的工程兵涌到深圳，香港澳门定会有人说：“深圳突然来了几万解放军，不知有什么军事行动？”这毕竟对港澳的稳定和繁荣有负面影响。
具体到省基建部门，有的领导人也不主张工程兵来深圳。理由很充足：广东不缺建筑方面的劳动力，深圳要多少基建队伍，省建委可以给深圳安排。
工程兵来粤的代表徐馨来出师不利，有些沮丧，不想再低三下四去求人，便打道回府，返回北京了。
梁湘对此一时也拿不定主意，此时他想起了主管基建工作的市政府副秘书长舒成友。
在梁湘眼里，舒成友是位基建工作的老行尊，做事稳重可靠，他的看法值得决策时参考。
梁湘又想起不久前，广深铁路的罗湖段，与马路平面交叉，每遇到列车经过，路过的汽车就会排长龙，马路堵塞，影响市内交通。有人建议将轨道适当提高改作高架桥式，车辆行人从桥下孔道通过以解决“塞车”问题。规划部门有些技术人员不大同意，认为搞高架桥不安全，列车上坡下坡容易出事故，主张搞“大立交。”可是搞“大立交”投资要比搞高架桥高出3倍。哪个方案为佳呢？梁湘为此特别咨询了舒成友。
舒成友对梁湘说：“我讲句实在话，这个技术问题我也闹不清。不过，几年前我在广州参加修建具有铁路和公路功能的珠江大桥，为了解决桥下能通过大小船只，铁路上层还有一层公路桥，因为坡度大，是采取延伸大桥两端引桥的办法来处理的，这里面的系数和计算办法我亦搞不清。罗湖这段铁路，南北两端延伸引线的余地很大，中间通车行人的孔道路面适当提升一点，铁路路面适当降低一点，我想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广州铁路局有位姓卓的总工程师，是广州铁路局技术权威，又是铁道部技术专家，可以请教他。”于是，舒成友把卓总工请到深圳来。卓总工察看了罗湖路段的地势和设计方案后，当面向梁湘表示：罗湖路段搞高架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