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的消费者委员会在内地可以说是首创的，它是打破僵死的铁桶式计划经济的产物，是人民生活日益丰富、提高的要求，当然也是历史的必然。
人们站在市府大院铜雕《孺子牛》面前，踏着园岭住宅区漂亮别致的连廊通道，漫步在桂木园狭长的大牌挡小街，走进宽敞明亮的邮寄包裹大厅，徘徊在宏大的体育馆工地上，在肉菜市场精心挑选嫩绿的青瓜、菜花、菜心等各样蔬菜，以及鲜鱼、鲜肉、三鸟等，坐上平稳明亮的公共汽车……人们愉悦的脸上自然流露出会心的微笑：“我们知道市长的心！”
每次上级领导来特区视察，梁湘总是安排他们到渔民村看看。有人说这是“老三篇”。他却认为渔民村是值得一看的。
在霞彩云烟里，一丛丛双层的，三层的小别墅群，一排排五彩缤纷的小庭院，盆花夹道，绿草茵茵，明净的窗户透出来音响组合播放的悠扬的女高音独唱《大海啊，大海》，四处洋溢着渔家幸福欢乐的笑语。
曾记否，这里过去是“水流柴”的蛋家渔民栖身停泊的荒凉河湾啊！
在十年浩劫中，深圳“以阶级斗争为纲”，加上大搞“政治边防”，社会生产力没得到应有的发展，人们的日子过得很艰难，青壮年们成群结队逃到深圳河的南岸去了。据说有个小村子，男性青年只留下两人：一个共产党员的生产队长，另一个是瘸腿的会计。大片田园荒芜，臭水沟纵横，垃圾堆遍野。当时流行一首歌谣：
“深圳只有三件宝，蚊子苍蝇沙井蚝，十室九空人南遁，村里只有老和少。”
梁湘记得，初到深圳，他暂时在新园招待所第四幢一个小房栖身，晚上批阅文件时，一团团嗡嗡叫的蚊子轮番向他袭击，使他无法安静。与干部谈话，嘴巴一张，就有三两只蚊子钻进口里。有一晚，招待所一位姓刘的服务员，给住房喷洒灭蚊剂，翌晨，死蚊布满地板，她将其清扫一大堆，用秤杆一秤，八两重！若不是亲眼看到，是难以相信的。
试办经济特区后，老百姓流行的歌谣是：“如今我们不同前，身上袋有三种钱，人民币来外汇券，还有港币万千千，家家盖起小洋楼，安居乐业赛神仙，花生黏糖嚼落肚，特区日子香又甜。”
胡耀邦总书记也来过渔民村视察。他边走边说地来到村党支书吴柏森家里，厅堂里陈设华丽。他坐下来朝穿一身灰色卡叽布人民装的吴柏森说：“你可以穿得更好些嘛！”
“我上年纪了，村里的年轻人都穿得很漂亮，等一会儿我叫他们来好吗！”吴柏森高兴得说话也幽默了起来。
记得1984年，邓小平也曾来过，当时早春二月，乍暖还寒，吴柏森早早就穿上蓝呢绒大衣在村口等着。他在北京开会时，有机会坐在人民大会堂的座位上远远见过邓小平，没想到邓小平今天来村里。
邓小平只是看看、听听，也不多说话。从他脸上的神情，老吴知道，邓小平很关心村子的经济收入。他汇报得简单明确，人均收入人民币3100元，劳动力平均收入5090元……
“好啊！”邓小平点了点头，笑了。
深圳的初冬，阳光和煦，草木翠绿。邓颖超抵达深圳的第二天，便驱车到渔民村去。吴柏森扶着邓颖超朝自己家里走去。
“你今年多大岁数？”邓颖超问。
“六十二岁。”吴柏森答。
邓大姐高兴地用广东话说：“你系我细佬啦！”（意思是：你是我的小弟了。）
“邓大姐会讲广东话呢！”不知谁说了一句。
“讲得唔好，六十年无讲啦！”邓颖超说着也笑了起来。
当她听到渔民村准备再奋斗五年，达到每人平均收入人民币一万元时，高兴得鼓起掌来，说：“噢，祝贺你们先富起来！”
临离村子时，她依然兴致勃勃地说：“这里渔民的生活比我们北京好多了！”
景况是喜人的，一个普通渔民的月工资达四五百元。这样的社会主义干起来才有奔头，这样的改革开放政策说起来才理直气壮哩！
梁湘是有眼光的，办好农村也是特区的一翼，而且是重要的一翼。工业、商贸、金融、科技和农业都办好了，特区才能真正兴旺。
渔民村里的人早已不是渔民了。自从深圳河被严重污染之后，浑黑的河水还能长鱼么？现在是靠挖塘养鱼。全村连同在河对岸九龙新界的插花地有近300亩鱼塘。再加上经营汽车运输、红宝石加工厂、饭店、捞海沙、电子厂，渔贸工同时发展，收入是很可观的。最近，村里又同港商合营十五层楼的宾馆、商场，投资几千万港元，还兴办电脑厂，前景喜人。因此，吴柏森才敢在邓大姐跟前说，再奋斗五年，达到人均收入万元。
