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深圳市长梁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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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计划经济的产物 (2)

为了争取上级的支持,梁湘多次奔走于深圳-广州-北京之间,反复向省政府、国务院的领导解释说:“深圳特区工资制度的改革,是要改变原来‘低工资,多补贴’的做法,把各种补贴综合计入工资额中,这样做实际上财政开支增加并不多。我们又对深圳特区的左邻右舍工资情况作了全面分析、比较。按报纸公布,1982年香港政府人员平均月工资为7000港元,工人平均月工资为1500港元,全港人平均月工资1900港元,折合人民币510元。深圳特区外资企业目前的月工资已超过200元人民币;边境农民按劳力月平均收入175元人民币,还未计算家庭副业收入。按照测算,深圳特区机关事业单位的平均月工资水平本应达200元,我们考虑到上下左右关系和留有余地,拟先确定为170元至180元。这个水平较之香港依然很低的,较之内地略为高些。”

梁湘还在汇报中着重强调深圳特区具有进行工资改革的经济能力,他说:“我们已经反复计算过了,全年增加职工工资900余万元人民币,而深圳1982年的财政收入比1979年增长3.6倍,预计今年又比去年增长40%以上。工资改革之后,特区将接着进行物价改革,可以省去对粮、肉、菜等商品的财政补贴1100万元。这样,我们深圳完全具有担负进行工资改革所需增加资金的能力。”

国务院和省政府经过多方核定,终于批准了深圳特区工资改革方案。

深圳特区的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在全国率先分别实行计件工资以及职务工资加基本工资、加工龄工资的分配制度。工厂企业职工和党政机关干部,在工资制度方面吃起“小灶”来了。

多劳多得的激励机制,把人们的聪明才智和冲天干劲充分地调动起来了。只须看一看深圳的建设工地:早晨,东方露出鱼肚白,工人们已经到场开工;傍晚,夜幕已悄悄地降下,工人们仍舍不得放下手中的活……

物价,从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起,一直是个神圣不可侵犯的“禁区”。因为物价不仅是个经济问题,而且又是一个政治问题。往往调整某种商品的价格,便“牵一发动全身”,涉及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因此这是个触动人们神经的非常敏感的问题,稍有差池,就会引起抢购风潮,招致社会动乱。这早已由一些国家出的乱子所证实。故中国政府对于物价问题,历来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可以说,物价改革是风险和难度都甚大的改革。

试办深圳特区的号角吹响后,特区人口由办特区前2万余人,一下子增加到几十万。而副食品、日用品的供应量仍按2万人的指标凭证供应,用的、吃的、穿的无不出现紧张状态。后来省有关部门虽然给深圳增加成倍指标,但仍是“杯水车薪”。梁湘着急得好像坐在火焰山上,忙派干部四处求救,还从江西、湖南等地要了一部分议价肉运回深圳,议价进货,牌价出售供应市场,差价由市食品公司补贴。然而“僧多粥少”,每天早晨肉档前都排成长龙,个把小时牌价肉就售完了。买不到肉的群众意见纷纷。

伴随着大规模城市建设到来的是三大建筑材料奇缺。比如说水泥,当时年需要量超过百万吨,而国家物资部门供给深圳的调拨指标只有2万吨。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建筑材料,特区基本建设将是“纸上谈兵”。

面对特区建设的拦路虎,梁湘和市委、市政府“一班人”认为:深圳特区既然以市场经济为主,那么,物价也应跟内地市场脱钩,而与国际市场基本挂钩,逐步实施放开。

1982年夏天,在国务院和广东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下,深圳特区勇闯“禁区”,大胆进行物价体制改革的试验。特区物价改革的方针是“调放结合,以调为主,分步理顺价格”。具体做法是:在对关系着国计民生的少数重要商品及某些其他商品,由物价部门规定一定幅度的浮动价格,以及物价保持相对稳定的条件下,逐步建立以市场调节为主的价格体制;在现阶段,允许计划价格、浮动价格和自由价格三者并存。

水泥、钢筋、木材等建筑材料的价格,在市场急需的客观形势面前,首先突破国家计划价格的框框,按市场的需求自然调节。生产资料的价格随行就市了,那么生活资料的价格又怎么办呢?

