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会儿，邓小平回到1号楼。邓楠对老人家说：“爸爸，您给深圳写几个字吧，老张在这里等候着哩！”邓小平坐在沙发上悠然答话：“不是已让他回去过年了吗？”
“任务没完成，年也过不好的。”
“哪有这么严重哟！”邓小平又笑着问张荣，“写些什么呀？”
张荣就把行前梁湘、吴南生、邹尔康等人的参考意见和盘托出：“比如写个‘深圳经济特区好’，或者给《深圳特区报》题个报头，也行。”张荣心想，只要是小邓平的题词，写什么都是好的，我都可以拿回深圳向市委交差。
邓小平不声不响地站起来，走到早已摆好笔墨纸张的桌子跟前，握着毛笔，在宣纸上胸有成竹地写下：“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题词内容完全超出了梁湘他们思考的范围。这是邓小平在深圳两天多来用眼视察，用心思考得出的结论，老人家是站在泰山般的高度上为深圳题词的。
当时房间里只有邓小平的夫人卓琳、女儿邓楠。张荣看到邓小平一气呵成写出时，心潮翻滚，便迅速提起摄影机，把这个珍贵历史镜头拍了下来。张荣认为这是自己一生中最值得自豪的事情。
邓小平在题写落款时间时抬眼问邓楠：“离开深圳那天是几号？”听了邓楠的回答，他把时间定格在“一月二十六日”，而当天已是一月二十九日，是大年除夕。显然，老人家的心意再明白不过了。
张荣连声道谢，忙把墨渍未干的题词拿回自己的房间，关起门来拿起一叠报纸作扇子，扇干墨渍。当他小心翼翼地把风干了的题词拿在手上时，才掂出题词的份量：深圳特区是改革开放的窗口，邓小平的题词不仅是对深圳特区的充分肯定，更是对中国实施改革开放这一伟大政策的充分肯定。张荣以无比喜悦的心情，忙挂长途电话向邹尔康作了汇报：“题词内容比我们预想的更好，等我拿回来你看看就知道了。”张荣满心高兴地连忙乘车风驰电掣般赶回深圳。
回到深圳已是华灯初上，人们早已吃过了团圆饭在守岁，贺年的鞭炮声不绝于耳。张荣捧着邓小平的题词走进市委大院，碰见周鼎。
周鼎看过邓小平的题词后，欢喜得直笑，吩咐张荣马上送给梁湘处理。到了梁湘家，才知道梁湘早已出门去慰问除夕坚守生产岗位的工人了。后来张荣找到邹尔康，托邹尔康把题词转给梁湘，他才回家吃晚饭。
大年初一的上午，张荣在迎宾馆6号楼门口遇到梁湘，便把他昨晚已把邓小平的题词交给了邹尔康的事向梁湘作了汇报，并建议速将邓小平的题词在报刊上发表。梁湘笑着对张荣说：“你这个人呀，不看看报纸，今天特区报已登出来了。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你辛苦了，谢谢你！”这时，张荣心里像是吃了蜜糖那么甜，几天来的劳累已是烟消云散了。
春节期间，全国的报纸都刊出了邓小平的题词，香港电视也反复播出。新年燃响的鞭炮、焰花，映红了深圳人的脸庞，外商们更对深圳特区倍添信心。
中央领导的鼓励，各方来宾的称誉，给了深圳特区极高的荣誉。特区干部、群众所经历的多少辛勤，多少艰难，多少委屈，多少困惑，似乎都在邓小平肯定的眼光和题词中冰溶雪化，云消雾散了。
邓小平对经济特区的肯定，像和煦的春风，吹绿了华夏大地，改革开放的浪潮在大江南北汹涌。继要求进一步办好四个经济特区的同时，党中央又作了开放上海、宁波、青岛、天津等14个沿海城市的决定，中国人民迈出气壮山河的新步伐。
每当回忆起这动人的一幕，梁湘便心潮翻滚，眼睛湿润。他倚着窗口望着眼前汗水浸润的土地、心血凝结成的建筑物、双手铺起的马路、智慧编织成的区域管道网络，仿佛第一次从明亮的荧幕上看见了深圳的明净绮丽，正如每个深圳人惊异于自己家园的巨变一样。
风雨之后，晴空万里，一只大鹏展翅腾空，搏击云天。
这是悬挂在市委市政府大楼二楼贵宾厅洁白墙壁上的一幅巨大水墨画——大鹏展翅图。那天晚上国画大师刘海粟来深圳参观，兴奋之余欣然命笔，即席泼墨，一挥而就。
深圳紧靠大鹏湾，古有鹏城之说，特区的腾飞恰如鹏程万里。
著名诗人艾青从珠江口来到深圳湾，也留下热情洋溢的诗句：“我歌颂一个新的世界，新的速度，新的改革。新的变化，新的精神。新的物质，新的文明。新的矛盾，新的挑战，新的欢欣。这是一个新的世界，每个人都应勇往直前！”
罗马尼亚共产党雅西县委书记约安·克列瑟说：“建立经济特区不仅是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尝试，而且对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也会做出贡献。”
这些赞美的语言，充满着友谊、鼓励、祝愿和期待。