的确，渔民村是值得一看的。
吴柏森是个忙人。同特区的企业家一样，他这位村党支书的时间也是按分秒计算的，找他的人都得预约。何况来村子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河对岸新界那边还有鱼塘，不时要过境看看。可他好像有了预感，今天迟迟未有出门。
在村口他同梁湘打了个照面。
“我好像知道你要来，一直留在家里待候。”老吴说得幽默。
“你资讯渠道多，怪不得村里赚了大钱。”梁湘上前一把握住他的大手，“你多久没来找我了？”
他俩是老相识。在北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他们住在一块儿，朝夕相处，有说有笑。回到深圳也常见面。梁湘即使有些时候少下村子，但他仍很关注渔民村的拓展。
“家和万事兴，市长有功劳。”老吴笑着说，一边带梁湘朝家里走去。
坐在明亮洁净的客厅里，梁湘望了望悬在头顶的水晶吊灯，笑道：“你的房子不够宽了么？”
“够了，够了！”老吴连忙说，“你来那年这花园新村还没建好哩！”
“那你为什么急着要盖15层的高楼？”
“哦！”老吴这才恍悟被对方“将军”了，他便一五一十地向梁湘谈了最近村子里贸、工、农的发展情况。他明白，梁湘很关心村子里人均收入万元的打算是否能兑现。
“有什么事要我帮忙吗？”梁湘问。上次在北京开人大会议期间，国务院召开全国十个先进单位的座谈会，会上询问大家有什么要求。在座者有的要钱，有的要物。吴柏林什么也没要，他说：“希望中央的改革开放政策不要变！”朝令夕改的苦头，边境线上的渔民村是吃够了。
“该照顾的您都照顾了啊！”老吴很感激市长的关怀。
“有什么绑要松的，你不妨说呀！”现在内地兴说松绑放权。
老吴想了想，“您可没有用绳子绑过我呀！”
在座的人听了都笑了起来。
中国人在世界上素有聪明勤奋，刻苦耐劳之美誉。可是“干好干孬工资一个样”的“大锅饭”、“铁饭碗”这些年来把中国人吃蠢了，吃懒了，“出勤不出工，出工不出力”已是司空见惯的事。
在极“左”、形而上学猖獗的年代里，人们不时听到“工资问题运动后期解决”的许诺，可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运动一个紧挨着一个，一个运动还未到“后期”，新的运动又冒出来了。为了缓解矛盾，国家又得采取多发补贴的平均主义办法。
1983年冬天，深圳市政府给广东省政府呈上报告，请求批准深圳特区改革现行工资制度。这个报告是梁湘和市委、市政府其他领导人经过长时间考虑和反复研究后郑重提出的。经济特区的建设，亟需在工资制度上打掉平均主义，建立奖勤罚懒的激励机制。
在一次会议上，梁湘对全市处以上干部透露特区工资改革的设想。他说：“搞好特区的改革，其中一条就是今年要力争实施工资制度改革。指导思想是：认真贯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有步骤地在各行各业推行浮动工资制，彻底打破‘大锅饭’、‘铁饭碗’，克服平均主义，把工资多少与经济效益高低、企业经营好坏、个人贡献大小有机地结合起来，更好地发挥工资的经济杠杆作用。”他扫视了一下到会的干部们，又接着说，“在工资形式上，总的精神是：凡能实行计件工资的都实行计件工资制。各企业可根据自己的生产特点和企业管理条件，采取不同的工资形式。在目前还不具备实行计件工资条件的单位，可以实行计时工资加浮动工资的办法。国家机关和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单位的工资改革，总的方向是实行职务工资制，即按工作人员的职务、职称规定标准，工资随着职务职称的变动而升降。改革后的特区工资水平，原则是低于香港，高于内地。”
干部们听到这个消息，不禁跃然，满心欢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