过去,深圳跟全国一样,居民们凭票限量购物。平时,一个人一个月只能吃到半斤猪肉、几两塘鱼、几两食油,吃饭也按粮票定量限制。逢年过节,每户人家只能买到一只活鸡,每个居民只能吃到几两猪肉,身体缺乏动物蛋白营养,生活过得异常吃紧。梁湘和其他市领导都意识到:价格体制改革已走到“瓶颈”,这一关隘非闯不可。梁湘“一班人”,冒着极大的风险,鼓起超人的勇气,去踩这取消票证放开物价的“地雷”。于是,深圳市对供求矛盾突出并与人民生活密切关联的生猪、三鸟、蛋品、塘鱼、海鱼、蔬菜、水果等主要副食品提高收购价格,取消农民的派购任务,同时调整了批零差价、季节差价、地区差价,拉开价格档次,实行一定幅度的浮动。这时,除了粮、油、肉等几种商品外,其他商品价格统统放开,市场调节的比重占了社会商品零售的八成以上。

部分副食品价格上升了,一些居民有意见,上级主管也表示担忧。但梁湘依旧不慌不忙,沉着对应。不久,价值规律的作用发挥了:从广州郊区来深圳支援特区建设的数千名菜农,加上先前来深圳的上万潮籍人士,以最快的速度把荒废多年的土地种上蔬菜,圈地喂猪,挖塘养鱼,加上市蔬菜部门又积极从外县组织货源,不久,市场上新鲜瓜菜和其他副食品多起来了,供求关系趋向平衡,物价迅速平稳,并稳中有降。

水到渠成,瓜熟蒂落。1984年11月1日开始,深圳市委、市政府在物价体制方面进一步迈出大步伐——在特区范围内,对粮食、猪肉、棉布、塘鱼等商品敞开供应,价格放开,取消一切票证,把粮票、肉票、油票、鱼票、布票、香烟票、火柴票等送进博物馆。与此同时,取消国家对粮、油、肉、菜、水、煤气等商品的补贴。

深圳是全国第一个这样做的地区。人们上街购物,再不需繁琐地带上各种票证,而且买多买少,随心所欲。此举在当时的中国可以说是件不大也不小的事情,对内地是个强有力的冲击波。

初时,曾有人预言:“物价犹如一头吊睛白额虎,你把它放开非出乱子不可!”可是,深圳市委、市政府的首脑们并没有被危险所吓倒。梁湘听到这个说法之后,微微一笑,动情地说了一句他常说的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呢?这个难关深圳特区闯定了!”

梁湘心中有数:早在物价放开之前,特区已经进行了工资改革,已把政府付给的各种明补、暗补物价的财政开支综合计人工资额里,从根本上改变“低工资,高补贴”的状况,职工干部们成倍地增加了工资收入。这一举措恰与物价体制改革相匹配,在经济上使居民们具备了对物价放开的承受力。放开物价体制之后,政府又加强宏观管理,既利用“无形的手”、又运用“有形的手”去调控物价。

在放开物价之前,市委、市政府还进行了舆论动员,正确引导群众,让广大群众明白,为什么要放开以粮、油、肉为代表的主要生活资料的价格;放开物价对特区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会带来什么好处,又可能出现什么负面影响;价格放开之后可能上涨的幅度,政府采取什么措施来保证人民生活不受大的影响;物价改革从眼前来看可能会或多或少地触及到居民的现实利益,企业和职工都要为改革分忧;对物价改革的压力,“政府负担一点,企业消化一点,个人承受一点”;特区人民要从改革开放、建设特区的大目标,来正确认识和对待物价改革后个人生活出现的暂时困难。

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的标准。深圳特区放开物价、取消各种票证之后,出乎人们意料:牌价上升,议价下降。农贸市场的肉、菜粮食、油料等商品价格,以每市斤计,猪肉从2元4角跌至2元2角;鲩鱼从1元4角跌至1元2角;菜心从1角5分跌至1角2分;白菜从1角跌至8分;面粉从5角跌至4角2分;大米从3角4分跌至2角9分;食油从1元8角跌至l元5角。整个深圳特区市场没有混乱,而是繁荣有序;社会没有动乱,而是安定平和;物价没有暴涨,而是趋于下降:生产没有萎缩,而是扩大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没有下降,而是上升……

深圳终于杀出一条血路,为内地进行物价改革、取消各种票证提供了经验,增添了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