梁湘市长依然默默地工作着，鞠躬尽瘁，一如既往。四年了，他把心血全都灌溉在这块土地上，让它长出了翠绿的树林，斑斓的花丛，流着清清的泉水……1984年评为全国十大新闻人物之首的梁湘，接待了一批又一批外宾，与许多记者、作家、诗人交谈，他没有一句“自白”，他把特区成就归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改革开放政策的正确，归功于邓小平主张试办经济特区的英明，归功于中央和省委的领导，归功于全国各地和港澳海外同胞的支持，归功于特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奋斗，也归功于前任的奠基。他说：“我不过是特区的普通一兵，实在没有什么好说的。”采访他，他不会给你满意的材料。但是，关于如何准确地全面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对办好经济特区的指示精神；关于特区的改革、开放；关于特区的交通、能源、电讯等基础设施的进一步发展，他有惊人的雄韬伟略，有独到的见解。
梁湘是个永不满足于现状的人。在深圳，他的身影几乎无处不见。
在他的眼里，不是历史纵向比较的巨变，而是横向拓展的差距与不足。既然接受了历史的新的挑战，就得直面世界，直面未来，就得冷静分析历史断层和社会经济的断裂，就得准确地把握速度和方向，就得抛弃陈腐的旧观念，不停顿地接收与消化新的信息。
他坐在书桌前，台灯的光圈罩在淡棕色的桌面上，把桌面分成明暗两边。他凝视着这道明暗的弧形边缘界线，仿佛所有的信息、浪潮、速度、未来的冲击，以及心理、经济、政治、历史都一股脑儿像汹涌的波涛朝他卷来。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向人们预示：人类社会正在进入一个崭新时期，近几十年内科学技术要有重大的突破，新的技术革命将兴起，整个社会生产将有一个新的飞跃。
也是托夫勒在《预测与前提》里断言：我们正感到一场经济地震的最初颤动，我们要好生准备起来才是，保守派也好，自由派也好，“右”翼也好，都拿不出答案来，因为他们一概把自己反锁在过时的意识形态的清规戒律之中了。而我们整个经济学的地下基础在移动，在断裂……
难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地下基础也在断裂，也拿不出答案来吗？不！
梁湘在沉思，他在深沉地思考深圳特区发展的战略。毫无疑问，他扔开了第一浪潮，跨越了第二浪潮，以高新技术来开发建设深圳特区。他在一次会议上宣布：深圳特区的发展方针是依靠内地，服务四化，面向港澳，通往世界。建立一个对外开放、信息灵通、反应敏捷，效率很高的外向型经济管理体制。
1984年11月16日，在香港举行的中国沿海城市投资洽谈会上，有一家香港报纸的记者问梁湘：“请问市长，往后深圳特区发展的速度怎么样呢？”
“继续高速度前进。车子已经走上快车道上，开到时速八九十公里了，如果突然停下来是要翻跟斗的。”梁湘幽默地回答。
两天后，梁湘回到深圳，在向市委常委会汇报此次投资洽谈会盛况时，也把他如何回答香港报纸记者提问的事说了。常委们听后，异口同声地说：“答得太好啊！的确是，深圳特区的车子已经开上高速公路了，只能开足马力向前行进了。”
梁湘的话是有份量的。
早在1984年夏季，市委便强调继续加紧发展外向型产品、建立外向型经济。这可以说是特区经济发展的一个战略转折，它标示着特区知识、技术密集型工业建立的起点，是向世界标准突进。这是特区经济繁荣兴旺的正确轨道，这是把特区经济纳入国际开放经济体系的必由渠道。
梁湘具有战略眼光，他决心从高的起点、高的跨度、高的技术上去开拓特区的经济。以内地工业基础、科研力量和资源为依托，引进国外资金、技术、信息、人才，开拓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工业，加快能源建设，按照“贸、工、农”的方针，调整农业布局和结构，积极开展对外贸易，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使特区真正成为“窗口”，成为联结国内外的交通枢纽和万商云集的贸易中心。
他明白，历史的进程中总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挫折和危难，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同样也可能遭受坎坷和挫折，但这并不是内在的必然。不过，从深圳特区模式的发展速度和方向来看，他确认这里不会是经济地震的震中区，也不会出现经济基础的断裂。
历史的发展会证明这一点，他确信。
荧屏上不停地显示出蓝色的数字：蛇口工业区工业产品的75%出口外销；沙河工业区电子产品有70%畅销欧洲、非洲；华发线路板厂的产品九成外销，质量获美国IPC协会认可；蛇口华丝厂印染的丝绸产品全部外销，一个月创汇300余万港元；信威纸品厂产品七成外销；穗光制衣针织厂投产一年来，产品九成出口……这些工厂使用的都是从德国、日本、美国和意大利等国引进的先进技术设备。
梁湘建议设立标准局，把标准、质量和计量捆绑在一起，这仅仅是开始。然而，人们已看到厚厚的云层的缝隙里，微微露出了一线曙光——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曙光。
一个幽灵在大鹏湾上空飘荡，东方天际呈现出一片金色的朝霞……